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3年8月，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又印发了《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再次把乡村振兴纳入党的新时代奋斗目标之中，并且更加强调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乡村振兴伴随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此，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发展阶段，以党的二十大以来关于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要求为政策理论背景，把握乡村振兴新的指向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乡村振兴进程中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当下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对接下来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新蓝图具有重要理论参照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从现实来看，尽管乡村振兴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已取得较大成效，但乡村振兴往哪走、怎么走、跟谁走等重要命题在探索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难题，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任重道远。

（一）城乡收支差距依然较大

新发展阶段要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城乡收支差距问题不容忽视。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乡收支差距依然较大。城乡收支差距问题与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相关，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色。我国2022年基尼系数为0.47，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5%，其中城镇为29.5%，农村为33.0%。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贫富差距小，0.2～0.29表示差距较小，0.3～0.39表示相对合理，超过0.4～0.5就被视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12年开始就超过了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同时，我国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83元，人均消费支出值为30391元，我国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人均消费支出值为16632元。由以上我国2022年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以及城乡居民收支数值差距可知，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支差距依然较大，该难题成为制约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重大瓶颈之一。

（二）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优化不足

新发展阶段要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既惠民又产生经济效益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相对滞后难题不可松懈。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关乎新时代我国新农村的新面貌，关乎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那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满足农民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是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的必要举措。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人均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仅为城镇居民的1/5，并且我国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低于80%，我国约80%的优质公共医疗机构和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再以乡村教育为例，“十三五”时期，城市小学和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率为8.8%和10.5%，已超过农村（小学6%、初中6.3%）。我国2020年农村小学生均一般公用预算教育经费为11541.34元，低于全国普通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12330.58元）。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和乡村义务教育只是作为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方面，何况还有农村地区的水、电、路、网等硬件和精神文化、数字信息、就职培训等软件。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农村就近获得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与服务及农村就近获得优质义务教育仍然成为民生的重大问题。

（三）乡村振兴所需的人力和人才缺口仍然较大

新发展阶段要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高识、高能、高效的农村基层组织和懂农业、爱农村、乡愁浓、敢担当的农村强人、能人、贵人的缺口仍需补齐。“人”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关键要素和生力军，农业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本。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根基，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和火车头。在“人”的缺口问题上，首先是人力资本存量逐渐递减。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过去十年以及未来十几年都是农民进城的高峰时期。这使得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持续性流失，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其次是集聚产业管理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科技人才等各类人才“留不住、进不来、换不了”问题导致农村强人、能人和贵人短缺问题，农村一线生产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断代成为很多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人才制约依然是乡村振兴最突出的瓶颈。接下来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建设美丽乡村，更好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然要依靠更年轻、更专业的、高识、高能、高效的农村人才队伍。

（四）乡村数字化信息化科技支撑动力不足

新发展阶段要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乡村数字化信息化科技支撑动力不足难题不可怠慢。数字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也是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行动。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智慧农业科技创新、鼓励农业信息化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数字化智能水平。受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自主经营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为主，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呈现粗放式，农业农村数字化信息化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技术及生产技术相比非农产业水平更低，这使得农业农村生产效益不高且增长较缓。在数字与信息技术向我国“三农”领域渗透过程中，农业农村数字化信息化水平提升较慢，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和技能提升滞后，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和销售数字化信息化发展刚抬头。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标准基础薄弱，不少已建设的数字化平台存在数据整合难度较高、开放共享程度较低等问题，难以对数据进行综合利用。且对比世界上其他农业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驱动农业农村精准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还存在短板，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质量、规避农业生产风险上能力还较弱。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更新慢，数字信息技术人才储备、资金相对匮乏，数字信息技术环境监管薄弱，农业农村数字信息技术研发与落地较慢，数字信息技术资源要素价值未有效挖掘与释放，社会资本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还需进一步激化，数字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应用场景“耦合面”拓展不足，从而阻碍了数字信息技术创新活力、效能和支撑力的激发，加大了城乡数字信息鸿沟和全国乡村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二、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双项事业”的成败。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现实困境，要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抓牢重点、补好短板，系统发力，精准施策。具体做好：

（一）拓宽农民就业增收富裕渠道与完善多样化经营分配体系和帮扶机制

对于城乡居民收支差距较大的痛点，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经济，构建新农村农、工、商、文、旅融合发展是根本出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新发展阶段乡村高质量振兴的重中之重。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着重以农村资源、农业基础、人文历史等特色优势为基础，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行“特色农业立村、绿色生态富村、旅游活村、人文强村”，因地推出“优、绿、特、强、新、实”的农业农产品农村的发展规划，因时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产业，加快农业与“互联网+”“旅游+”“生态+”等模式的深度融合，从而构建新农村农、工、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增强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力和产业竞争力。如此，各类产业经济项目才能更多分布在乡村，就业机会更多留在农村，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才能稳定性增长。

