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业发展，为城乡产业要素流动提供了条件。国家开放了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推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促进了城乡交流，世贸组织的加入让城乡互动加强。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政策，废除了农业税，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推动户籍制度变革，降低城乡建设成本，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农村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集聚、农村城镇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城镇数量不断增多的过程。乡村振兴是为了人的发展，政府需要协调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节约土地资源，大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导乡村市场主体发展，实现经营产业化，采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引导市场规范运行。

一、乡村振兴要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要推动农村工业化提升，提升城乡公共设施和服务水平。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只有解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升级改造。

（一）促进产业升级，发展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

改革开放后，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业发展，发展消费品工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工业化方针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全面推进工业化。政府允许个体工商业发展，允许居民自谋职业。国家扶持乡村市场主体，提高农产品价格，提供更多消费品以满足居民需求。现代服务业是产业结构演进的结果，是现代科技和先进管理模式促成的。随着产业升级，服务业将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城镇化的引领产业和主要产业。现代服务业强化了城市的聚集效应，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通过实现公共利益合理分配来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制度变迁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医疗均等化促进城镇化进程；二是教育均等化促进城镇化进程。信息技术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构建智能化平台来实现的，信息技术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让社区居民生活更舒适、更便捷。信息产业通过带动信息消费、提升传统产业来促进城镇化进程，提升城市的经济水平，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变化在整体上对中国农村地区的服务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在控制变量上，对外开放程度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1]。信息资源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和数字电视等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互联网和手机等移动终端促进中国城镇化质的提高，数字电视促进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中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开放性、远离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等特征。开放性具体表现在技术开放、信息开放和资金开放等三个方面。远离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

城镇化过程既是城乡两极化过程，也是空间非均衡发展过程。城镇化在初期并没有促进农民增收，反而加大了城乡差距。农村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城市也有很多失业人口。经济增长方式向技术型转变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也引起下岗职工增多。“新型农村城镇化可分为身体城镇化、身份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三种模式”[2]。城市能承载的劳动力数量并没有增长，大量流动人口让城市负担很重。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协调，大城市规模大，劳动分工不合理，产业结构不能互补，城市基础设施布局不协调。城市发育不完全，承载能力不足，难以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大城市聚集效应不强，小城市发展不快，没有发挥聚集和辐射功能。长期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大城市病、小城镇发展不足。

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推进制度改革，采用电子化政务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需要完善的制度配套，消除城乡隔离政策和制度偏差。市场体制能促进城市结构优化，需要促进城镇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3]。城镇化需要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吸引外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收入差距加大，导致需求结构变化。居民的高需求与较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供给结构不匹配，应该发展中等技术产业，积极参加全球分工。国家要发展高新技术，推动区域协作，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构建合理的城市空间体系，用工业化刺激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改变农村面貌。

（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改革开放推动小城镇发展进入新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剩余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允许发展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恢复发展城镇集市贸易；乡村市场主体推动了小城镇发展，推动了农业专业化协作，农村贸易更加集中，推动乡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中国农村经济集约化程度不高，延缓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城镇化的主体形式是小城镇发展模式，中国也一直倡导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建设，不断控制大城市规模。小城镇在全国的区域分布是不平衡的，主要分布在对外开放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城镇化要推动农业现代化，优先发展重点集镇。“消除城乡发展差距、疏通城乡循环堵点，应以推进城乡双向开放为切入点，尽快打通农民进城通道和市民入乡通道。”[4]政府要促进社会由二元向一元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创新建设机制，加强土地利用规划，需要政府、农民、社会都参与其中。政府要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就业，保障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深化用人制度改革，促进人才流动。

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惯性较强，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镇化滞后，需要经济社会平稳转型，采用人本主义推动制度革新。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人口城镇化，解决隐性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候鸟性质，主要是为了收入，年终会返乡。中国农村外出人员众多，大批农民跨省打工，促进了经济发展。迁徙自由可以保障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能解决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能促进多元化户籍改革的探索，推动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促进全新的户籍管理模式，完善户籍管理的法规。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排斥在城镇化之外，让大量农民工由于理念和传统体制等原因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农民工拥有平等就业、公共福利等权利，应该给予农民工更多权利，放开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让其成为真正市民。民工潮不断涌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活力，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促进了社会转型。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是国家希望所在。城市失业人口增加不是农民工涌入导致的，事实上很早就有隐性失业人口问题。隐性失业人口问题的暴露，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农民市民化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发展，促进形成公平的就业市场。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具有就业互补性，促进了就业结构优化，推动了劳动细化，促进了动态竞争。政府要建构统一开放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发挥市场机制分配人力资源的作用，培育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政府要加强法治建设，改变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提高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切实服务于农民工。

