摘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农民增收已不再只是单一的经济数量规模增长,而是以产业结构优化、收入渠道拓展、收入动力发展等实现农民高质量持续增收,构建农业质量效益型增长模式。农民收入质量提高将表现为收入充足性的显著增强、收入结构性的有效改善、收入成长性的持续维系和收入知识性的不断强化。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可以推动农村新型数字化产业发展,拓展农民收入渠道,还可通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工具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嵌入而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工具,提高农民收入质量。未来应从战略层面提高对农民收入质量的重视,从路径方式等层面多维度改善农民收入质量,并从价值溢出层面加速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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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已不单是数量规模的增长,而是更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结构的均衡合理性,以及发展动力源的动态升级变革。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如何在提高农民增收速度的同时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拓展农民收入渠道,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和稳健性就是应有之义。从国家出台的系列文件中也不难看出,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持续加大始终着力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经过全面推进实施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但伴随而来的新问题却是收入规模显著增长情境下农民收入结构失衡的日益凸显,以及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问题[1]。在最新出台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农民收入增长中的结构失衡、来源被动和增速趋势放缓等问题统筹规划指导,以拓展农民收入渠道、稳固收入来源为核心,一是要求促进农民就业收入,通过拓宽非农就业渠道而优化收入结构,实现农民收入来源的丰富化、稳健化;二是,促进农业经营增效,以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变革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速发展,加大村办企业力度以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并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村经济提质增效,实现农民增收渠道的同步扩张。三是,从农村产权建设层面要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以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使用为切入口加大城乡融合互动,加速城市优质资源和产业向农村地区流动,也推动农村优势资源要素以新方式嵌入城市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针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特殊情况与具体问题,要求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以保持农民持续增收态势。可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农民增收更强调以产业结构优化、收入渠道拓展、收入动力发展等构建农业质量效益型增长模式。
二、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内涵与本质
既有研究中关于收入质量的界定多从过程、渠道、要素与特征等层面入手[2],可行能力理论进一步指出,在特定目标追求指引下,个体在展开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会因为不同的能力水平而就机遇判断、机遇获取、路径构建等采取不同的策略。若将收入增长作为农民发展的目标之一,那么,其为实现该目标将采取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具体行动过程就可反映农民“增收能力”[3]。综上,农民为实现收入增长这一目标,其是否能从结构、要素和可持续性共同着手,最终实现数量规模的稳健向上趋势就可反映能力水平高低。换言之,可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等方面认知和评估农民收入质量。
(一)收入充足性
农民收入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其收入充足性,反映个体收入总量能否满足正常生产生活资金需求。农民收入充足性越高,则其推进生产、扩张规模、提高生活质量时就越从容。更进一步的,收入充足性又可以消费支出为界限分为收入的绝对充足和相对充足,前者指收入规模数量的绝对增长,后者指农民在进行正常消费支出、满足日常开支后,还拥有剩余资金可进行储蓄、投资或应急管理等。农民收入质量越高,则收入充足性也越高,预示着其不仅日常生产消费正常开展,且可留存相当数量资金进行其他资本活动,以进一步丰富个体收入、保障高质量生产生活状态。
(二)收入结构性
高质量收入增长强调资金数量规模的上升应建立于多渠道基础上,是多元模式结构下各类资金的稳健、均衡上升,即收入来源不仅要多元化且各来源比例及相互关系需保持合理性。农民收入结构是否多元化、稳健化、合理化将直接影响其生计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党中央一再强调农民扩源增收,正是意在改变长期以来的单一化收入渠道,分散农民生计风险和发展的脆弱性,避免对传统种植业的过度依赖。而从农民所处环境来看,城乡融合趋势的日益加强也要求其必须通过参与社会化生产、提高自我社会服务能力而扩大收入来源。越是丰富的收入来源,越是可以强化农民社会参与度,也越能享受发展红利继而提高获得感与幸福感,而越是维持单一的收入来源结构则越是容易加大贫富收入差距。可以说,农民收入来源越多元、比例越合理,则城乡收入越平衡,农民收入质量越高。
(三)收入成长性
短时间内的收入数量规模绝对化上升并不一定带来农民收入有效增长,唯有保持收入增长趋势的长期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收入高质量增长。收入成长性即反映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稳健性与连贯度,农民收入成长性即农民保持自我收入稳定增长态势的能力水平。而结合上述关于收入结构的论述可知,有效、稳定的收入增长应建立于多元资金渠道的同步上升,从农民收入构成来看,则应以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共同上升保持收入成长性。结合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尤其强调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健上升,即促动农民通过拓展雇佣劳动关系获得更大收入以实现财富积累,进一步丰富农民收入来源而维系其持续稳定增长态势。