对于农民增收致富的重大要求，多样化经营分配体系和帮扶机制是制度保障。“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是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适度规模化经营能够兼顾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此，在构建乡村农、工、商、文、旅融合发展产业体系过程中，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主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培育集生产、加工、销售、推介、分红、发展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农村合作社的经营主体，附上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分配制度体系。除外，还要坚持与完善“东西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加大对低收入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对重点帮扶地区进行全方位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要素扶持，加大农村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力度。如此，对实现人力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充分利用，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多样化经营，发展高质量的村域范围经济，提供就业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保障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有莫大的帮助。

（二）加快补齐乡村硬软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效提升，要重点围绕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着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构建良好秩序。要着力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总量供给不足、结构不均衡的现象，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科技、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惠民水平。要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覆盖和延伸，提升农村医疗、养老、义务教育质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从自然区位、地理地貌、空间布局等自然差别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差别考虑，从生活便利、农业耕作、产业发展、美丽乡村、教育提升、文化传承等角度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把握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公共服务项目。要畅通乡村道路，提高路灯照明率，推进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要持续加大乡村通信与网络基站建设和移动互联的“提量”又“提速”，解决城乡信息差、数字鸿沟问题。要加强农田水利的“毛细血管”设施建设与自然灾害预警和防控设施建设，实现农业农村稳增长。要大力发展上门看病、康复护理、日间照料、助餐助浴等居家养老服务，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大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金融信贷服务下乡工程、农村危房改造与提升工程等。要充分挖掘农村“内外”资源，依托农村地区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大量的优质资源，大力推进城市与乡镇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资源互联互通，统筹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充分借助城市资源优势和技术指导，优化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配置，推进城乡教育共同体、医疗卫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建设。

（三）推进人才引入与人力回流并举

对于劳动力和人才短缺问题，必须通过人力回流与人才引入并举以解决农村人口结构失衡、人才断层问题。“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和生力军，农业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本。人才振兴作为乡村发展的源头活水，能够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人力保障。对于乡村劳动力和人才短缺问题，必须在“留人”和“引人”中想办法、作努力，要以充足的政策红利和创业就业福利吸引人“留下来”和“走进来”，同时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要坚持以广大农民为主体，关注绝大多数农民利益，切实提高农民在产业增值中的收益，强化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保障，从而激发农民内生动力，重塑农民主体性。要重视新型农民职业培训，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和“懂科技、懂管理、懂市场、懂法律”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结合“扶智扶志”策略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从而推进农民精神面貌与专业技能全面提升。要创新乡村人才引进体制机制，发挥高校人才“蓄水池”的作用，积极鼓励农林类高校及相关专业师资下乡支农、支村、支教、支医等。要畅通劳动力和人才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机制与合理配置体系，打破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各项壁垒，选好农业农村各领域的“领头羊”“头雁”，给予多样性人才更多施展机会和空间。要打好乡情乡愁感情牌，善于借助乡情亲情友情的纽带，配上招才引智政策和多样化支撑平台，打造乡土人才聚、育、留的全链条，汇聚懂农业、爱农村、乡愁浓的优秀青年在乡村各领域中建功立业，从而提升乡村振兴底气和后劲。

（四）强化农业农村数字信息科技创新供给

对于乡村数字化信息化科技支撑动力不足问题，要强化农业农村数字信息科技创新供给，以数字化信息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数字农业、数字农村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必要阶段，也是我国由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等重大战略政策，充分落实《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等重要指导意见，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化水平，深化乡村数字普惠服务，稳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从而有效建立数字乡村、数字中国。要加快补齐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动农村地区水利、公路、电力、冷链物流、农业生产加工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等新基建建设，大幅提升乡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设施水平，加快补上乡村数字化基建短板，从而夯实农村数字化发展基础。要加快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制定，引导各方协同推进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加强各地数字乡村数据资源库建设，建立统一、融合、开放的数字乡村标准体系，从而为“三农”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提供完善的标准体系保障。要深化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充分把握技术特性与业务特征的融合性，打造多层次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将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融入乡村产业、治理、民生、生态、文化等领域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需求场景，加快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将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运用于传统农业产业的全方位、全链条改造，提高农村全要素生产率。要加强组织、人才等资源保障，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协调联动工作机制以切实形成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合力，调整人才结构、盘活存量、培训农村现有人才，培育新型农民，提升乡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要畅通城乡数字信息科技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强引导城市的信息、技术、网络和人才等异质性资源向乡村流动，加快以数字化信息化盘活农村生产性资源和资产，统筹高效利用各类农业要素资源，构建农村产权数字化交易平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对乡村各类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从而加速推动城乡数字信息科技要素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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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推进乡村善治的中国逻辑及其实践进路研究”(18BKS127);赣南师范大学招标课题(人文社科):习近平“人民江山”论的理论逻辑､实践进路及其原创性贡献(2021xJ2x01);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马克思小农改造理论及其对我国小农改造实践启示研究(2022MKS010);

文章来源:冯清林.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当代农村财经,2023(11):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