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工商资本对乡村的投入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效能愈发显著｡正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及:“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身农业农村领域,切实防范并纠正投资运营环节的不当行径｡”吸引并对工商资本下乡予以正确引导,对于缩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助力乡村的良好格局,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全方位落地实施,具备极为关键的价值(解安,2022)｡

然而,各类工商资本均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逐利特性(邵俊杰,2024)｡在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的进程中,工商企业有可能借助其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对小农户形成挤压,致使农户被迫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且无法获取公正､稳固的补偿,进而对农民长远的收入质量提升产生负面影响｡一旦工商资本的利益诉求与农户个体利益发生抵触,农户在面对资本力量时往往处于劣势境地(安永军,2018)｡

那么,工商资本下乡是否具有正向影响,如何正确引导工商资本下乡以推动乡村资源整合与提升农户收入质量?基于此,本文利用CFPS数据库中2010-2020年的乡村数据,通过引入收入质量的概念,借鉴解安(2022)从内生性和外源性角度对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划分,剖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为其优化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仝志辉与温铁军(2009)在其研究中提及农业经济学领域早期针对资本下乡所给出的定义,即“外来工商资本参与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与流通,其典型模式为公司+农户”｡解安(2022)指出,资本下乡依据来源可划分为内生性与外源性两类,这一分类导致乡村治理模式产生差异,在治理主体､利益诉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区别(施德浩,2019)｡所谓内源性资本下乡,是指农民在本地农业生产活动或外出务工期间积累财富后,把闲置资金､人力等资源投入到工商领域进行投资｡当下的外源性资本下乡,主要是城市资本或国外资本涉足“三农”领域,直接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且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众多研究在界定工商资本下乡概念时,通常所指的便是外源性资本下乡｡

在农民收入质量相关研究方面,已逐步从单纯考量收入数量转变为全面考量收入质量的各个维度｡孔荣(2013)借助年鉴数据与调查数据,剖析了农民工收入数量增长与质量滞后之间的不对称性,并从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以及知识性这五个维度对农民工收入质量予以考察｡杨少雄(2023)则在总结上述经验的基础上,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以及收入知识性等维度,进一步完善了宏观视角下农民收入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现有文献较少涉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质量的直接影响,多集中于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工商资本下乡提升农户收入｡首先,工商资本下乡推动要素集聚形成正外部性(邵俊杰,2024)｡其次,工商资本下乡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体系,积极推动农民创业和城镇化转移就业｡(2)工商资本下乡降低农户收入｡现有相关研究表明,工商资本的逐利性易引发土地“非农化”现象(朱俊峰,2017)｡同时主体利益的非兼容性(曹俊杰,2018)也可能带来农业质变､村落虚化以及“内卷化”等问题(徐宗阳,2016),从而降低收入质量｡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收入质量

Marshall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指出企业集聚能带来各种要素集聚的外部性经济,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池效应,二是中间投入的共享,三是知识溢出｡从上述理论出发,工商资本下乡从以下方面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升:第一,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会吸引大量的外部劳动力和专业人才进入农村,随劳动力市场完善,农户可以更灵活地调整生产规模和结构,进而提升其收入质量｡第二,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地区后,会投资于农业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降低了农户的采购成本,同时提高了中间投入品的质量和使用效率,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其收入质量｡第三,工商资本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在农村进行传播和扩散,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升

H2: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升

(二)工商资本下乡､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户收入质量

由于城乡差距和资源优势,具有工商资本下乡优势的农村地区更容易借助其资源优势为农户提供更丰富的机会,并增加农民的知识和技能,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价值｡相反,缺少工商资本下乡支持的农村地区则可能面临知识技术缺失和资源机会缺乏风险,这些风险将进一步引发农民就业向传统农业集中｡因此,工商资本下乡会优化农村的人力资本的获得及利用状况,从而拉动农户收入质量提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升

H4: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0-2020年的CFPS数据｡为研究农户收入质量的相关问题,本文对该数据集做如下处理:仅保留基于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资料确定的乡村样本;在数据库得到的样本中,经梳理匹配以及剔除特殊变量与异常值后,最终得出观测值数据｡

