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是生态资源集中区､生态经济发展主阵地,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难点区｡让乡村依托新业态新场景培育,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有利于开拓“两山”理论的实践场,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还有利于助推城乡共享共荣发展｡但是,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不仅存在着生态资源挖掘潜力不够､生态资源开发效率不高等表层次问题,还需完善基础制度,采取适宜开发模式,创新生态资源利用路径｡

1、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的内涵与模式

1.1基本内涵

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首先引入和界定了“生态产品”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维护生态安全､调节生态功能并供给优质人居环境的自然基础资源,涵盖清新空气､纯净水源､茂密森林及宜人气候等,与农产品､工业品及服务产品并列,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旨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构建起互通桥梁,通过货币化手段全面展现“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经济及社会价值｡

乡村新业态新场景体现了“三新”特征:新要素,数字技术､人才､智力等新型生产要素加入生产过程;新组合,传统农业与二三产业,或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产业内部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新功能,即在物质生产功能以外,拓展文化传承功能､历史情感､生态疗愈等多化功能｡新业态场景发展结果是实现“双提升”,即“质态提升”“效益提升”,乡村的质量和形态发生大的改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全方位的改善提升｡基于此,乡村新业态新场景是指在乡村地区出现的新的经济形态和生产生活场景,以数字化､网络化或产业融合化为基本脉络,实现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1.2主要模式

1.2.1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该模式体现了第一产业内部的跨界交叉“新融合”或引入数字技术等“新要素”｡生态农业转化模式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与传统农业相比呈现出“新形态”｡如,与消费者提前沟通,精准满足个性化需求,实现按需生产的定制农业模式;在稻田生态系统中引进鱼种群后而形成的稻鱼共生模式｡

1.2.2绿色加工转化模式

该模式是指通过应用较为先进的工业设备､前沿技术和理念,将初级农产品转化加工为生态安全､质量达标､健康营养农产品的过程,体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交叉跨界融合｡与传统农产品加工相比,绿色加工转化模式要求对生产原料的严格把控､生产过程中确保环境友好性和资源高效性,从而确保最终产品的生态优质,满足人们对营养､绿色以及较高品质等需求｡

1.2.3生态文旅转化模式

该模式体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融合,以及生态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的共同转化｡生态文旅转化模式是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资源为本底,通过挖掘生态产品的文化服务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与乡村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的协调互动格局,具体的产业形态包括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生态康养､体育赛事､民宿露营等｡

2、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瓶颈

2.1面临问题

2.1.1新业态新场景发展层次偏低

2.1.1.1产业升级不足

多数地区的农旅融合产业停留在观光游层面,创意设计落后,新业态新场景向个性化､多元化的体验游､研学游等升级不够｡绿色农产品加工､定制农业等新模式面临着因经营模式分散所带来的生产标准不统一､品质良莠不齐等问题｡

2.1.1.2产业同质化突出

各村域间缺乏联动发展,特别是在各村域间很难建立资金投入､项目联营等深度联结的情况下,难以突破单村突进的困局,加之在一定区域内各村域间往往存在资源禀赋的相似性,导致产品供给同质化和区域内部低效竞争｡

2.1.2生态资源开发潜力有待挖掘

2.1.2.1对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认可度低

优良的生态为非物质实体状态,其长期未被视作生产函数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导致其用途和价值长期未得到社会的认可｡虽然个别地区已探索由乡村旅游业主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生态有偿使用费,承认生态资源的价值,但在更大范围地区尚难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直接纳入市场交易｡

2.1.2.2生态产品开发供需衔接不畅

农村产权交易､林权交易等未纳入统一交易平台,产权交易服务平台还存在区域间不联通的问题,导致产权流动性不足,生态资源开发不充分｡

2.1.3生态产品开发效率亟待提高

2.1.3.1存在区域分割式发展的局限采取“点对点”招商､对优质点位先行开发的方式,忽略周边区域发展,导致山水林田湖的立体性空间被分割开来,区域之间缺乏有机联动,不少地区在经历早期的蓬勃兴起后,又面临新的业态模式单一､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等瓶颈[2]｡

2.1.3.2较大程度上存在产业孤立式发展的短板生态农业与旅游､文创产业呈分割式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所带来的人流效应尚未充分转化为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的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优势｡一些地区已出现农业经营主体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困境,农业经营主体为确保维持优美景观,损失了灵活调整产品结构的更高收益,但却没有分享游客流量收入,造成利益摩擦｡

2.1.4生态产品价值红利分享不均

2.1.4.1农民参与和分享不够村集体在绿色农产品加工､生态文旅产业等发展中对农民的投资引导､规划指导､技能培训等方面带动不足,导致农民参与分享产业发展的收益｡一些地区在发展“生态+文旅体”产业中,较少将农民参与和分享纳入规划､决策等前端环节[3]｡

