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主线的引领下，如何部署“三农”工作，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引导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农民收入提升，将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必须面临的问题，而农村电商的发展则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答案。在农村电商的作用下，农村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更多专业化、信息化的农业产业手段得以引进，大量农民开始组织并成立农村电商企业，掌握了更多的经营主动权。由此可见，农村电商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且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也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十分显著，通过“互联网+农业”的相互耦合，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规模化、科技化进一步加速，农业产业集聚的速度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之下，研究我国农业产业的地理集聚和农业产业集群的时空演变，对我国农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综述

(一)农业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

农业产业集聚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各国现代农业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例如世界著名的法国葡萄酒产业集群、丹麦养猪产业集群、中国山东寿光蔬菜集群等，农业产业集聚表面上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地缘集中现象，表现为农作物生产集聚，农业产业分工精细化，但本质上农业产业集聚是我国农业产业组织水平不断上升、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以及规模效应逐步显现的体现。该现象包括了产业生产集聚化和作物生产集聚化两个方向，因此含义更广，所具备的经济意义更强。已有研究分别针对上述两个方向展开了具体分析：

其一是针对农业产业生产集聚化的研究。蓝海涛和周振(2017)的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向新常态，三次产业结构面临重新调整与洗牌，而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也需要进一步优化。聚焦于我国农业发展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呈现现代化、规模化、科技化的转型走向。一方面，农业的整体生产技术通过不断转型迭代，使得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价值大幅提升，粮食作物的生产呈现集约聚集的现象，从而形成一个个农业产业群落；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对高质量农业的需求不断提升，非粮食作物生产规模逐年增加，并逐步成为我国农业市场增长的新着力点。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之下，均推动了我国农业的集聚。

其二则是农业产业的空间集聚化现象，大量农业生产集中于地力优渥、交通便捷的区域内。郑瑞强等(2018)发现广西的农业产业出现了明显的集聚化现象。在我国各大农业省份，农业产业集聚现象逐步显现，且成为各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广西的角度来看，由于广西地处我国东南丘陵部分，山地占总面积的74.8%，远高于全国山地平均面积66%，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因此耕地主要集中于中部盆地，且在全区地域面积中占比较小，因此地理条件决定了广西农业必须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此外，从自然条件角度来看，广西的光、热、水资源充足，适合发展绿色农业体系，同时也适合发展非粮食特色农业，从目前广西的农业产业空间集聚情况来看，粮食类作物生产更多集中于平原地带，而非粮食作物的农业产业则分散于丘陵部分。

(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

农村电子商务的相关研究正逐渐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热点，与农业产业集聚化类似，农村电商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化特征，张英男等(2019)分析“淘宝村”案例，总结为“一村一镇一品类”，即该村(或镇)均参与到农村电商的运营之中，并形成了以村(镇)为单位的生产集体，该集体主力生产某一类的农业作物，由此可见，“淘宝村”现象无疑对农业产业集聚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夏金梅和孔祥利(2019)在研究中提出的“两阶段”电商集聚模型很好概括了以上过程，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初期，由于村内某一户农户(或一家企业)开始在互联网上经营销售，并因为销售渠道的扩大获取了较高的收入，此时的村内处于自由经营状态，其余没有获取较高收入的农户就会调整经营方式，因此形成了第一阶段的生产趋同，而电子商务企业也会着力引导该地区发展该类作物的农业产业，形成协同下的品牌效应；而第二个阶段则是以地区为基础形成产业集聚，由于村内的电商发展产生了规模效应，当地政府会进一步发扬先进经验，主动引进外部资源扩大生产，并向这一新的产业集群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从而实现产业的集聚化。杨远根(2020)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以上发展过程，该研究认为农村电商集聚化在前期主要呈现在规模与绝对数量上的快速增长，而在后期则逐渐呈现出结构和相对数量上的不断累积，因此农村电商的发展导致的集聚化可能出现某个“折返点”，这一折返点同时也是农村产业整体竞争力的跃迁点。