(二)变量定义与指标框架

1.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质量

现有理论研究认为,农民收入不仅有量的规定性,而且有质的规定性｡基于此,本项目将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归纳为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收入知识性｡

2.关键解释变量:工商资本下乡

本文借鉴解安,余婧兰等的研究,将工商资本下乡细分为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用农户私营的公司资产度量,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用农户是否租赁土地度量｡

3.控制变量

经参考相关文献并综合考虑数据的相关性和可得性,本文控制了婚姻､年龄､性别､家庭规模､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土地价值､他人欠自家的钱､非房贷的金融负债､总房贷变量｡

4.中介变量:人力资本投资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衡量包括教育投资即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健康投资即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以及迁移投资即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三)模型设定

基本模型为验证H1假说,使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建立模型

为验证H2假说,使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建立模型

模型中,Incqit为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质量;GSZBIit,GSZBEit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内生性与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C1it,C2it为控制变量;α0,β0为常数项;α1,β1为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α2,β2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ε1it,ε2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主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外源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一发现揭示了它们对于提升农户收入质量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内生性与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均对收入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知识型四个维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假说H1与H2均获得了实证支持｡这表明,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户收入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表1主回归结果

2.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对所有自变量进行了VIF检验｡结果显示,最大的VIF为1.6,远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分别对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以及农户收入质量进行回归分析,过程见基准回归结果分析,得出工商资本下乡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其次分别对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回归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最后对工商资本下乡的两种形态,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户收入质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介变量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

综上,回归结果符合完全中介效应,假说H3与H4均获得了实证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数据缩尾处理｡模型中的内源性或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数值差异较大,可能存在极端值,因此对其进行2%缩尾处理｡缩尾后可得,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缩尾2%并未改变其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方向以及显著性水平;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略有降低,但仍可以说明基本未改变其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方向｡因此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异质性分析

关于性别的异质性分析｡男性农民与女性农民在面对工商资本下乡时的受益程度不同｡在内生性工商资本下乡的情况下,得到其对女性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其对男性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其对男性农民收入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的情况下,得到其对女性和男性农民收入质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对女性和男性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作用差异不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0-2020年CFPS数据库的乡村数据,实证分析了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收入质量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质量的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研究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异质性｡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的下乡有助于推动农户收入质量提升｡这体现在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知识性四个维度上,特别是在促进成长性方面有突出效果｡一方面,内生性工商资本通过农业合作社或农村企业的扩展实现多元化经营,拓宽农户收入来源,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及关系合理化,帮助收入获得更稳定的成长性,为收入注入知识与技能经验属性｡另一方面,外源性工商资本的下乡往往伴随着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型企业的引入｡农户通过与这些企业的合作,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获得更为广泛的个人发展机会｡

2.内生性和外源性工商资本下乡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动农户收入质量提升｡一方面,内生性工商资本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为农户开辟了培训和就业机会,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还直接带动了非农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外源性工商资本的下乡通过引入先进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如技术培训､就业指导等,增加农户的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农村居民在非农领域创业,加速了农户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型步伐｡

(二)政策建议

其一,政府欲促进工商资本于农村地区的投入并改良农村商业环境,需实施一系列举措｡例如,采取信息公示与随机抽查等监管方式,运用税收优惠及优先申报专项资金等激励策略,以此维护市场秩序并优化乡村法治环境,为工商资本下乡筑牢根基｡

其二,强化农户技能培训工作对于提升能力较弱群体的竞争实力意义重大｡政府理应依据经济走向与产业发展态势,在企业助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进程中,为农民开展制造业､旅游业等领域的技能培训活动,进而增强其非农就业本领,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产业体系｡

其三,政府有必要针对不同种类的工商资本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尤其需着重推动外生性工商资本的发展,这类资本虽原始积累雄厚､产业链条完备且具备较大影响力潜力,但农民参与程度较低｡在其以土地流转等形式进入农业领域时,实施全过程监管,严格规范操作流程｡与此同时,完善各类建设用地的指标政策体系,切实化解涉农第二三产业工商资本面临的“用地难”困境,为工商资本在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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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詹晨曦,胡彧涵,陈逸璐,等.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5,(18):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