2.1.4.2生态产品价值分享错位产业开发中生态价值受益者与生态产品保护者利益错位,较少有地区承认村集体和当地农户在生态维护中的积极作用,并向其支付生态补偿费等,普遍仅由产业经营商分享生态产品的转化实现收益｡

2.2原因分析

2.2.1基础制度瓶颈

2.2.1.1生态产品价值认定标准不够清晰

一些地区已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但各地分头推进又导致一些地区对指标选择､模型选择､关键参数､计算方法等不一致,核算成果难以得到相互认可[4]｡

2.2.1.2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支撑不足

林权､承包地经营权等产权交易分属不同平台,导致交易渠道分散;部分乡村生态产品交易尚未被充分纳入交易平台,导致生态产品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2.2.2要素供给瓶颈

2.2.2.1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成为长期发展困扰

规划､运营､文创等专业性人才短缺;一些地区对引进和发挥本地人才的重视度相较不足,而外来人才又对乡村的融入感和归属感较弱,留乡发展的稳定性相对不足;人才引进的系统性引才不够,人才引进往往局限于单个项目或企业的需求,人才组合效应弱,限制了人才效能的充分发挥｡

2.2.2.2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保障问题十分突出

土地保障困难是各地反映的突出问题,一些地区尚未编制村庄(片区)规划,项目无法落地;可盘活的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等单块面积小､分布散,与产业开发之间､用地需求之间存在空间结构性矛盾｡

2.2.3生态资源瓶颈

2.2.3.1多数地区的生态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乡村地区多数林地､湿地､湖泊等生态资源分布零散,高价值生态品质景观与一般生态资源搭配相间,客观上给生态资源集聚利用带来困难,难以避免新业态新场景培育的点状开发｡

2.2.3.2村庄统筹开发不足

整村或跨村域的整体性开发是提升乡村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在村庄统筹开发上各地普遍推进不力,重要原因在于村域间的联合仅停留在规划､党建等浅层次维度,缺乏共同投资､共建产业项目等基于自身利益强烈关切的深层次联结,导致优质生态空间资源的切割式利用难以解决｡

2.2.4理念技术瓶颈

2.2.4.1对生态产品价值的认可不足

作为生态产品主要组成部分的生态调节服务常以虚拟形态而存在,对生态产品价值的认知由依靠直觉的朴素观念上升为依托体系化理论为支撑的科学认知仍是较长过程,市场价值认识不足的困境尚需破解｡

2.2.4.2相关技术方法仍待进一步积累

不同乡村的生态资源千差万别,决定了其生态资源评估技术也应存在差异,对湿地､林盘等特殊类型生态产品的技术手段尚待积累｡

3、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的主要路径构想

根据生态资源细碎化､生态资源低效开发､生态产业低层次发展等问题,强化生态资源开发的空间统筹､主体联合,促进生态资源高效率开发｡

3.1探索多村联营开发路径

推动多个村集体组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或公司企业,促进各村集体通过共同投资､共营项目来形成紧密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联结机制,实现村域间的资源､资金､技术等整合,共同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文旅体”产业等｡多村联营能确保村集体和农民充分分享发展收益,也扩大了集体经济发展带头人的选择范围,但也要求村集体拥有充足的资金和优秀的管理团队｡

3.2探索龙头企业主导路径

借助资金雄厚､技术领先､市场敏锐的龙头企业,对乡村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与高效利用,从而实现乡村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开发与运营｡引导龙头企业既面向消费终端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又利用自身的渠道和品牌优势,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商业机会,进而转变为平台生态型龙头企业｡若企业成长性好､发展速度快,有利于形成综合性业态,但也可能出现企业挤压原住民的利益或原住民不配合经营活动等问题｡

3.3探索村企双轨合作路径

村集体与企业以股份合作､资源租赁等多种方式构建起紧密高效的合作关系,形成采取“集体经济组织+平台企业+专业企业/专业团队”双轨并行的运营机制,从而综合性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业态｡在该模式中,村集体的参与可以协调本地村民与外来企业､业主等之间的关系,但要求村集体有较强的群众号召力,也要求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引入｡

3.4EOD开发路径

生态环境导向的EOD模式是指通过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项目肥瘦搭配,组合开发,统筹推进,以产业盈利反哺生态环境治理,努力实现项目整体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5]｡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矿山修复治理中,探索发挥政府在项目策划､项目监管､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市场主体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等,进而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增值溢价,并以产业盈利反哺生态环境治理｡

