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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2024-12-12 7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分析探究财政土地治理政策的效果对于提高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了201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同时发现现行的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优。因此，可继续落实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充分挖掘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应注重区域差异，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关键词：
农业发展
增产效应
粮食生产
财政土地治理
财政支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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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弱质性，财政支农政策是各国支持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普遍做法。我国人口约占据世界人口的1/5，但是耕地不足全球的1/10，我国是粮食消耗大国，也是粮食进口大国，根据ESP数据官网的显示，2023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约为1.6亿t。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促进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的自给率对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1、文献综述

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始于1998年，该项目是基于农业综合开发工程下实施的。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对中低农田进行改造；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完善农业生态综合治理，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生产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学者围绕着财政土地治理政策具体的内容出发研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且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1]。朱晶和晋乐认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能够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基础设施与劳动、物质投入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替代效应[2]。张志新等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且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最为显著[3]。杨义武等认为，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粮食增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前者的边际效应大于后者[4]。沈琼等认为，农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对粮食增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粮食单位面积成本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5]。通过对国内部分学者论文的梳理，发现从财政土地治理政策整体的角度出发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较少[6]。

基于2012—2022年30个省份和地区粮食生产数据，分析了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根据结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设

2.1 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的作用机理

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的作用机理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1）对中低农田进行改造，通过对农村中低农田进行科学改造，进一步挖掘土地生产潜力，提高中低农田的机械化水平和抗灾害能力，最终提高中低农田的单位产量，实现粮食产量的增加。

2）建设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政策的重要内容，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可以使农田更为集中，机械化程度更高，农业投入边际成本更低，最终实现增产增收。

3）完善农业生态综合治理，通过对农业生态的整治，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减少自然灾害对农田资源的破坏，使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中土地是第一生产要素，财政土地治理项目通过改善土地质量，提高土地生产能力，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有利于增加农民种粮收入，进而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2 研究假设

由于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是直接作用于改善土地治理，而且政策实行时间较长，积累的政策效应较强，应具有较为明显的粮食增产作用。近年来国家重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制度不断完善，农业规模化生产水平稳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不断增加，据此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1：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

假设2：西部地区财政土地治理政策对粮食的增产效应明显。

3、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为验证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粮食增产产生的影响，借鉴相关文献，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G-out为被解释变量，其含义是粮食的总产量，文章以三大主粮、豆类、薯类的产量来替代粮食的总产量；L-in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财政土地治理项目；S-area、Fer、D-area、P-out为控制变量，分别是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受灾面积、人均粮食产量，这些都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i、t分别为省份、年份；ε为随机误差项。

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考虑到时间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文章选取了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11年的面板数据。其中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财政土地治理项目、人均粮食产量来自于EPS官方数据库；农作物受灾面积根据2012—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数据整理而来。具体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4、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不仅能够反映出个体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且也能够显示出时间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文章运用11年中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说明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产生的影响。

文章进行模型检验的软件为Sta 18.0。对面板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检验结果均不超过10，表明面板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另外进行Hauptman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据固定效应要优于随机效应，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4.1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如下，对核心变量进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为0.004***（***、**、*，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上显著，下同）；增加控制变量，对全部的解释变量进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为0.001***；对核心变量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为0.003***；对全部解释变量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为0.001***。由核心变量L-in的四次分析可知，回归结果的数值变化不大，均为正值并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定而且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下文用政策替代）对粮食生产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进一步分析可以知道，政策投入资金每增加1%，粮食的产量将增加0.004%。另外，如果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政策资金每增加1%的投入，粮食的产量将增加0.003%；对核心解释变量加入其他的解释变量后进行分析，得到政策每增加1%的投入，粮食的产量将增加0.001%。如果进一步加入时间固定效应，能得到政策每增加1%的投入，粮食的产量将增加0.001%。结果表明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增产效应。分析其他变量发现，粮食播种面积和人均粮食生产量都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人均粮食生产量的正向影响要大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此外，化肥投入对粮食生产存在正效应，化肥的施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调节粮食作物的生长，有利于促进粮食的增产。但与之相反的是农作物受灾面积的影响，农作物受灾面积每增加1%的规模，粮食产量就大约减少0.05%，因为农业生产对自然气候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气候若出现异常易出现粮食减产的情况。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计量模型的稳健性，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粮食产量统计口径包括谷物、豆类、薯类，谷物产量占粮食的比例远远大于豆类和薯类，因此可以用谷物产量来替代粮食产量作为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对被替换变量做双向固定回归，其核心解释变量结果0.003***，满足1%的显著水平。增加其他解释变量再次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结果为0.001***，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分别为：S-area,0.240***;P-out,2.806***;Fer,0.419*;D-area,-0.017*。由此可以看出，计量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进一步表明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的影响。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4.3 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区域粮食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本研究沿用前文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三个区域，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下：东部地区0.001***、中部地区0.001***、西部地区0.002***。对不同地区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后其结果依然显著具体。由此可以看出，财政土地治理项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都能产生正向效应，而且西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于东、中部地区，这表明通过政策可以有效改善东、中、西地区的土地质量，有效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总体而言，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具有促进的效果，对于西部地区可以适量加大投入资金力度，继续发挥西部地区的高增产效应，保障粮食增产效果。

5、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财政支农政策，分析探究财政土地治理政策的效果对于提高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实证分析财政土地政策对于粮食生产产生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7-9]。

1）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于30个省份的粮食生产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对于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财政土地治理政策对谷物产量的影响效果也显著，这表明财政土地治理政策对粮食的增产效应具有稳健性。

2）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不同地区粮食增产的效果不同。总体呈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西部地区的政策效果更优。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土地质量不高，经过土地治理后，土地的种植环境明显优于改善之前，从而提高粮食的产量。

5.2 对策建议

5.2.1 继续坚持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的实施，贯彻国家“藏粮于地”的发展战略

一方面，要加大对中低质量耕田的改造力度，增加对于高标准农田的财政资金投入，通过各种土地治理增加中高质量耕田的面积，从而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真正做到“中国碗装中国粮”。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投入力度，注重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综合治理能力，保障粮食的可持续生产。

5.2.2 应注重政策区域影响差异，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由于各个省份的农业生产资源禀赋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的地区，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重点生产地区实行不同财政土地治理政策。另外，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效性，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政策进行动态监管，根据不同地区粮食产量的变化及时对财政土地治理项目进行调整和完善，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公茂刚,李汉瑾.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效果及优化[J].学术交流,2022(3):92-104,192.

[2]朱晶,晋乐.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生产成本的关联度[J].改革,2016(11):74-84.

[3]张志新,李成,白海洋.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10):100-109.

[4]杨义武,林万龙,张莉琴.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粮食生产———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5):46-56.

[5]沈琼,王少朋,张兆瑞.农业技术创新对粮食生产效益的影响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17(6):669-677.

[6]李春婷,曾靖.农业机械化水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粮食播种面积的中介效应[J].湖北农业科学,2023,62(6):233-239.

[7]王少朋.农业技术创新对粮食生产效益的影响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9.

[8]祝勇.农业技术创新对粮食生产效益的影响探讨[J].南方农业,2021,15(27):118-119.

[9]苏艳丽.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技术的影响分析[J].河北农业,2024(9):37-38.

文章来源:万新凯.财政土地治理项目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山西农经,2024,(23):14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