（三）满足农民的基本诉求

市场经济能推动农民和市民具有一样的权利，推动农民主体意识提升，寻求个人权利。城镇化能推动城乡现代化，转向工业文明。现代化要追求经济理性，尊重农民权利诉求。只有满足农民权利诉求，才能让城镇化动态平衡发展。改革开放后，国家顺应了农民的需求，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了改革，促进了生产力进步，促进了农民外出务工，为乡村市场主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加了农民休息权，提高了农民择业自由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和养家糊口的要求是农民流动的基本因素。城市需求劳动力也是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基层民主，增强了村民自治的意识。村民自治促进了农村民主权利的发展，促进了农村民主选举，提高了农民法治观念。只有满足农民权利诉求，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城镇化平衡发展。只有保障农民权利，才能更好整合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类资源，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农民权利诉求能影响城镇化中的制度设计，促进自由、平等意识发展。农民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诉求。制度设计需要回应这三个方面的诉求。农民权利诉求影响着城镇化发展目标，也能为政府带来利益。中国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的增值收益大都归政府所有，政府征收土地时是一次性支付的，而土地的增值收益却是长期的，政府可以通过经营权转让不断获得收益。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方面享有不同的待遇。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农民对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易，促进了农村发展。城乡还存在二元保障制度，城市居民能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而农民很少享受到企业的基本保险。城乡居民在教育方面差异也很大，应积极推动教育公平，确保农民的子女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城市要有便利的管理服务和良好的经营理念。理想状态的城市应该是集约型的城市经济、自由流动的人口迁徙和各方面的科学发展。城市应该以历史文化为魂，提高城市文化竞争力，注重文化建设，采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加强全方位的服务。政府要大力促进农转非，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促进发达地区先完成城镇化。需要增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建立相关制度配套，推广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二、乡村振兴要继续高质量地培育乡村市场主体

乡村振兴要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不能强迫农民迁移到城市，农民会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是否去城市。政府要采用各种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民进城，而不是强制撤村并镇。政府要允许农民自由迁徙，促进农民自主生产，加快乡村市场主体发展，推动农民就业。

（一）高质量地培育乡村市场主体，增加就业岗位

乡村市场主体涉及经济环境、地理空间的转移，必然伴随着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地理结构的转变，能促进农民职业转换，提高农业劳动效率。产业结构和交通条件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直接影响。经济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空间溢出效应。“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也许并不在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5]。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去企业打工。乡村市场主体的发展推动了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种所有制、企业改革、集市贸易发展，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乡村市场主体发展，允许农民流动，让农民居住在城市。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获得了法律承认，导致身份体系有所弱化，让个人更追求自由、平等。国家要引导乡村市场主体向小城镇集中；重点发展区位条件好的、有乡村市场主体基础的、有一定市场规模的小城镇，推动小城镇由粗放向集约发展；逐步采用市场体制推动小城镇发展。发展乡村市场主体不能一拥而上，而要根据当地条件集中发展，让小城镇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地区商品集散地。乡村市场主体的发展能推动农村工业化、就地城市化，促进城市数目和人口大幅增加。政府要加强城镇规划，改造现有小城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乡村市场主体规模。

乡镇管理体制导致一些农民被统计为市民，城市人口一定是非农化的，但被统计为市民的很多可能是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有两亿多人，主要是青壮年，特别是已婚的青年男性。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停留超过四年。半城镇化的人口增加，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城农民工文化程度低，就业收入低，缺乏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差，主要依靠亲戚介绍，交往也仅限于老乡。半城镇化呈现在市民权利、日常交往、社会认同等方面。政府需要大力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实现完全的城镇化，要不断推动经济政治制度改革。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有市民化的意愿，希望留在城市，不愿再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市民化需要城市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成本是需要购房和稳定收入；政府的成本收益是需要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改革户籍制度等利益关系。政府也能从土地经营、农民消费中增加经济总量。政府要切实保障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权益。新农村建设应该坚持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科学规划、有序推进、系统整合等原则。就地城镇化是发达的乡村凭借经济发展转化为城镇，是在农村居住地通过生产、基础设施完善，让农民过上城市生活。