(四)收入知识性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工具嵌入生产生活的力度日渐增强,先进设备层出不穷、知识更新更为迅速,农民想要实现收入增长态势的持续稳定,不仅有赖于收入结构的丰富多元,还强调生产过程中知识要素的使用广度与力度。机械化、智能化程度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总体规模,更决定了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性[4]。从这一层面来看,农民收入质量提高即强调收入构成上的知识性、智能化程度。更直白地说,即关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单位生产率的提升、总体规模收入的增长,是否建立于生产模式、生产结构以及生产力的智能化转型基础上,是否改变了传统的高能耗高投入模式,这将直接决定农民的经营能力和工作能力。不仅如此,农民自身掌握的知识越丰富,对于先进要素的吸收与运用就越充分,收入的知识性也越好,自我收入质量也越高。
三、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作用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以农村数字化基础设备投入使用的强化为基础,以加速农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为核心,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着重于农民现代信息技能提升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这不仅可以推动农村新型数字化产业发展,拓展农民收入渠道,还可通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工具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嵌入而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工具,提升农民收入知识性。
(一)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充足性
数字乡村建设首先可通过优化农村基础设施设备而改善整体生产条件,通过引入先进数字化工具加速农业现代化;其次,数字乡村建设所带来的更丰富信息还可拓展农民视野、提升农民专业技能,提高农业整体生产效率而实现收入有效增长;最后,在数字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还可实现城市先进产业与要素向农村的流入与转移,统筹布局、协同发展而改善农村整体产业结构,丰富农民就业领域与渠道。这将直接带来农业生产规模与利润收入的同步增长,实现农民收入充足性的显著提升。且基于更为丰富的收入来源渠道,农民收入不仅绝对量充足,稳健增长趋势的持续有效维系还将保障其日常支出消费外,获得更多剩余资金以从事投资、储蓄等活动,实现收入相对充足性的同步提升。而高收入充足性即意味着更高质量的收入获取与维系。
(二)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改善农民收入结构性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单是加速传统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升级,更在于通过引入先进设备、先进理念而加速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发展,还着重于通过数字平台建设和数据资源使用促动城乡资源充分、平等流动,加快构建更为完备的农业产业体系,加速农村三大产业融合。而无论是传统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现代化转型,还是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所带来的更大市场空间领域和产品供给,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对于农民而言都预示着更大的生产领域选择与更丰富的就业空间。这就可使农民逐渐摆脱对传统单一生产模式的依赖,其可根据自身优势特质与发展定位或是选择非农就业,或是扩展自我生产规模与涉足领域,最终实现收入结构优化。在数字技术与数字信息日益普及与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农民所接受的更丰富咨询与技能培训也使其具备了从容选择和动态转型升级的基础条件,这将进一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性,实现其收入高质量提升。
(三)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优化农民收入成长性
更为丰富的收入结构建立,意在实现农民收入来源得更为多元、稳健与合理,继而持续稳定的保持收入增长态势,这也正是党中央加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伴随数字化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民可选择的生产模式、生产领域、生产要素日渐丰富,其通过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获得的经营净收入也就越高。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推进将同时加快村镇企业发展,也可进一步拓宽农民进城务工渠道,这就可使农民工资性收入显著增长。伴随农民收入充足性尤其是相对收入充足性的提升,其对于家庭剩余财富的配置也将越丰富,由此实现家庭财产净收入增长。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救济与补贴措施日益完善,这又会带来农民转移净收入的有效增长。如此丰富多元的收入渠道也就越能保障各类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继而有效保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态势,农民收入质量也就越高。
(四)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强化农民收入知识性