(三)研究评述

以上学者的研究为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业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思路，但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第一，缺少纵向研究数据，大部分研究均以“淘宝村”“淘宝镇”等具体案例展开，研究中仅仅对比了对应区域农村电商引进前后的发展变迁，缺少长期的数据观察。而本文不仅聚焦在广西这一大的区域，并且采用了2007-2019年的数据进行支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电商发展和农业产业集聚现象的动态趋势。第二，针对集聚性的分析不够全面，已有研究中所采用的集聚性分析往往是借助空间视图等方式，虽然实践上相对容易且比较直观，但缺乏数据分析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本文则综合选取了区位熵和基尼系数两个指标，综合反映农业产业集聚的量化影响，也为后期其他学者进行同类研究提供参考。第三，广西作为我国华南地区的农业大区，其农业发展对区内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得到突破的地区，针对广西的农村电商发展和农业产业集聚情况展开分析，对我国其他省份具备较强的示范和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将综合选取广西2007-2019年县级行政单位数据，综合运用区位熵、基尼系数、Lilien指数等，对广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和农业产业集聚的演化路径展开分析，以期为广西乡村振兴方案的因地施策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本文所构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解释变量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政府支出、市场化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建立如下面板计量模型：

Combit=c+α1Ecmit-1+α2Govit-1+α3Marit-1+α4Incit-1+θi+δt+ε(1)

公式(1)中，i和t分别代表县域和年份，θ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δ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代表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误差项。Ecm、Gov、Mar、Inc分别代表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政府支出、市场化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α1-3分别代表相应变量的系数。为了缓解因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研究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引入模型，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来看，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不会影响前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因此会大幅度降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因为衡量指标单一而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本文分别采用两个指标衡量农业产业集聚水平(Combit)，这两个变量分别是区位熵和基尼系数，区位熵主要反映了某类农业的种植比较优势和离散情况，而基尼系数则是从种植面积角度分析了农业的均匀性。两类测量方法均有其优势和短板，本文主要以区位熵进行分析，而基尼系数作为辅助和稳健性分析，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农业产业集聚的测量方法说明

根据表1的说明，下面将具体介绍两类指标的计算公式，首先是区位熵：

（公式）

公式(2)中，Qij代表j县i类农业产业的区位熵；Ei代表该县i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Et代表该县各类农作物的总种植面积；Ai代表广西i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At代表广西所有农作物的总种植面积。基于广西各县的区位熵，进一步求取区位熵标准差：

（公式）

公式(3)中，SQi代表i类农作物所对应的农业产业水平在广西的区位熵标准差，μ代表i农业区位熵的算术平均值。SQi越大，说明i农业区位熵分布的离散程度越大，即该类农业产业的相对集聚程度较高。SQi越小，说明i农业区位熵分布的离散程度越小，即该农业产业的相对集聚程度较低。

其次是基尼系数法的计算公式：

（公式）

公式(4)中，GNj代表j类农作物农业产业的基尼系数，n代表广西地级市辖区、县和县级市均等分组的组数，取值为5。Wij代表各个分组j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空间)占整个j类农作物在广西农业产业中空间的比重。基尼系数取值在0-1之间，该数值越小说明农业空间分布越稀疏，越大这说明农业空间分布越密集。

2.解释变量。

为了有效衡量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水平，本文借鉴郭燕萍和苏雪峰(2020)的研究，选择产业经济学中常用的Lilien指数来刻画区域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其模型如下：

（公式）

公式(5)中，ζt即为t时刻的Lilien指数，LMP代表i地区农村电商的总从业人数，TLMP为广西电子商务行业的总从业人数。不难发现Lilien指数的值越大，广西电子商务产品向i地区农村电商倾斜程度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农村电商人才引力越强，代表该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更高。