4、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的重点任务

4.1构建生态资源保育增值机制

构建生态资源保育增值机制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增进人民福祉,是生态产品持续转化利用的基础｡

4.1.1要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

推进平原地区污水处理､水污染治理和面源污染治理等问题,推进丘陵山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山林资源修复以及防治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问题｡

4.1.2健全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探索“财政投一点､集体添一点､农民出一点”的出资模式,创新PPP模式等,形成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推广人居环境整治与“积分制”管理的新模式相结合,强化村民参与环境维护的自觉激励｡

4.1.3实施乡村空间形态设施更新

乡村风貌设计与塑造应注重特色设计,尽可能融入当地文化元素,采用当地建筑材料,力避乡村“西洋化”“城市化”｡在乡村空间形态与设施升级中,可探索建立按需供给机制,探索由农民提出需求清单,村级汇总整理,乡镇甄别筛选,进而形成项目库,县级协调和配置的公服设施和风貌提升项目的新办法[6]｡

4.2构建生态资源转化赋权机制

着力构建生态产品的调查监测机制､核算评价机制,联动推进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改革,破解乡村生态资源､土地资源等难以盘活的体制机制困境｡

4.2.1构建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

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推进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等信息的动态更新｡

4.2.2构建生态产品核算评价机制

总结和整合各地探索成果,推动建立统一生态产品价值核算通则｡

4.2.3构建城乡融合改革协同机制

对农村土地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等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全面清查,推进扶贫和帮扶资产确权移交,对乡村振兴中新投资形成的资产及时登记发证｡深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探索对危旧废弃农房的“拆旧留权+指标异地利用”的闲置资源盘活机制,探索建立“村集体收储+国有平台公司整体打造+专业公司运营+村集体服务”的整村开发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模式｡

4.3构建生态资源活化赋能机制

敞开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通道,让城市要素成为乡村生态资源及其他各类资源开发的助力器｡

4.3.1搭建生态产权交易平台

整合现有承包地､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林权等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大平台,健全以“应进必进,阳光交易”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探索将湿地占补平衡､绿化增量指标､森林覆盖率等生态产品交易种类纳入大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力避对生态资源的“点对点”式招商开发,编制投资机会清单,实现集中发布､组团招商｡

4.3.2加强专业适宜人才引聚

基于本土人才留乡发展的稳定性更强的现实,需更加重视本土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树立系统引才理念,打捆引聚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强化以才引才,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一体化建设人才社群和产业集群,从而满足乡村发展对系统性人才结构的需求,为村庄积累宝贵的对外社会关系资源,链接更多技术､项目等导入｡

4.4构建生态价值共创共享机制

通过强化激励､硬化约束,推进市场主体､村集体､农户等各方责权利相适配｡

4.4.1构建平衡多元主体权责关系的生态共建机制

分等级评价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生态信用水平,将生态信用水平与政策支持等挂钩｡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附加生态保护条件,开发者通过资金赔偿､生态产品价值量购买等方式承担环境损害责任｡

4.4.2构建生态要素平等参与分配的红利分享机制

探索将生态产品损耗纳入市场主体的经营开发成本,推广和完善将生态产品作为村集体的股本金与市场主体形成股份联结的合作模式,或探索生态产品的有偿使用费缴纳模式｡

4.4.3构建集体经济引领农户分享的发展带动机制

在“生态+文旅体”产业中,探索由村集体通过引导小农户投资､众筹闲散资金､支持村民创业､协调就业等手段促进农户增收｡对于生态农业等,探索由村集体负责协调土地流转､交易达成撮合等,由新型经营主体负责育种､农资和销售前后两端,农户负责种养生产,以“抓两头､带中间”的方式促进农户增收｡

参考文献:

[1]张林波,虞慧怡,李岱青,等.生态产品内涵与其价值实现途径[J].农业机械学报,2019,50(06):173-183.

[2]陈高威,温铁军.破局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1个思考[D].重庆:重庆出版社,2023:247-248.

[3]张耀文,卿明梁,郭晓鸣.川西林盘保护与利用:进展､挑战与突破选择[J].中国西部,2022(01):56-65.

[4]孙博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五难”问题及优化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04):87-97.

[5]步雪琳.专访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负责人以EOD试点推动“两山”理念落地[J].环境经济,2021(24):22-25.

[6]郭晓鸣,庞经滔,刘德,等.从威远实践看丘陵地区和美乡村建设[J].当代县域经济,2024(10):58-60.

基金资助: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生态文明建设专项项目“城乡融合视角下四川省县域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的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SC23ST011);

文章来源:张耀文,徐静思,何婷,等.乡村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转化生态产品价值面临的问题与路径选择[J].农业与技术,2025,45(06):14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