（二）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

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的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现代化并不能同步发展。受制于传统体制，农民很难成为市民，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城乡二元体制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让城乡居民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中国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农民生活水平获得了一定的提升，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能满足现代化大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既制约了城镇化发展，也制约了劳动力资源向大城市的转移。第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村人口占比很大，需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帮助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有满足感和获得感。第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普遍较低，农村的教育水平较低，一些学生不能完成义务教育，缺乏基本的知识和技术，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就业竞争力低，再就业困难。第三，一些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技能较低，不能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一些农民的思想观念仍非常保守，不能跟上网络信息时代的要求，没有先进的技术知识，制约着农村向现代文明迈进。第四，一些农村劳动力的现代知识缺乏。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较落后，农民看病难。第五，政府缺少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培训的长期规划，没有意识到教育培训对农民的重要性。

新农村建设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体制，让更多人有了就业机会。失业人口增多并不是因为农民抢了市民的饭碗，而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第一，农民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城市的大量工作都是农民承担的，农民是凭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得报酬，让市民有时间从事别的活动。第二，农民和市民的劳动竞争，打破了市民对就业市场的垄断，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发展了城市经济，达成了效率和公平的结合。城市经济发展了，对市民也有好处。第三，农民市民化带来一部分人的下岗，只是原来生产过剩和生产效率低下的呈现，是就业岗位不足和生产力水平低带来了一部分失业。一部分人的失业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然结果。第四，农民市民化能够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让企业利用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实体经济。第五，农民市民化有利于人口流动，有利于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迁徙，更好地调节城乡人口，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统筹城乡规划、城市发展模式、城乡人口流动等，农民进城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农村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6]。进入2000年以后，政府认识到农民的重要作用，逐步用法规允许农民进城，同时变更户籍制度、产业政策等，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真正成为城里人。

中国是农业大国，市场体制不完善导致人口城镇化质量不高。古代社会人口流动一般出现在战乱、逃荒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徙，农民被排除在城镇化之外。改革最先在农村进行，但城乡二元体制仍限制着农民流动，束缚城镇化进程。农村有大量的隐形剩余劳动力，因为体制被限制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推动了政府改变思路和体制转变，逐步消除隔离的户籍制度，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迁移方向是农村到城市，农村人口城镇化能够拉动农村消费需求，提高农村经济规模。政府要加快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体系改革，推动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取消户口带来的差异，确保城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的公平。政府要引导生产出多元的需求，推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资，取消各种税赋；要提高执行力，建立高效、廉洁、透明政府。中国城镇化快速提高，促进了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城镇化中城乡有不同发展规律，要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城镇常住人口统计中包括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无户籍人口，一些农民也被统计为常住人口。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下，牵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用城市经济反哺农业，让农业从小农经济转变为产业化经济，实现农业市场化，提高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生产，需要实现市场配置的集中性的规模化生产，这需要土地产权的买卖、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村城镇化模式的概括为‘苏南模式’与‘珠江模式’”[7]。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然是沿着城市产业集中化的路径进行的。中国土地资源紧缺，耕地尤为不足。正如没有零污染的经济发展一样，也没有零浪费的城镇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城市与农村经济的统筹发展，缩短城乡时空距离。中国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推力大于拉力，地方化效应大于城镇化效应，城与市不均衡。损害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占用了很多耕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城市区位利益的损失，带来了经济结构效率的损失，导致低水平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国家希望农民离土不离乡，但更多农民离土离乡去大城市打工。中国城镇化有制度背景，农村率先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促进了非农产业发展，对城乡隔离有所消解。乡村市场主体粗放经营，成本效应不高，城市的开发区也占用了耕地，需要促进城镇化模式的融合和替代性对接。

三、乡村振兴要高质量地推动城乡融合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城镇化步伐，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城乡要素流动、人口迁移都应该由市场主导，而不能用行政人为限制。小城镇建设要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融资渠道，推动基础好的小城镇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小城市。

