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大量村庄面临人口向城市迁移，所导致衰败甚至消失的困境。如何实现乡村振兴、重振乡村文明，是当前政府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代表团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强调：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致力于推动逆城镇化，实现城乡人才、资源的双向流通，是破解农村发展人才瓶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自20世纪70年代 “逆城镇化” 概念被提出以来，来自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对其概念、作用、发展状况和形成原因等方面展开了一定的研究[1]。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逆城镇化诱因往往存在差异，揭示其形成原因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城镇化的高度发展，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与环境污染等 “城市病” 问题，城市工作获取相对艰难、生活成本高以及家庭生存风险大等因素[2],导致居民为降低生活成本、追求高品质生活[3],会从城市向农村迁移。也有学者指出，农村地理位置与人口结构[4],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5],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就业机会、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6,7],也会影响逆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有学者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探讨社会制度、户籍政策、土地制度、传统文化等因素对逆城镇化的影响[8,9]。虽然学界对逆城镇化形成原因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很少探讨逆城镇化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与层次关系。本研究拟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驱动城市居民逆城镇化意愿的关键因素与作用路径。研究对探寻逆城镇化发展动力，避免走入单纯依靠外力的 “输血式” 乡村振兴模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一、研究理论与假设

“逆城镇化” 亦被译为 “逆城市化”,1976年美国经济地理学家Berry在 《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书中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城市人口向郊区和农村迁移、从集聚向分散状态转变的过程。自该概念提出后，一些学者在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观察到逆城镇化现象[10]。国内学者李铁认为，逆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此时居民的就业、居住、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刘士林等认为逆城镇化不等于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进程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和调节[11];沈东指出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二者共生、共存于现代化的母体中等[12]。笔者认为，城镇化与逆城镇化，是人口、资源等要素在区域流动、配置与组合的两种方式，是人口聚集与分散的两类路径，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城乡互补、协调与融合发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下，致力于推动逆城镇化，有助于吸引成功的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返乡建设农村，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再分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目前，我国一些区域逆城镇化现象已显现。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达到1 010万人，其中约55%的返乡人员创办家庭工厂或小微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餐饮民宿和特色工艺等。安徽省巢湖市半汤镇的三瓜公社创办了安徽青年创业园、创客中心、妇女创业街、半汤乡学院和民俗博物馆等场所，截至2020年，共吸纳2 000人就业，吸引400多名年轻人返乡创业。

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迁移动因与方向的重要理论，由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赫勃拉 (R. Herberle) 和李 (E. S. Lee) 等学者建立，该理论将人口迁移的动力归纳为四个方面：与迁出地相关的正负因素、与迁入地相关的正负因素、介入障碍和个体因素；认为当迁入地的拉力和迁出地的推力同向且足够大时，一般就会产生迁移行为，同时个体心理因素也会对迁移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3]。从人口迁移的视角，逆城镇化本质是居民个体在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经过权衡与考量后，作出从城市向农村迁移的决策行为。

依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拟从城市推力、农村拉力和政策引导因素三个方面对其展开论述。

1) 城市推力。

城市作为迁出地，来自城市社会的各种推力因素，会驱动居民逆城镇化。随着城镇化的高度发展，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过度集聚，引发居住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诸多“城市病” 问题；同时，城市就业竞争激烈、房价高昂、生活成本增加而预期收入降低等社会问题，导致部分居民产生向农村迁移的意愿[14]。此外，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领域的拓展，人们对在城市相比农村工作优越的择业观念发生转变，一些城市居民受到工作压力、择业观念等因素驱使，也会加剧逆城镇化的意愿[15]。基于此，提出假设H1:城市推力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2) 农村拉力。

农村作为迁入地，来自农村社会的各种拉力因素，会吸引城市居民向农村迁移。追求高品质生活、寻求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相比城市，乡村优美、包容与宽松的生活环境，田园式的居住方式以及独院私密性等“舒适性” 因素，是影响人们选择在乡村生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些农村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农村自然资源禀赋、低廉的经营用地与劳动力优势、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日益增加的商业机会以及逐渐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逆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吸引着企业和居民到农村发展[16]。此外，农村社会关系、传统文化以及乡土情结等因素，也会将一些城市居民与农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基于此，提出假设H2:农村拉力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3) 政策引导。

