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社会科学论文 > 经济学论文 > 农业经济论文 > 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

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

2024-12-30 8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在当前农地流转市场化迅速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土地非粮化问题日益凸显，其严峻性不容忽视。基于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的权威数据，系统剖析了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对土地非粮化现象的正面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市场的活跃显著促进了土地非粮化趋势，且这一影响部分通过推高农地租金价格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干预作为调节因素，通过有效遏制农地租金的不合理增长，间接削弱了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促进作用。深刻指出，随着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地租金存在持续上涨的风险，这将对土地资源的粮食生产功能构成潜在威胁。因此，构建和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以合理引导农地租金水平，成为遏制土地非粮化趋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公共干预
农地流转市场化
农地租金
土地非粮化
粮食安全战略
加入收藏

在2023—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下，我国农村启动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政策，旨在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并积极探索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的有效策略。同时，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一纲领性文件中，首次将粮食安全战略提升至五年规划的核心位置，凸显了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然而，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蓬勃发展，土地流转租金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这一现象不仅削弱了我国粮食的竞争力，还提高了单位产品的成本。

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具体影响，以及农地租金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公共干预的调节作用。

1、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著提振了农业生产效率。但随着经济腾飞与工业化加速，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领域转移，该土地分配制度面临资源配置效率的新挑战。

刘甲朋和崔嵬[1]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初期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导致的土地零散分割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土地的规模效益与集约化经营的实现。这一状况已成为阻碍农业深入发展、迈向更高层次的关键瓶颈。因此，他们强调，当前亟须推动土地的有序流转，以打破现有局限，为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开辟新路径。而针对流转方式，国内理论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构建市场化农地流转机制。叶剑平等[2]学者在其研究中强调了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在农户间的市场交易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农地流转市场化开始起步。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内，土地流转的规模相对较小，比例偏低，流转土地面积仅占家庭总承包面积的微小部分，始终徘徊在1.5%以下的水平。流转土地的总面积也未能突破120万hm2的门槛，这从数据上直观反映了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尚处于初级阶段，整体水平较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亟待挖掘与释放[3]。

而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研究显示，自2006—2016年间，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成熟度显著增强，表现为签订正式书面合同进行流转的农地比例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2009年的6.38%大幅攀升至2016年的23.97%。这一数据变化不仅彰显了土地流转行为规范化、契约化进程的加速，也预示着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与规范。

目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但当前农地流转市场中还存在土地租金显著上涨等突出问题。在一些平原地区，年土地租金的增长势头强劲，普遍攀升至10 500～12 000元/hm2，而部分地块的租金更是高歌猛进，达到甚至超越了15 000元/hm2的门槛。

这一趋势凸显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价值，也反映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经营者对土地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山东省、河北省、安徽省在2015年的平均土地租金分别为10 620元/hm2、10 020元/hm2、8 550元/hm2，陕西省、吉林省2016年的平均土地租金分别达9 645元/hm2、12 165元/hm2。以上证据表明，伴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不断发育，农地租金也在不断上涨。

经济学视角下，农地租金上涨推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尽管近年来国家提升了粮价，但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涨幅更大，导致种粮的经济效益持续下滑。这一状况削弱了农民的生产动力，进而引发了土地抛荒现象的加剧。为了缓解抛荒问题，政府往往会允许农民种植非粮作物，而农民种植非粮作物的意愿也较强烈。孔祥斌发现非粮化种植收益显著，如华南的香蕉、华北的板栗，年均纯收益可达90 000元/hm2；西北地区，甜瓜年均纯收益为45 000元/hm2，而苹果则高达120 000元/hm2。有学者揭示，自2016年起，非粮作物种植面积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

具体而言，2017年、2018年，非粮作物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例分别实现了0.49%、0.39%的年度增长，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出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在此期间有了明显的加剧。而常媛媛等研究者指出，仅在2019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便锐减了97万hm2，这一数据触目惊心。上述发现显示，随着农地流转市场日益成熟与活跃，土地“非粮化”的趋势正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

文章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制，并探讨可能的外部干预条件，以期为遏制土地“非粮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持。

2、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众多研究探讨了土地非粮化的影响因素。例如，何福平从定性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指出这一现象将可能加剧耕地用途向“非粮化”方向转变的趋势，从而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构成潜在威胁。江光辉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资本下乡加剧了种植结构的“非粮化”态势。此外，董晓霞等学者运用农业区位论，深入剖析了地理区位对种植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紧邻中心消费区的区域相比远离中心的地带，展现出更高的非粮作物种植比例，凸显了市场接近性对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王善高等学者研究发现，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时，特别关注了耕地地形这一关键要素。

实证分析揭示，在山地丘陵地区，由于坡度较大，地形条件限制了大型农业机械的有效运作，进而导致经济作物种植比例显著提升。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为何这些区域的非粮化现象更为显著，还凸显了自然地理条件对农业生产结构与模式的深远影响。

