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表明人民群众获得感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党的二十大建构了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话语体系，从各方面阐述了如何强化人民群众获得感，“获得感”这一话语从萌发到生成最后实践，实现了具象化目标。“获得感”是人们对于世界、现实的一种价值心理满足的感觉，可分为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获得的满足感，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获得感。乡村振兴，主在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获得感，重点落实到农民获得感。

在获得感研究方面，总体研究大概分为四类：对获得感内容的探究、获得感的衡量、获得感的影响因素以及获得感的提升路径。获得感内容探究类主要讨论获得感的分类，如物质和非物质获得感；获得感衡量类则是关注设计什么样的指标衡量获得感；获得感影响因素类主要从识别精准性、社会地位、学历、政策执行情况等因素进行分析；获得感提升类则主要探寻增强获得感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精准扶贫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农户获得感生成的实践理性缺少实证分析。因此文章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性理论对戈奎村农户获得感生成进行梳理和阐释，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当下，对政府“后乡村振兴”时代的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笔者运用社会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法，通过对戈奎村整体的考察和探析，从而全方位探析该村农民的获得感由来，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在戈奎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深入调查，数据资料来源于实地走访调研。戈奎村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村委会驻地离乡政府不远，距离县城有40.2千米，距离州首府蒙自距离有165.7千米。到2022年12月止，戈奎村共有635户，3249人。居住民族成分主要为哈尼族，占比99%以上。选取的案例有三重典型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下辖的村寨、以哈尼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寨和典型农户个案。可以说，戈奎村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获得感生成的主体表达，也是印证实践理性的“主阵地”。

2、经济获得感——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经济获得感是指“主体对其实际经济收入的主观满意程度。”学者杨金龙和张士海(2019)把经济获得感分为三方面：横向、纵向、预期收益获得感、横向是指主体与他人经济相比时，经济资源占主要优势获得的主观体验；纵向是指主体与过去客观实际经济相比的主观感受；预期收益获得感是指心理预想经济和实现结果[1]。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发达农村有差距，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戈奎村的案例能让我们感受到国家资金的投入，中国式的国家主义。

首先，从经济资本来说，乡村振兴帮扶力度大。乡村振兴资金主要来自财政、衔接、土地出让、信贷等资金[2]。具体到戈奎的个案，采访ZZG(男，44岁，户主，6口人，小额贷款户)时说道：“我家申请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发展产业，政府贴息7125元/年，获得了金融帮扶。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真好。”

其次，除了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布迪厄用文化资本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儿童受教育机会进行分析[3],认为在文化资本的分配再生产中，教育制度起着绝对作用，成为争夺统治地位的关键环节。戈奎村农户ZZH(男，41岁，户主，6口人，教育负担重)说：“我家3个孩子在读书，2个高中以上学生，教育负担重，但政策好，大儿子读大学享受3500元助学金，小儿子读高中享受5800元补助，小儿子小学享受2690元的两免一补，家庭压力得到缓解。”文化资本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得以实践。

再次，社会资本方面，政府建设茶叶加工厂和柠檬加工厂，整合农业资源，进行招商引资，让农户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售卖，售卖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的同时还享受了便利。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源和财富[4]。

最后，象征资本。村中进行了评选优秀党员、先进集体、最美农户等称号，用动力小站物资进行奖励机制，使得农户的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满足。

农户经济获得感在多种资本互动中生成。农户经济获得感的生成需要多种资本在场域中发挥各自作用。精准扶贫以来的社会把资本进行积累、转换和再生产。多种资本在场域不同位置发挥不同作用，是农户获得感生成的实践的重要保障，并且多种资本共存对农户经济获得感生成有直接推动作用。农户经济获得感的生成惯习也起了重要作用。收入持续增加，经济获得感从精准扶贫以来的社会结构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农户感受。

3、政治获得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政治认同加强

政治获得感是人民对政治信任、认同、参与热情的主观感知[5]。农村人民的政治参与感在基层也主要从上面三个方面进行体现。在戈奎村，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创建准备工作，串联社会结构的多样活动和个体多重身份的政治活动参与增加了农户的政治认同。戈奎行政村2012年调整，分为戈奎村和社区两个行政村，打破了传统居住格局，各族群众实现互嵌式居住生活。戈奎中小学学生不分民族、不分地域进行混班混宿，各族流动人口有序安家落户。同时，串联社会帮扶，抓住上海长宁区、多家挂联单位对口帮扶的机遇，发挥帮扶实效，促进人口流动；百姓在乡村中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中，转换不同角色，承担不同责任。村委会干部WOP(男，49岁，户主，5口人，多重身份)说道：“我有多重身份，村委会党总支委员、村民委员、武装干事、村小组支部书记、生态护林员、网格长，身份多，责任也重大。各种身份累加报酬有4万元左右，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很满足。”