配套的制度安排，是破解城乡资源流动障碍、释放农村发展潜力以及推动逆城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策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重组。城乡土地与户籍制度、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农村发展规划以及农村产业、人才、就业、社会福利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都会对城乡资源流动产生方向性的引导、激励作用，也会对社会精英是否投入乡村振兴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17]。基于此，提出假设H3:政策引导对增强农村拉力存在显著影响；假设H4:政策引导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基于推拉理论与上述研究假设，构建城市居民逆城镇化意愿驱动因素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居民逆城镇化意愿驱动因素理论模型  

二、数据与方法

(一) 变量设置

基于相关文献和专家咨询，对上述模型中的城市推力、农村拉力、政策引导以及逆城镇化意愿等潜在变量，设置相应的观测变量，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共确立了21个观测变量；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对各观测变量进行量化，如表1所示。个体特征描述选取常用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参数，如表2所示。

(二)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EM) 是一种结合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相的统计方法，可以检验测量指标的有效性，对多个变量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允许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存在测量误差或者残差，避免传统统计分析所带来的方法误差，使结果更具说服力[18]。本研究采用该方法，验证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是否成立，具体模型如下：

X=ΛXξ+δ (1)

Y=ΛYη+ε (2)

η=Βη+Γξ+ζ (3)

其中，式(1) 和 (2) 为测量方程，X、Y为观测变量，ΛX、ΛY为观测变量的因素负荷量，δ、ε为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ξ、η分别为外衍潜在变量与内衍潜在变量。式 (1) 表示外衍潜在变量 (城市推力、农村拉力、政策引导因素)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式 (2) 表示内衍潜在变量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式(3) 为结构方程，表示潜在变量间的效应关系，式中Β表示内衍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Γ表示外衍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ζ表示外衍潜在变量对内衍潜在变量无法解释的部分。

(三)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Northam) 于1975年提出的城镇化S形曲线显示，当城镇化率达到70%后，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镇化处于成熟稳定状态，逆城镇化则会表现显著[19]。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很多城市的城镇化率超过70%。一些学者运用ROXY指数模型，测量出上海、南京等城市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20]。为此，本研究选取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四座城市作为数据来源地，设计问卷并展开调研。

表1 变量设置与赋值

本研究采取问卷网平台的样本服务功能收集调查问卷，通过设置城市发送问卷，根据计算机IP地址将问卷随机发送给被调查者。本次调研时间为2022年1月—2022年6月，共收回问卷1 350份。剔除掉不符合居住城市和常住人口范围、问卷填写时间过短以及所有答案一致等情形的无效样本数据252份，得到数据来源地为上海的有效问卷345份、南京的276份、杭州的282份和合肥的195份，有效问卷合计1 098份。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其中，调查者中女性和男性分别占58.7%、41.3%;教育程度方面主要集中在本科和大专学历，占80%;年龄主要分布在21～30岁与31～40岁这两个阶段，分别占比为34.5%与39.7%;职业以企业职员最多，占66.4%。从调查结果来看，人口特征变量统计情况符合随机抽样调查。

三、结果与分析

(一)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SS 22.0软件，采用Alpha信度系数法对变量进行信度检验，剔除影响内部一致性的变量 “乡土文化”。城市推力、农村拉力、政策引导和逆城镇化意愿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678、0.753、0.922、0.870和0.822,均大于0.6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效度检验，计算可得本调查的KMO值为0.963,Bartlett球形检验中显著性概率值p为0.000,小于0.05,拒绝虚无假设，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据此判断，本调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

(二) 模型配适度分析

运用Amos 23.0软件，对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城市居民逆城镇化意愿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

表2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图2 居民逆城镇化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所得模型配适度结果显示，模型的χ2/df为3.126,GFI为0.881,RMSEA为0.079,AGFI为0.850,CFI为0.914,NFI为0.879,具体情况见表3。从各项配适度指标来看，初始模型的模型配适度结果较为理想，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 路径分析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法) 估计各回归系数，变量间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见表4。