3.控制变量。

图12007-2019年广西农业聚集指数的变动情况

第一，政府支出(Gov)：采用广西各县级行政单位的财政支出数据扣除教育和国防开支部分表征；第二，市场化水平(Mar)：采用广西各县级行政单位的私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与总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表征；第三，农民收入(Inc)：采用广西各县级行政单位的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减2007年(基期)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后的实际值表征。上述三个控制变量在已有文献中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与农业产业集聚具备潜在关联，因此也是本文重点控制的研究变量。

4.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为主，数据来源于县级农业经济数据库、市级统计年鉴以及《广西农村统计年鉴》。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共包含111个县级行政单位(包括41个市辖区、9个县级市、49个县、12个自治县)，因此本文依据广西农业经济数据库整合为111个县级研究单元，主要考察14类具备一定规模产值的粮食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集聚情况，包括：小麦、稻谷、大豆、玉米、薯类、棉花、油料、蔬菜、果园、肉类、禽蛋、牛奶、水产和林业。同时，本文借鉴李晓夏和赵秀凤(2020)的研究思路，该研究指出随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提升，经营者的思维和运营模式会出现非线性变化，因此本文对广西各地区农村地区GDP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设定了80%、60%、40%、20%四个分位点，以此观察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村地区，是否会产生电子商务对农业产业集聚的不同现象。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广西农业产业集聚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首先计算了2007-2019年间，广西的农业产业集聚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图1显示，广西的两类农业聚集指数在观测期内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均出现一定波动。从区位熵标准差的角度来看，广西的农业产业聚集情况在2008-2009期间出现小幅下滑，但由于区位熵强调农业生产的结构性集聚情况，由于农业产业的销售和生产具备滞后性，因此指数下降幅度不大。而更大的下滑出现在2013-2015年间，由于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动物疫情的多重影响，广西的农业生产集聚略有下滑，转而出现了多样化、分散化发展的情况，随着广西的农业结构调整，2015年后区位熵水平显著上升。其次，从基尼系数角度来看，在2008-2009期间出现大幅度下滑，这可能是由于基尼系数更强调测算农业生产的空间稀疏情况，因此更能够反映经济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此外基尼系数在2018-2019年出现下滑，这说明广西的农业产业集聚也面临空间调整的现象。根据图1的测算，有理由推测电子商务发展是推动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上升的主要动力，这也有待更为严谨的实证分析予以证实。

(二)广西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

在Stata12.0软件环境下，本文对原始面板数据进行了基础分析，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农村电商发展在全样本中显著促进了农业产业集聚，回归系数为0.304，在1%的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分析，即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农业产业集聚现象，基于该实证结果可以得知：电子商务的发展能够帮助广西扩大农业销售边界，提升销售利润，同时也会导致更多农业产业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非粮食作物生产，而粮食作物生产则由更为集约化、规模化的农牧类企业进行运作，而粮食作物的整体生产占比更高，因此会导致农业产业的集聚。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引导了农村产业的结构调整，同时优化了农村生产体系，进而使得农业在生产空间上出现集聚特征。

从分位数分析的结果来看，在GDP水平较高的地区(80%)和较低的地区(20%)，农村电商对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作用较大，而在GDP水平适中的地区(60%、40%)，农村电商对农业产业集聚的系数作用反而较小。结合全样本的数据可以发现，农村电商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分位数基本呈现“U”型关系，该结果说明：对欠发达农村地区和发达农村地区而言，农村电商的发展引领作用更强。其一，对欠发达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地理条件恶劣、土地资源贫瘠，农业产业效率不高，居民收入较低，而农村电商的引进为这类地区开辟了新发展思路，以广西为例，大部分山区虽然不适合进行粮食生产，但却极为适应药材的种植，这些特殊经济作物能够通过电子商务获取合适且有效的销路，因此这类地区的农业产业出现明显的集聚化；其二，对发达农村地区而言，这些地区之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往往是已经形成了较为规模化的农村产业，电子商务的进入无疑帮助这些地区扩大了先发优势，使得这些地区进一步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产，扩大了规模经济效应的边界，进一步使得农业产业集聚；其三，对GDP水平适中的农村地区而言，农村电商发展依然能够带动农产集聚，但作用相对较小，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往往处于分散化种植和规模化生产的转型阶段，农村电子商务的介入反而会进一步分化两类生产方式的农户，使得部分农户探索特色化农业产业路线，这无疑会降低农业产业集聚生产的效应，但从总体来看，农村电商对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毋庸置疑是正向的。