戈奎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典型经验是首先对意识进行多方强化。教育宣传方面，深入开展宣讲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等活动，利用广播和纸质资料进行宣传。惯习不但帮助主体在场域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且帮助场域建构成有意义的空间[6]。一致意思是说在政治场域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惯习帮助各族人民主动调适到合适位置，同时此惯习帮助场域建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意义的空间。

从精准扶贫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取得了胜利的成果，增强了农村人民的政治信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农村人民政治认同；通过基层民主投票的制度化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完善，激发了农村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政治认同加强是农户政治获得感生成的重要实践表现。

4、文化获得感——民族活动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承力度加深

李丽丽和王欣(2019)认为，文化获得感是“主体通过实际获得，在人的需求和实际可能性方面对文化相关内容得出的认知。”[7]戈奎村有丰富的白那文化资源，世居哈尼族人，哈尼建筑、节日、美食、歌舞等都在传承，并且传承力度持续加深。

在建筑方面，戈奎村规划合理，有五个功能分区：一般生态区、重要农业区、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区、区域基础设施区。其中，最具哈尼民族特点的就是村庄建设区和重要农业区，哈尼房屋沿坡布局，高低错落有致，美轮美奂的哈尼梯田。

哈尼建筑给人直观的印象就是：黄褐色土墙、茅草屋顶、竹木架、哈尼图腾，这些元素映射出戈奎村哈尼族的历史，反映其生活方式，体现了当地哈尼族百姓的认知、审美，传承着哈尼文化；在节日方面，哈尼族节日众多，当地村民非常重视。笔者在完整的一个哈尼年度中，参与了哈尼十月年、祭龙、矻扎扎节等，每个节日都隆重。每到哈尼族传统节日，届时家家户户设宴，女性都穿哈尼民族服饰，盛装出席；在美食方面，菜品丰富多样，有鸡肉蘸水、腌蚂蚱等。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蘸水，蘸水配料十分讲究，甚至一道菜一碗蘸水。哈尼族酒文化丰富，小锅酒清澈晶莹，醇厚甘洌，以花椒、大米等捣碎之后制造发酵剂，用稻谷酿造；在歌舞方面，戈奎村哈尼族男女老少都自带天赋。

现代社会，文化供给不能满足乡村地区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就天壤之别，哈尼族在历史中创造了丰富多样且大放光彩的民族文化。哈尼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反映了哈尼民族的历史和生活惯习。惯习是布迪厄提出实践理性中的重要概念，介于主客观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是一种直觉模式。布迪厄认为：“惯习不是社会规定，而是由各种意向构成，各文化成员知道天生如何处理[8]”。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文化获得感生成和惯习密切相关，惯习是生成和建构实践和表现的原则。

条件约束和特定生存环境组合生成了惯习[9]。哈尼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历史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哈尼文化传承力度加深，是潜在行为，不设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定达到目的的程序，是哈尼族人民的历史选择。民族活动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承力度加深的实践也在调和着文化获得感。民族文化获得感的生成需根据惯习的历史性原则，积极保护其传统民族文化。在民族建筑、节日、饮食和歌舞方面保留民族特点，挖掘民族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5、社会获得感——多管齐下的全面社会稳定

社会获得感是指主体因社会稳定、建设和发展带来的主观体验。孙远太(2015)通过“社会建设与发展”项目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人民获得感，认为社会地位是影响获得感的因素[10]。场域基本因素是多面向的社会网，是一个综合体[11]”。社会获得感生成的实践需在社会这个大场域中完成，其中又包含很多子场域。在戈奎村，农户社会获得感生成的多管齐下举措体现在农村基础教育有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完善、再就业工程有创新、农村特困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有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有成效。戈奎村监测户LWS(男，65岁，户主，5口人，整户无劳力)说道：“我家5人都享受低保15210元，2人享受残疾补贴3360元，2人领取养老金3007.2元，我还担任保洁员7500元，还有各种生态补贴，党和政府还随时发放鸡鸭鱼苗，今年总的帮扶资金有29221.76元。生活有保障，日子越来越好。”教育场域中，戈奎村委会位于戈奎乡政府驻地，拥有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和中学，戈奎村下辖的自然村也有幼儿园，基础教育有保障；医疗场域中，戈奎乡上有卫生院，戈奎村也设有独立的卫生室，配有2名乡村医生，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对于医疗保险来说，政府会督促农户缴纳，同时政府帮助脱贫户代缴部分医保费用；就业场域中，戈奎村设有公益岗位，保洁员有31人(7500元/人/年),生态护林员有44人(8000元/人/年)。并且大力培养致富带头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LLE(男，35岁，户主，6口人，致富带头人)说道：“今年新建了一个小型酿酒厂和养殖场，酿酒年产3600斤，猪有50头，鸡有100只，鸭有80只。政府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乡电商帮卖产品，挂包干部也会积极帮助采买和推销。自己忙不过来时，会设岗，雇佣村民帮忙。”养老场域中，乡上、村委会工作人员都会协助督促农户缴纳养老保险，60岁就能领取养老金。村内建有养老院，并且农村有特有互助养老模式，亲戚多，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熟人社会”,互相帮助，互动频繁，能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基础设施场域中，交通便利，省道212贯穿戈奎南北，宽约7～8米，8个自然村进村道路都已硬化，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完善。