表3 初始模型配适度指标

表4 路径系数与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1) 城市推力因素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54 (C. R.=3.178),假设H1成立；表明来自城市社会的推力作用越强，人们 “远离” 城市、向往乡村的逆城镇化意愿越显著。反映城市推力因素的五个变量，即就业风险、宜居性差、房价高、预期收入下降和生活成本高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777、0.611、0.609、0.593和0.489,显示这些因素的加剧，会增强城市社会的负效应；其中，就业风险因素是影响城市推力的最为关键的因素。2) 农村拉力因素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651 (C. R.=7.565),假设H2成立；表明农村社会因素拉力作用越大，居民逆城镇化意愿越强。反映农村拉力因素的六个变量，即技术提升、交通便利、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加强、宜居环境和固定资产存量大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863、0.831、0.817、0.810、0.791和0.767,表明这些因素的提升，会增强农村社会的吸引力；其中，技术提升、产业发展等因素是农村社会引力的关键因素。3) 政策引导因素对农村拉力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828 (C. R.=13.004),假设H3成立；表明政府促进农村发展的引导政策越完善，增强农村社会吸引力的效果越显著。政府财政、人才、土地、产业和技术等方面政策，能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增强农村发展潜力、缩小城乡差距，进而增强农村吸引力，驱动逆城镇化的发展。例如，安徽省巢湖市半汤镇的三瓜公社通过 “政府带头、企业引领” 的模式，实施了大量农村发展与优惠政策，积极开展乡村网络建设，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当地产业融合发展，从而吸引大量年轻人返乡创业与就业。4) 政策引导因素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369 (C. R.=4.777),假设H4成立；表明政策因素会影响居民逆城镇化决策。反映政策引导因素的五个变量，即创业优惠政策、农业优惠政策、就业福利政策、土地政策和户籍政策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788、0.782、0.765、0.730和0.721,说明实施返乡入乡创业等相关促进政策，有助于推进人口向农村迁移。

(四) 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Bootstrapping检验方法，检验农村拉力因素对政策引导与逆城镇化意愿的中介作用。采取95%的置信水平计算间接效果的显著水平 (z值) 及置信区间，若该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反之，则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见表5。 

表5 农村拉力因素中介效应的检验分析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推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双向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是全面落实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结论如下：

1) 在当前中国促进逆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拉力因素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

农村作为居民逆城镇化的迁入地，来自农村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区位等各方面因素，如宜居环境、就业机会、居住成本、生活便利等，都是个体迁移决策考虑的主要因素。其中，现代交通、信息和物流等技术因素的快速发展，会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种要素的流通变得顺畅，缩短城乡间的空间、经济与心理距离，降低农村的通勤时间与成本，可为逆城镇化的形成创造基础条件，在推动逆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尤为重要；此外，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加强等因素，也会对居民逆城镇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2) 政府政策引导，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中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府政策引导对促进逆城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实施农村创业优惠政策、农业优惠政策、就业福利政策、土地政策以及户籍等政策，这有助于吸引社会精英到农村发挥引领作用；同时，通过改善乡村社会环境，增强农村社会拉力因素，使“农村” 相比 “城市”在某些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或吸引力，从而促进逆城镇化的发展。

3) 城市推力因素，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产生影响偏小。

发达国家的逆城镇化现象，大多源于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严重的“城市病”,中上阶层为追求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搬离城市。目前，中国出现愈来愈多居民选择搬离城市，前往乡村生活的逆城镇化现象。上述现象，反映出居民厌烦城市生活，偏好乡村生活方式。因此，城市推力因素对影响居民逆城镇化意愿的作用效应不强。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健全配套引导政策，吸引社会精英到农村“大展拳脚”。

要吸引社会精英人才到农村，首先要解决逆城镇化发展的制度障碍，为资源与要素进入农村、参与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创业优惠、产业优惠、就业福利和土地等政策，大力推进城乡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创业、就业和经济补贴等政策支持，营造乡村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为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2) 夯实农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社会吸引力。

中国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成为阻碍人才向农村流动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村拉力因素对居民逆城镇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建议政府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为抓手，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让“乡村” 成为美丽与乡愁的代名词，为逆城镇化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保障力；同时，以产业振兴为中心，充分挖掘农村自身的禀赋潜力，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推动城乡产业价值链分工，深化农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多元化农村经济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总之，单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必然导致诸多“城市病” 问题，推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双向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全面落实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由于国情、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发展逆城镇化，很多方面如理论基础、影响因素相互间的作用关系以及衡量指标等都尚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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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630112);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9GL20);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190420)资助;

文章来源:鲁圣鹏,廖岚,李雪芹.乡村振兴战略下居民逆城镇化意愿驱动因素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7(06):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