表2面板回归结果

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

从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在全样本中，政府支出、市场化水平和农民收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农业产业集聚。第一是政府支出与农业产业集聚的正向关系，这是由于广西近年来的政府支出往往与三农政策紧密关联，同时也涉及大量惠农扶贫工作，这帮助农民实现了更好的生产，因此能够显著带动农业产业集聚，从分位值的角度来看，政府支出在各类农村地区的作用波动不大，说明政府支出对农业产业集聚的效果并不因农村地区发达与否而产生变化；第二是市场化水平，该指数仅在发达农村地区具备较强作用，这也说明市场化体系在经济较好的地区更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更需要政府体制的扶持与调节；第三是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的提高能够切实带动地方消费能力提升，因此能够实现农业产业集聚，并且从分位值上来看，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更强，这也说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整体收入水平更低，更需要通过强化可支配收入来实现农业产业集聚，进而优化区域内部农业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基准检验中，本文采用的是区位熵标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衡量农业产业集聚指数，上文中已经提到，区位熵仅仅能够反映作为种植的比重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反映农业产业的空间集聚情况，从而强化实证检验的结论，检验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由于基尼系数的指数大小相对区位熵更小，因此在统计系数上更大，但依然证明了农村电商能够显著推动农业产业的空间集聚，同时分位值检验上依然出现了“U型”趋势，其余控制变量的实证结论与表2基本一致。综上，对广西而言，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区域内部的农业生产在比例和空间上的集聚，带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对广西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村地区而言，农村电商在发达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更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集聚，而处于农业模式转型阶段的经济适中的农村地区效果相对较低。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在2007-2019年的观测期内，广西整体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持续提升，但在部分年份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出现过小幅度下滑。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农业产业集聚提供了动力，这一效果在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更为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政策的引导作用，结合广西地理情况，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着力推动各县市优势农业向更加集约化、集聚化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特色化的优势生态农业集群。在发挥农业产业集聚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具备广西特色的农业产业体系，打造具备广西特点的农村电商品牌，形成适用全国其他地区的广西农业发展经验。

第二，政府应在广西不同经济基础的地区实施差异化农村电商策略和农业产业集聚策略。为了进一步实现广西各县市的乡村振兴，必须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电商发展。在农村发达地区，要尽可能发挥市场化作用，通过市场化力量引导农村电商平台进驻，并依托当地的优势农业品牌，打造与电商协同的新型品牌，增强企业的发展力量；对农村欠发达地区，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扶持，利用政府资金提高当地产业实力，带动当地农村电商发展，进而实现相关地区的农业规模化发展，调动农业产业集聚的积极性；对农村经济适中地区，由于相关地区的农业产业模式尚未确定，政府需要为相关产业留足试错空间，进一步简化政务约束，增强企业自主性。

第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电商和农业发展打好地基。对广西而言，许多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依然匮乏，仅仅依靠移动电子设备难以保障未来的电子商务经营。为增强广西电子商务经营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农村电商的可持续经营，地方政府需要加强网络设施、道路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构建开放、多元、包容的营商环境，推动外部资本力量进入，发挥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自由性。同时广西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互联网风险的监管，坚决取缔假冒农业电商平台，抵御网络信息对农业产业的潜在冲击，为农民的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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