现代社会结构网络呈现出活跃紧张的特征。场域中，整体、部分和个体都会互相影响、互相牵制，整体、部分、个体都处于力量较量和制衡中。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基础建设设施场域需同各种不同类型社会实践紧密联系，交织联动，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场域，让农户社会获得感在其中自然生成。

因此，农户需在多种子场域共存互动构成的一个大社会场域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达到平衡。农户社会获得感生成的特有感受正是在社会场域中所在位置形成的。社会稳定，需要多种场域相互联动，发挥协同效应。

农户的社会获得感生成源于多管齐下的全面社会稳定，多种举措促进一个大的帮扶场域的构成。教育场域、医疗场域、就业场域、养老场域、基础设施场域共同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总的来说，社会获得感生成就是来源于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6、生态获得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生态获得感是指主体基于客观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主观感受。生态获得感的生成有两个场域载体：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表明生态环境的价值。不管是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都是重要资本。资本在场域的载体中萌发、增长，并发挥作用，进而促进场域的变化和更新，构建成新场域[12]。

新的场域形成后，会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根据惯习的原则，能把场域建设得更好。乡村人民的愿景是在绿水青山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能让乡村人民满足感油然而生。在戈奎村，2022年9月在村委会举行了干部规划家乡活动——暨戈奎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活动，目的是把戈奎村建设成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好地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回乡干部CLS(男，红河州民研所所长，戈奎村人)在活动中说道：“我是戈奎村人，看到家乡建设和发展的大变样，同时生态保护得很好，晚上还能看到萤火虫，心里真是美滋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村民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同时，生态也成为村民获得感由来的重要衡量指标。

诚然，乡村要达到绿色高质量发展，需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持续加强提升人居环境。进行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减少环境污染；加强专业保洁队伍的建设，让人居环境提升更有效率；持续推进“厕所革命”,保障农村百姓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大力发展环保教育，强化农村百姓环保意识。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把生态保护作为立身之本。严格保护乡村自然景观格局和村庄肌理，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良好的生态空间格局，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发展绿色新产业，开展当地民族特色的手工业，例如哈尼传统民族服饰的制作。打造民族特色品牌，增加环保效应，让绿水青山的价值在市场中实现。

7、结语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业是农村发展的核心，开展“三农”工作，必须把满足农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首要地位。

总而言之，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戈奎村通过精准扶贫具体对策的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等让戈奎村村民获得感持续增加，村貌焕然一新。学者孟鉴等认为：“集体表象中根本性的心智图式是按照群体的社会结构调整定型的。集体表象含有客观性的内化过程。”

基于布迪厄提出实践理性的资本、场域、惯习等理论进行“话语”观照，对戈奎村农户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获得感进行理论探讨，认为农户获得感是需要从精准扶贫以来的社会结构内化为自己的内心感受。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戈奎村村民收入持续增加使得其经济获得感提升，中华一体认同的加强使得其政治获得感增加，民族活动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承力度加深使得其文化认同感提升，多管齐下的全面社会稳定使得社会获得感增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使得其生态获得感倍增。

因此，农户获得感从精准扶贫以来的社会结构内化为自己的内心感受会更坚实和充实。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扎实推进，相信村民在不久的未来，其获得感会更加丰满，幸福感会更加充足。

参考文献:

[1]杨金龙,张士海.中国人民获得感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3):102-112,160.

[2]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官网.新闻咨询[EB/OL].

[3]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49.

[4]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50.

[5]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2018(3):3-15.

[6]崔思凝.惯习､资本与场域:布迪厄实践理论及其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7(9):22-27.

[7]李丽丽,王欣.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民获得感提升路径研究[J].管理观察,2019(27):55-57.

[8]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王建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9]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80.

[10]孙远太.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基于6省市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5(9):18-21.

[11]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39.

[12]杨艳,秦潇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理性研究:基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的西南边疆个案[J].广西民族研究,2022(2):72-79.

基金资助: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教师科研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3YJ19);

文章来源:唐国松.精准脱贫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农户获得感生成的实践理性——以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戈奎村为例[J].中国市场,2024,(31):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