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先一公里”的提出，农村物流得到迅速建设和完善，对农村公路的投入建设已经取得较好成绩，但是对于中间物流环节的忽视也使得部分投资没有达到相应的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效果。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以及“公转铁”“铁水联运”等运输结构优化政策深入实施，2019年在货物运输方面，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速为4.4%，占15.1%，公路货运降幅明显，货物周转量增速跌落16.3%，民航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而水运呈现出持续提升势头，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5.0%，占比15.9%和52.2%。与此同时，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何辉认为，2019年水上运输行业、与贸易相关的水运企业和港口企业新订单指数均呈现继续增长态势。水运是货物周转量增长最快、最有潜力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

国外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到20世纪末其理论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Fearne等(2003)提出关于东南亚蔬菜供应链的整体分析框架，其中包含了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印度Sidhu等(2011)通过对青豌豆不同种流通模式比较分析确定流通效率最高的模式。此时我国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理论研究刚起步，学者更关注于对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市场的探究，直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国际农产品交易市场中我国流通能力竞争力较弱，才开始注重流通效率的提高。

在国内对“三农”问题及农产品流通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国外经验，徐振宇(2007)明确了国内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流通滞后，提出学习日本、韩国、加拿大和巴西等国家的经验。在理论基础得到一定发展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测度评价。张磊等(2011)由总体、产出、成本三个方面选取七个指标进行评价；王娜(2016)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基于产业链视角以蔬菜流通为主线，分别从收批零三个环节总结出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因素。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学者们开始考虑这一因素，周华(2013)认为利用网络技术建设多层次渠道沟通和信息共享平台、挖掘并利用市场中的大量信息将有助于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从而提高效率；汪旭晖(2014)提出以线下资源整合为重点发展O2O农产品流通发展模式才能破解生鲜电商的进步难题。近年来，学者们关注到我国大约70%的农产品交易都是在批发市场上完成的，随之越来越重视批发市场的作用。但斌等(2013)借助博弈论说明了销地批发市场中公开采购价格信息对生鲜农产品供给和价格波动的重要作用；马增俊(2015)通过回顾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30年的进程推测未来发展趋势。

也有学者从农产品流通中的物流视角展开探析，陈耀庭(2017)提出众包配送在处理生鲜电商“最后一公里”上有着显著优势，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二)实证研究

Sachan等(2005)采用系统动力学法对印度谷物的总供应链成本进行建模分析；Mavi等(2012)通过调研并整理获得金橘的生产者获得比率，从而确定流通效率。我国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发展基础后，也逐渐向精确的实证研究迈进，本文将国内的实证研究按照数理实证研究和案例实证研究进行分类。

数理实证研究。因子分析作为其中一种主流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避免变量赋权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结果更加确切，因此深受学者们青睐。赵锋等(2014)从速度性、规模性、经济性选取十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对广西睡在治区农产品流通效率展开研究，根据结果从宏观角度进行了解释，并分别从机制、市场体系、流通合作组织及技术创新四个方面提出建议；金赛美(2016)首先提出假设，后利用固定资产周转率等八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我国在2004-2013年间的农产品流通效率值，再结合皮尔逊相关分析法验证假设，最终得出交通运输(铁路和公路)、电子商务等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张永强等(2017)从流通速度等考虑选取了十一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结果将我国2000-2014年农产品流通效率发展趋向分为四阶段，并分别解释了每个阶段的特征。

数据包络分析(DEA)对于评价“相对效率”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测度农产品流通效率时得到广泛运用。陈乐一等(2015)提出假设，采用DEA-SBM测评效率值，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假设，最后通过PVAR脉冲响应分析证实；何小洲等(2018)利用DEA-BC2获得2010-2015年我国31个省份农产品流通效率值，进一步采取Malmquist函数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从而有了新发现，即西部全要素生产率是最高的，最后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和建议。

也有学者运用其他方法展开研究。汪旭晖等(2015)通过SFA测算了我国2003-2011年农产品流通效率，认为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区域差距缩小进程缓慢；黄福华等(2017)通过灰色关联模型阐明了影响长沙生鲜品各级市场物流效率的因素，基于此构建规模化定制等三种模式。