为有效缓解土地非粮化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农地流转市场化是有效的策略。当前阶段，随着农户数量的显著减少与大规模的城市化移民趋势，农民手中的地块数量及总土地面积相应增加，这一现象自然而然地提升了土地间匹配与相邻的可能性。这一积极变化为农地流转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即通过地块间的灵活交换，有效减少农地的细碎化问题，进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为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农地集中连片、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可以有效促进粮食种植，因为较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因此从理论上来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离农，农地流转市场可以通过促进规模经营抑制土地“非粮化”。然而，市场力量也可能会推动农地转向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进而引发土地“非粮化”现象。这个过程中，农地流转的便捷性和市场需求的导向性是关键因素，共同作用于农地的使用方向，使得部分原本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转变为种植经济作物或发展养殖业。因此，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可能并不必然存在抑制性作用。

2.2 因果分析

文章将按照因果效应分析的方式，探讨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

应该考虑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正向影响。然后，探讨农地租金在此机制中的中介作用，并讨论公共干预在此机制中的调节作用，从而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市场和政府在保障粮食安全过程中的各自角色与功能差异。

1）从经济学视角审视，农地流转市场的深化，促进了农业要素配置由传统的人格化模式向非人格化模式转变，这一转型往往伴随着农业经营成本的攀升。在经济效益的强烈驱动下，加之农产品市场相对价格的制约，农地“非粮化”现象愈发显著，渐成农业发展中的新常态。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土地“非粮化”现象亦能借由“差序格局”理论进行剖析。特别是当关注点落在农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外围交易层面时，市场机制的运作逻辑与交易价格的波动成为主导农地用途变化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经营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受到强烈的目标约束，进而可能加剧农地转向非粮食生产的趋势[4]。由此可得出，结论1：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有正向影响。

2）农地流转市场化的深化，无疑为农地租金水平的攀升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利润最大化始终是核心驱动力，这一原则在农地资源配置的舞台上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而言，价格机制成为调节农地流转与使用的核心杠杆，而营利性动机则成为推动农地租金上涨的重要推手。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日益规范与活跃，农户通过租赁、转包等市场化手段转出土地，不仅能够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更高的经济回报。因此，转出方倾向于采用更加市场化的租赁方式，并不断提升租金水平，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农地租金的提升，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土地转入户的农业生产决策。面对高昂的租金成本，土地转入户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种植结构，寻求更加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农业经营模式。经济作物因其较高的市场价值和盈利能力，逐渐成为土地转入户的首选。因此，随着农地租金的不断攀升，粮食作物种植比例逐渐下降，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则相应上升，这一现象直接加速了土地的“非粮化”进程。此外，为了防止因租金提升而导致的土地闲置与抛荒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采取措施推动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生产。然而，工商资本在农业领域的运营并非易事，高昂的土地流转费用、雇工费用等成本使得其必须寻求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农业经营模式以维持生存。因此，在租金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工商资本更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等高附加值作物，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非粮化”趋势。由此可得出，结论2：农地流转市场化通过导致农地租金提升，诱发土地“非粮化”。

3）农村政府对农地流转进行的公共干预可以削弱土地“非粮化”的趋势。在土地租赁交易中，农地转入户和农地转出户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交易的决定性因素。农地流转市场化过程中，转出户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尽可能提高土地租金。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转入户在交易中面临信息搜索难度和市场信息透明度较低的问题，这导致土地租金被农地转出户不断提高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公共干预下，政府通过建立流转信息平台，大幅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信息搜索难度和费用，显著提高了农地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政府的介入改变了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使得农地转入户在租金谈判中能够达到更平等的地位，增加了其在谈判中的话语权，进而可能导致农地流转市场的一般农地租金降低，公共干预无疑对于“农地流转市场化—农地租金上升—土地‘非粮化’”的影响路径前半段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与此同时，受粮食作物的经济与政治双重性质影响（粮食作物在公共政策中具有较高的政治战略地位，但对于个体农户而言，粮食作物的种植周期较长，难度较高，销售价格相较于经济作物较低，因此在种植选择中的经济净收益较小），作为个体的农户转入户在种植粮食作物的行为上无疑会受到土地租金价格的影响。土地租金上升会导致转入户种植收益较低的粮食作物面积减少。为了保护耕地面积和保障粮食安全，政府鼓励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并通过公共干预来调整农地租金的上升，这无疑是其最佳选择。在公共干预中，通过设立租金上限、规范租赁合同、适时提供补贴和激励政策等措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农地租金价格，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粮食安全，同时也对土地租金上升路径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由此可得出，结论3：公共干预不仅调节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直接影响，而且对“农地流转市场化—农地租金上升—土地‘非粮化’”这一影响路径的前半段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

3、结束语

文章在探讨农地流转市场化与土地“非粮化”的关系时，通过引入农地租金和公共干预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更为清晰地展示了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影响的作用路径。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必须正视农地流转市场化所带来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

参考文献:

[1]刘甲朋,崔嵬.中国农地流转研究观点综述[J].经济纵横,2003(6):55-59.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6(4):48-55.

[3]李新光,焦灵玉,祝国平.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历史变迁､演进特征与改革取向[J].经济问题,2022(1):78-84.

[4]熊卫华.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盘活农村集体经济[J].云南农业,2024(9):20-22.

文章来源:张艺佳.农地流转市场化对土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J].山西农经,2024,(24):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