（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化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居民获得平等权利，让人口自由流动。人口流动能促进城镇化持续发展，促进阶层结构更合理，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用制度激励个人创新，推动城乡经济持续繁荣。政府要消除个人发展的制度障碍，赋予每名公民公平发展的机会，实现个人生活梦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维护农民主体地位”[8]。就地城镇化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变革，政府需要处理城镇化导致的乡村问题，需要提高农业竞争力，提高土地规划和产出，加快农业现代化，保证农业产出。政府还要关心留守人员，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改善留守人员生活条件。政府要完善文化建设、基层法治建设，发展特色农业，确保乡村社会在城镇化中平稳转型。政府要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区域发展，利用小城镇推动城市化。

城乡要打破居民身份壁垒，形成完整的一体化社会。首先，要统筹各类城市的发展。大城市具有更大的经济聚集效应，要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中小城市起到连接作用，是区域中心，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地；小城镇贴近农村，能对周边农村的城镇化起到示范作用，与农村的关系最紧密，能把农村产业调整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进来。小城镇能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而在具体的实施中，则要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实际出发”[9]。政府要统筹各类城市的发展，推动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政府要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网络结构系统，建立大城市被小城市拱卫的互补城市群，最大限度地发挥每座城市的功能。政府要将城市群作为整体研究，统筹全国城市群的发展，做好城市群的规划，而不只是限于单座城市。其次，城镇化要统筹城市的未来发展模式。统筹城市发展模式就要厘清城市人口和城市区位的关系，考虑城市人口的聚集方式，充分满足城里人的需求，充分发挥城市优势，减少城市问题。解决城镇化问题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把市民的需求作为城市规划的出发点，既提供就业机会，又满足消费、教育等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减少城市问题，建立科学、节约、韧性的城市发展模式。

西方经济学家芒福德提出城乡有机结合的思想，主张城乡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10]。北京模式在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扩展过程中主张城乡布局一体化，带动郊区发展。上海模式的城乡二元结构不突出，资源不再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市场机制推动农村城镇化步入正轨，城乡产业布局日益合理，郊区城镇化发展迅速，旧城改造和郊区开发结合，促进了农村城镇化，郊区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改善了投资环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重点扶持郊区工业，发展多元投资机制，鼓励城乡跨区域协作发展，制定城乡总体规划。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聚集，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小城镇、建立开发区、推动乡村市场主体，促进了城市化发展。中国新农村建设速度比较快，但仍存在管理水平低的问题，空间结构仍需优化，城镇功能仍需完善。不能盲目追求城镇人口增加和面积扩大，而是要提高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水平。户籍制度改革要引导劳动力自由转移，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城乡制度转变，需要市场配置资源而不是政府强制，尊重居民的基本权益，实现城市结构变迁。政府要采用新型工业化，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发挥人口多的优势。

（二）大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实行工业辅助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征收了农民较多东西，而给予的较少。加快农村市场建设，让农产品有销路通道，提高农村需求，促进农村技术、服务、文化水平。“以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实现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方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11]。新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要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政府要加快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转化，培养技术型农民。政府要提高机械设备在农业中的应用，推进农业机械化、市场化，培育农业合作组织，改变小家小户的耕作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城乡协调发展要维护农民基本权利，促进城乡居民权益均等化。政府征地要依据市场给予农民货币或补偿。应避免对农民的乱征地，失地农民失去基本生活资料，如果不能找到工作，生活质量下降，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农产品买卖中，不能用行政手段压价，要依据法律和市场维护农户利益。