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提升农民现代化信息技能、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体到微观层面即意在加强农民现代化技能培训,和先进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这就必然改变传统高能耗高污染模式,代之以更具智能化和知识性的现代路径方法。农业领域单位生产效率的提升将植根于更为先进的生产模式上,农村产业链延伸则有赖于三大产业融合深度与方式的不断创新,这都将加大知识要素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嵌入力度与主导性,继而带来农民收入知识性的显著提升。即现代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模式构建,无论从生产关系、生产力角度来看,还是从农民有效参与性来看,都尤其强调知识要素的主导性效应发挥,这就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必须以对知识要素的更充分利用为前提,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层面提高对农民收入质量的重视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与认知农业农村发展,就应意识到其已不单强调农民收入规模的增长,还更注重收入结构、收入来源和收入增长态势持续稳定维系,这将直接影响农业农村发展定位和策略制定。以农民收入质量提升为目标,在未来发展中就将更重视数字乡村建设的引领性效应,农民将更深刻理解数字工具推广和数据要素使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基于此,一方面,从农民收入质量提升入手,对宏观性的数字乡村建设以更微观、更关联农民生产生活持续性改善的角度进行解读与推进,引导农民将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制定实施的数字化建设策略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转型措施,关联于自我收入结构、收入来源和增收态势的可持续性上,继而提高农民参与数字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村镇党委等在制定数字化转型具体策略措施的过程中,应将影响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各层面纳入考量与考察范围,以农民收入质量提升为切入点,强化数字乡村建设措施的务实性与区域契合性。既完善宏观层面的乡村建设方案,也持续改进农民收入质量长效提升的支撑保障机制。
(二)从路径方式等层面多维度提升农民收入质量
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多维度解析为后续优化收入结构、提高收入规模、改善收入来源、强化收入知识性含量具有启示性和指导性,可更为精准具体的聚焦农业农村发展的各层面而有的放矢、区别施策。首先,以提高收入充足性为基础,将农民增收更为具体的落实于收入相对充足性的显著提升,在保证整体收入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就农民可用于储蓄、投资的资金额度进行优化,进一步夯实农村发展基础;其次,以调整农民收入结构为核心关键,针对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的结构失衡现状,加大非农收入占比、扩大经营性收益获取,在推进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同时,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和农村服务业发展,助力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业态;再次,以丰富农民收入知识性为牵引,既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硬件条件,也注重农民受教育程度提升、加大常态化专业技能培训,并加快普及数字信息知识,以培养高素质农民为首要目标全面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最后,以农民收入持续成长为目的,统筹城乡产业一体化布局,以农业现代化为指引加快数字产业、智能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并以此强化农村全产业链韧性,构筑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
(三)从价值溢出层面加速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与共享
提高农民收入质量涉及知识要素的更全面使用,以及数字技术与设施的优化建设,结合我国区域间在发展速度、发展效果上表现出的差异性,应加大优质资源要素的价值溢出效应,实现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带动牵引,共享发展红利、实现整体农民收入的均衡稳健提升。一方面,完善农民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东部地区优质资源要素、数据要素向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流动。农村地区自身在精准定位优势特质的基础上应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在粮食主产区应加大补贴力度,增加转移性收入;在具有地理优势、邻近城市的村镇则应加大新产业、新动能培养,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和经营性收益,实现各区域间各村镇间协作互动、平衡发展。另一方面,为加大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在生产力、生产要素上的帮扶,还应从制度层面完善各要素跨区域流通的保障机制、交流协作机制和政策联动机制,加快构建多中心区域协同发展网络,放大先进农业产区、城市地区对周边村镇的辐射带动效应。
参考文献:
[1]张良,徐志明,李成龙.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03):82-94.
[2]申亮,刘浩.财政压力、税收竞争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质量[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24(06):32-47.
[3]杨少雄,苏岚岚,孔荣等.农民收入质量:逻辑建构、测度评价与动态演进[J].中国农村经济,2023(08):18-36.
[4]李明.“数字乡村”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3(10):36-37.
基金资助:河南省社科联课题“河南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研究”(课题编号:SKL-2022-2593);
文章来源:杜雨芳,韩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影响及策略优化[J].农业经济,2024,(08):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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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农业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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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经济
国际刊号:1000-6370
国内刊号:11-1883/S
邮发代号:82-257
创刊时间:1982年
发行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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