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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及差异性效应研究

2025-03-19 6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对农民增收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湖南省2018—2020年7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及差异性效应。结果表明，湖南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存在直接促进效应。现阶段，湖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等层面来实现，但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尚不显著。此外，相较于工业县而言，以农业县发展定位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关键词：
乡村治理
农民增收
差异性效应
数字乡村
数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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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对我国来说依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我国要快速推进农业数字化,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长期以来,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各个领域十分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随着以互联网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数字信息技术这一因素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在乡村振兴的关键阶段,有效应对“三农”问题,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面对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和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状,以往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农民收入增长放缓｡而数字乡村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数字化成果,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尽管数字乡村的兴起已成为塑造农村新形态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学术界的探讨主要聚焦于数字乡村理论层面的探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现有研究而言值得进一步探索｡1.当前大多数研究将数字乡村建设局限于单个视角进行分析,可能导致结果存在偏差且视角不够全面,尚缺乏系统探讨｡2《.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战场在县域｡但现有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省域层面,可能会导致结果分析不够准确｡

本文试图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整体情况出发,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2020)》中的指数为基础,实证分析湖南省县域的数字乡村发展是否有助于农民收入增加,并进一步探讨其与数字乡村指数中的分量,分别代表的四个维度的关系及定位不同的县域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差异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的浪潮中,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对推进乡村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德国学者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认为,任何复杂的系统都可以通过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达到一种有序､平衡的状态｡数字乡村建设由多个维度､多个层面构成,各个维度的融合协调及其整体的全方位推进,将产生层层递进的效应,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进而从多层面驱动数字化发展下的农村经济升级以及促进农民的脱贫增收｡

假设1: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增加存在直接促进效应｡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各个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为农业数字化发展打下地基,为农民生产数字化带来新方式,利用各种数字化维度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显著的收益增长;数字化的技术推动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多样化的网络资源和不同层次的农业农村知识平台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数字化生活;乡村治理的数字化重塑了乡村管理的模式,既推动了基层政府利用重塑后的治理方式方法优化乡村制度与模式,又激发了村民参与数字生活的积极性,为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农民增收提供了丰富的方式方法｡

假设2:数字乡村建设从多层面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

县域作为城乡协同发展､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关键节点,承载了数字乡村发展建设的基础,根据每个县域之间发展定位的差异,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在各个县域实施过程中也将会采取相应的推进政策｡此外,作为一项长远且复杂的发展建设工程,数字乡村的发展还承担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任｡

假设3:县域发展定位对农民增收产生异质性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一)实证模型设定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构建如下:Incomei,t=α0+α1digitali,t+αkControli,t+λi+νt+εi,t

其中,Incomei,t表示湖南农民收入(i,t分别代表县域和年份),digitali,t为数字乡村指数,控制变量Controli,t中,λi与νt分别为控制县域差异和时间差异的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α0为常数项,α1为代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净效应的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湖南农民收入(Farmerincome)｡根据现有的研究与文献,学者们通常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乡村指数(Digitalrural)及其四个子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由于数字乡村发展建设的水平难以使用单一指标进行度量｡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学者们的文献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该指数是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水平的评估与研究较为全面的指标｡

3.控制变量

(1)县域城镇化率(UR),县域城镇常住人口/常住总人口｡(2)县域产业结构(IS),县域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3)县域人口密度(PD),县域常住总人口/县域总面积｡

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结果反映了湖南省各个县域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各个地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投入都有所不同｡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2020)》,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湖南统计年鉴》｡一些原始数据来自湖南省各县域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保证分析的稳健性,首先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再引入控制变量进行第二次回归分析｡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为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同样显著为正,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增加存在直接促进效应｡

县域城镇化率､县域产业结构､县域人口密度的系数都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县域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县域的人口密度对农民收入起到了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将会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与公共设施供给的困难,进而产生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并且降低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

(二)分维度回归分析

本文用数字乡村指数的四个分量即二级指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3列(1)､列(2)､列(3)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的回归结果｡此三列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列(4)数字乡村生活化的系数则未表现出显著性｡

为研究出现此结果的因素,现对上述维度深入分析｡首先,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他三个维度发展的首要条件｡由于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的逐步推进,且我国脱贫攻坚已经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处于数字乡村发展过程最基础的阶段,其作用于农民增收时出现较为显著影响是合乎逻辑的｡其次,乡村经济数字化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通过提升经济数字化水平,有效促进实现农民增收｡最后,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石,以转变乡村经济数字化为背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最终实现较为成熟阶段的乡村治理数字化｡综上所述,上述三个维度依次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到成熟阶段,将共同作用于现阶段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而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三个维度相比,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乡村生活数字化产生影响的主要方面｡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需要数字技术发展成熟后深入渗透进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在这种深入渗透下,农村居民需要逐渐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只有养成与这种变化下的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相匹配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才能让农村居民具备获取数字资源以及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从个人层面来看,农村居民在上述三个维度中更多的是“使用者”与“被动接受者”,但要实现乡村生活数字化,需要居民“主动适应”,具备主动获取和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

(三)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县域发展定位的不同展开异质性分析,发展定位参考孙学涛等(2022)的研究,按照是否为县级市将样本划分为工业县与农业县｡表4为回归分析的结果,列(1)与列(2)在农业县样本回归中,数字乡村指数的系数呈现显著的正向关联,而在工业县样本的回归中并不显著｡只有在工业产值的占比或非农人口就业率达到一定标准时,一个县域才能从县域向县级市转型｡鉴于此,一个发展定位为工业的县级市,当获得政府新出台的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与资源时,在资源分配时将偏向于当地的工业部门,此地的农业发展难以受益于数字乡村的建设所引致的政策与资源,导致农民增收的效应难以受到数字乡村所带来的数字红利的推动｡相反,农业县由于聚焦农业发展,在资源分配时将偏向于当地的农业部门,所以相比于工业县,农业县促进农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速度更快,最终能够实现农民收入增长｡

五、结论

在乡村振兴的关键阶段,有效应对“三农”问题,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面对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和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状,以往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数字乡村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数字化成果,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在数字经济的迅速推进与数字技术普及应用的背景下,农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基于湖南省县域的面板数据,针对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及差异性效应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得出:(1)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存在直接促进效应｡(2)现阶段湖南省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来实现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但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尚不显著｡(3)数字乡村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在以是否为县级市划分湖南省县域的异质性分析中,相较于工业县而言,农业县由于聚焦农业发展,其农业发展水平提升得更快,从而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第一,面对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和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状,以往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而数字乡村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数字化成果,能够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所以,应继续加大湖南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力度,完善农业技术､设施等数字化基础,逐步推进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的覆盖,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第二,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居民更多的是“使用者”与“被动接受者”,但要实现最终的乡村生活数字化,需要“主动适应”,具备主动获取和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要鼓励农村居民从自身开始接受并适应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变化,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跨越,这是湖南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第三,农业县由于聚焦农业发展,当获得政府新出台的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与资源时,农业县在资源分配时将偏向于当地的农业部门,相比于工业县,农业县促进农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速度更快｡所以,在湖南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需有针对性地合理分配相关政策带来的资源要素,从而让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红利,提高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庄赟,王俊伟.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农业作用机制分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04):501-512.

[2]朱喜安,王慧聪.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增收:效应与机制[J].统计与决策,2023,39(15):136-141.

[3]闫首君,刘艳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23,35(05):223-231.

[4]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R/OL].(2022-05-30)[2023-08-15]

[5]孙学涛,于婷,于法稳.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2(02):76-93.

文章来源:杨筱悠.湖南省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及差异性效应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5,(03):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