新农村建设要合理规划村镇建设，促进农村产业转型，拓展农村市场体系，注重机制的创新。新农村建设需要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支撑，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农村能源是新农村建设重要推动力量；农村人力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技术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教育是新农村建设和现代文明接轨的基础；卫生条件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农村发展模式要坚持生态循环型、旅游休闲型的建设。农村具有丰富的可挖掘的旅游资源，可以利用已有的农业基础。新农村建设要依靠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县域是进行相关实践的最佳地域单元”[12]。政府要解决农民切实困难，建立最低社会保障和农村养老制度。在农民养老问题上，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行新农保，提高农村养老保险额度。在住房保障制度方面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构建住房保障的法律支持，把城市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供给对象。农民城镇化需要加大公共投资，切实解决农民的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构建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以生态优先、以人民为本的新型城乡关系。近年来，政府对于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大力投入。除了对于水源、土地、空气、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保护，政府还加强了对污染环节的监管，对环境违法行为予以高额罚款，从而降低了乡村市场主体污染环境的行为。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中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农民众多是实际国情。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仍不足。农民市民化能促进竞争和创新，促进生产进步，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市场比行政更具有创造力量。“要努力发挥各个层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推进管理和介入机制的多元化，鼓励介入方式和介入行动的多样化，全面提升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平”[13]。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就业有互补性，农民大多从事低端加工业和服务业，这些岗位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人力资源的差异，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细化，技术人才供不应求。乡村市场主体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劳动市场的雇佣总量增加，促进了三类农业经营者———农户、农村专业合作社和以私有产权为主的现代农村企业的增加。“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健康发展”[14]。农民的边缘身份主要是制度造成的，大多农民无法获得城市户籍，只是暂居人口，还因为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让其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加工业，不能成为城市的主流群体。农民在工作中已经分化为从事农业的、乡村市场主体手工劳作的、进城务工经商的等三类。国家要继续推动农民进城务工，继续改革城镇落户制度，推动进城落户农民与城市居民有同等待遇，成为名正言顺的城市居民。

工业聚集能促进人口向城市集中，工业规模扩大能节约成本，提高工业生产速度，推动工业结构演变；第三产业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能够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带动配套产业发展，提高城市基础服务；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能提高农业现代化、技术化水平，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基本条件。“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如果有产业发展潜力，可自发形成人口集聚的城镇”[15]。城镇化在快速发展，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城镇化，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业人口。农村城镇化需要促进农民进城，扩大城市规模，聚集资源。城镇化有聚集和创新效应，能产生规模效应，让居民思维方式发生改变，提高精神生活水平。城市分工更加精细化，促进契约关系形成，带来结构效应，增加了居民发展机会，提供更多教育机会，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城乡一体化要平衡公共服务资源，既发挥城市辐射能力，又要对农村进行扶持，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16]。城镇化创造着新的观念，促进职业和身份地位转变，促进社会关系丰富化和交往形式多样化。城镇化也为人们带来了挑战，产业调整导致就业变化，会产生一些失业人口。政府要促进城市管理体制变化，促进劳动力市场完善增强独立意识。城镇化带来新的分化，促进人口向都市聚集，农民可以成建制或个人独自进城，促进阶层、城乡、性别分化。政府要加快农村非农化，促进政府征地规范化，保护失地农民利益。

四、结语

城镇化是世界趋势，中国城镇化是世界城镇化的重要一环。中国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城镇化出现了隐性城镇化和准城镇化现象。隐性城镇化是有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却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这是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导致的。准城镇化是小城镇居民已经是城镇居民了，但生活没有根本改变。其一，隐性城镇化是城镇中存在大量农民。改革开放后，虽然城乡壁垒有所松动，市场机制力量日益强大，但旧体制遗留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导致城乡制度差异，大中城市出现很多候鸟式的农民工，农民工家在农村而长期在城市工作，或者已经居住在城市，但没有市民资格。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 753万人，比上年增加191万人，增长0.6%。其二，隐性城镇化还呈现为大量乡村市场主体和非农人口在农村，虽然产业已经非农化，但地域仍在农村。“农村城镇化与居民点集中没有必然的联系，农村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灭城乡差别”[17]。虽然建制镇的乡村市场主体数目增多，但广大乡村市场主体仍散布在村庄。其三，小城镇经济功能很弱，居民生活水准仍较低。虽然小城镇数目增加很快，但小城镇规模、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较低，建制镇规模和人口较少，就业结构和非农人口比重仍较低。一些小城镇仍没有正常的聚集效应，也缺乏资金，基础设施较落后。一些小城镇仍处于准城镇化状态，受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制度、城镇化发展方针制约。“中国城镇化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科学的城市空间规划，转变城市空间生产模式”[18]。

总之，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建设速度加快，基本符合经济发展需求，但农村经济现代化水平仍较低，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求，加剧了潜在城镇化的发展压力。农村经济现代化还存在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政府要推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增强经济实力、增加就业、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承载能力。政府要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政府需要正确对待新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推动了农村经济现代化，平衡了各省份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现代化是大势所趋，需要吸取他国经验和教训。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新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进入加速发展新时期，科学发展，更加开放，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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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6);

文章来源:荀泉.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4,(09):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