案例实证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广泛深入的个案调查对于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是很有帮助的。陈耀庭等(2015)选择漳州市天宝香蕉的四种流通模式展开研究，通过访谈获得数据，最终发现关注主体不同导致最优流通模式不同，因此流通效率不能用某单一指标衡量；汪旭晖(2016)筛选出平台型的天猫生鲜和垂直型的沱沱工社，分别对两家企业从多环节展开对比，发现生鲜电商流通模式有很大发展空间，并进一步对其内在机理进行了研究；石岿然(2017)从“互联网+”视角选取了“本来生活”和“顺丰优选”进行分析，认为互联网下农超对接模式是最具潜力的发展模式。

在阅读文献并整理的基础上，可知目前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研究已逐渐成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且相关研究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证角度大多都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然而在交通运输领域存在着多种方式，随着农产品流通理论和现实的发展，我国在整体交通运输领域的更多投入并不会带来同等或更多回报，因此有针对性的进行高效投入才是提高流通效率的最佳决策。本文以具体不同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周转量为变量，利用因子分析得出我国2008-2019年农产品流通效率综合值，再进行逐步回归，以明确最优交通运输方式。

二、指标选取与说明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流通体系构成十分复杂，在对流通效率的估算和评价过程中，不能靠某单一指标进行研究。本文从要素的角度多方面综合考虑，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流通体系包含了流通主体、流通客体、流通渠道、流通环境、流通管理和流通政策六方面，具体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2009-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计算整理得到以上六个指标具体数据，其描述性统计如下：乡村初中在校生数占乡村总人口比重的极小极大值分别为1.12%和2.93%，均值为1.6610%，说明2008-2019年乡村初中在校生占乡村人口比例偏低，标准差0.71412%表明数据波动较小，农村居民学历仍没有较大突破；我国粮食产量绝对值处于较好状态，极小值为5343.3万吨，极大值为66384.3万吨，均值61734.117万吨，可知我国粮食产量多年创下历史新高，标准差4988.7341表明增长幅度较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单位面积成交额和城乡消费水平对比数据分别在2.46-5.24万元每平方米和2.3%-3.4%之间，标准差是0.8879和0.3745，表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x5和x6极小极大值相差较大，且标准差分别达到了28.8802和115.98662，表明数据变动较大。由于上述变量单位和变异程度不同，为了消除影响，本文使用标准化处理方法即Z-score进行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

三、因子分析

(一)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

因子分析前通常需要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可知KMO值为0.777>0.7，表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Bartlett输出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113.453，Sig.为0.000<0.05，符合标准，因此变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综上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因子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因子分析操作，由公因子方差结果可知各个变量因子载荷均大于0.75，表示所选取变量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依赖程度较大。并通过主成份分析提取一个主成份，如表2所示，此时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89.034%，因此说明提取一个公因子就足够。由公因子方差可知x3对Z影响最大，二者间具有极强正向关系，说明批发市场对于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性；而x5相对影响较小，说明继续一味增加对批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并不能明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公因子方差和成份得分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其模型可以表达为：

(三)结论

由实证分析结果得到表4，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在2008-2019年间由负转正，从最初的-1.49204上升至1.42715，虽增长幅度略有起伏，但整体仍具有上升走向，且预计未来将会持续提高。

从时间序列视角将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演进趋势划分为四个阶段：2008-2009年为第一阶段，农产品流通效率为负且有所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农产品出口，整体商贸流通环境也受到制约，加上国内“三鹿奶粉”等事件的曝光使国民对食品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农产品供给大于需求，导致流通效率大幅度降低。

2009-2012年为第二阶段，我国农产品流通仍然为负，但已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随着2009年实施“双百市场工程”，2010年国家对冷链物流加大投入，2011年农产品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以及农超对接模式的成长，都有力刺激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快速增长。

表1  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

表2  解释的总方差

表3公因子方差和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2012-2016年为第三阶段，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由负转正，持续稳定增长。这一阶段在电子商务模式的促进作用下，涌现大量类似于“天猫生鲜”的电商企业，极大改善了生鲜农产品流通问题，使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相较于第二阶段更加趋于稳定。

2016-2019年为第四阶段，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呈波动性增长。2016年农产品流通短暂进入平稳期，又快速取得突破实现稳定增长。在这一阶段农产品流通相关行业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连续四年均为负数，但农产品流通效率整体上仍然是快速增长状态，说明在该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对流通效率的促进作用已经达到峰值状态，此时从固定资产投入的边际效用考虑，应改善方案。

四、逐步回归分析

(一)模型构建

考虑到交通运输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但上文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交通运输业等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产品流通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有效地、针对性地进行投资才能使效用最大化。货物周转量是一个复合单位，能更详细反映流通效率和运输生产成果，所以本文选用这一指标。同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交通运输发展水平也越发达，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公路、铁路、水运、民航之间具有某种相关关系，因此文本选用逐步回归方式尽可能地减小误差。综上，本文采取逐步回归方式就铁路货物周转量Y1、公路货物周转量Y2、水运货物周转量Y3和民航货物周转量Y4对农产品流通效率Z的影响展开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建立如下模型：

Z=β0+β1Y1+β2Y2+β3Y3+β4Y4

(二)检验

通过逐步回归操作，可知只有水运货物周转量指标进入回归模型，且该模型判定系数R2为0.953，把非标准化系数代入，得到Z=-4.665+0.562Y3。

表4农产品流通效率值

经济意义检验。

回归系数β3=0.562，表示水运货物周转量每增加1万亿吨·公里，农产品流通效率将平均提高0.562单位；截距项β0=-4.665，表示当水运货物周转量为零时，农产品流通效率为-4.665，说明农产品流通效率在2008-2019年间受水运货物周转量影响较大。由于公路、铁路相对较高的成本，现代农产品流通对于其依赖程度正在减弱，而成本相对较低、运输量相对较大的水运更有优势。而且我国海岸线长、内陆河流、湖泊众多，为利用水运提供了支持。

统计检验。

R2达到0.953，调整后的R2达到0.949，表明在水运货物周转量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中，有94.9%可以由该线性回归方程解释，因此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良好。

提出假设H0：β3=0，H1：β3≠0，由输出表知P=0.039<α=0.05，则接受备择假设H1。所以，Y3与Z有显著线性关系。

提出假设H0：β3=0，H1：β3≠0，由输出表知F=0.000<α=0.05，则接受备择假设H1。所以，回归方程显著成立。

五、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首先，继续坚持批发市场的重要地位，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批发市场已经出现了多种形态，一些种类的批发市场已经逐渐萎缩甚至消失，然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批发市场仍然活跃，这说明了农产品批发市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该坚持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配合发展期货、拍卖、线上等现代化交易手段。其次，鼓励批发市场资本化运营，进一步扩大批发市场规模和所辐射的空间，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流通效率；通过批发市场的企业化实现高效运作，企业化促进批发市场的信息管理高效、物流运输高效以及质量检测高效。

第二，优化农产品流通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首先拓宽融资渠道，广泛利用民间资金、港澳台商资金以及外商投资，充分利用股票证券等方式。其次从建设性质来看，应重点投资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如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传统批发市场信息管理便捷，采用先进的包装材料和低温等离子体技术达到仓储过程中的冷藏保鲜。从行业构成来看，应当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在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的结构，在通过缜密的分析和评价后确定投资比例，如通过扩建批发市场及信息化增加其投资，通过增加通航设施及智能化增加其投资。

第三，增强农产品水路货物运输能力。

在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水运和农产品流通效率具有显著线性关系，同时由于水路运输的本身特性，在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运输上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因此，首先，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入手，在对公路、铁路农产品运输上保持一定比例投资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产品水路运输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次，在初步建成的“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的基础上，加大对河流沿岸的治理，使其河道运输能力得到改善，对不临海地区，可因地制宜地建设“无水港”，进而扩大当地海上物流。但是水运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增强水运与陆运之间的衔接，完成高效运转。

第四，完善农产品流通相关扶持政策。

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中政府应当简化流程、在相关配套需求上采取一定优惠政策；在农产品运输中政府应当出台政策调配好各方资源，根据地区差异和布局缩短运输线路、提高货物周转量；在交易方式上通过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进一步探索电商平台等渠道，支持企业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在冷链技术等方面争取突破，各地区更要将各项扶持政策实现精准落地。农产品流通效率关乎民生，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此，应当抓住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机遇，政府及企业协力促成农产品流通效率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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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耀庭,黄和亮.我国生鲜电商＂最后一公里＂众包配送模式[J].中国流通经济,20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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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小洲,刘丹.电子商务视角下的农产品流通效率[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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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孙先民,白乌兰.新格局下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1(23):11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