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制度变革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研究的成果不多1。本文主要研究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成就及历史经验。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重要主题之一。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建设是一个国民经济重心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发展过程，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备条件。实现工业化是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制度变革，扫清了工业化发展的障碍，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构建了新的农村社会基础。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

一、土地制度变革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

农业合作化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消弭了农村两极分化产生的可能性，加强工农联盟和城乡经济交流，用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代替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进一步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满足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条件，从组织上有效地确保了农业对工业化建设的巨大经济保障，为促进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为走出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制度保障，创造了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土地改革完成后，改造传统农业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潜在威胁。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1]164。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措施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互助合作，确立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结果。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旧有的土地制度不能有效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原料，农业现状难以满足工业化建设需要的问题愈加突出。发展工业必须确保生产资料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扭转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局面，改变农业劳动组织形式和农村经济关系。土地改革完成后，个体私有经济难以形成农业规模效益，小农经济使农业剩余高度分散，这既易于被要求改善生活的农民消费掉，也使国家征收的成本提高，从而影响和威胁着工业化的推行。为了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保证了快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开创了中国工业化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发展工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不但从资金的积累、原料的供应方面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且为工业消费品开辟了广阔的农村市场。

1. 资金

合作化运动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鉴于中国工业发展资金缺乏，合作化时期，国家工业资金积累主要是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来实现。合作化时期，“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依托逐渐稳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维持工农业剪刀差、国家控制关键农产品流通和城乡分割的办法，工业从农业抽取了大量的生产剩余”[2]59。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有效筹集农业剩余以填补工业投资缺口，要求农民承受更大的“剪刀差”负担，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发展工业过程中，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需要大量外汇资金，这些也都是通过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其本质还是向农业索取大量剩余产品用作工业积累。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及其相关制度的安排，提取了农村经济的剩余，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建设资金，保证了农村剩余向城市的转移，集聚了大量的工业建设资金，服务了国家工业化建设。

2. 原材料

农业生产不仅为全国人民供应粮食，而且还要为发展工业提供原材料。为了让农业生产满足国家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适应初级工业化对农产品和资金积累的大量需求，就必须同时不断地增加农业产值和农产品产量，“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五百九十六亿六千万元；以产量说，粮食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即增产五百七十八亿斤，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三千八百五十六亿斤，棉花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即增产六百六十余万担，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三千二百七十万担”[1]18。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按比例地发展农业。实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个体农民有显著的增加。稻谷主产区（11个省）的稻谷多产10%，其中云南高达23%。小麦主产区（9个省）的小麦多产7%，其中四川高达33%。大豆主产区（8个省）的大豆多产19%，其中河北省高达31%。棉花主产区（9个省）的棉花多产26%，其中四川高达52%”[1]1123。与新中国成立前收成较好的1932―1936年比较，5年粮食总产量约增加32%，棉花总产量约增加1.2倍[1]1137。

因此，必须在开展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计划，使农业生产真正获得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发展。农业在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的同时，还要保证有足量农产品可以出口以换取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外汇资金。

3. 市场

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品提供了市场。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集体经济为改良工具、减轻劳力强度提供了可能性，农村对农用机械的需求不断扩大。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试办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建站11个，共有拖拉机113台，服务面积91000亩；至1955年，全国共有拖拉机站133个（其中棉区站72个），职工总数6459人，其中驾驶员2659人，共有拖拉机1470混合台，折合2363标准台（以15匹马力计），全年机耕面积3299791亩，其中春夏作业840000亩，秋冬作业2459791亩（其中棉田1362000亩）[1]531。到1957年底，新式农具共计推广13种468万多部（排灌、运输机械不在内），其中有双轮双（单）铧犁162.2万多部，新式步犁、山地犁和水田犁197.3万多部[1]525。各地农民对改良农业生产工具的要求是很迫切的。各地因地制宜改良旧农具、使用新农具和农业机器，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新式农具和机器省工出活，提高了耕作质量，解决了农忙时劳、畜力不足的困难，促进了农业增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在小农经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工业化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工业产品，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新式农具和机器的推广使用，农业对工业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为工业品开拓了更广阔的农村市场。

二、土地制度变革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合作化时期，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工业化建设，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国构建了一套以现代工业体系为主干的国民经济体系，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十几年、几十年所走的工业化路程，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工业投资增加

工业部门投资增加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工业快速发展的结果。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加大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力度。“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这是总的趋势。财政可以迟放的，放下去作用不大的，就要缓放。”[3]10“一五”期间，国家对工业的投资共达250亿元，占国家全部投资的45.5%，其中重工业投资213亿元，占全部工业投资的85%[4]288；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123%，平均每年增长17%，其中，重工业固定资产平均每年增长20.5%，轻工业固定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0%[4]315。“一五”计划的投资比例以重工业为主是完全正确的，它不同于后来的忽视轻工业、过度僵化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投资结构。“把资源从少数人手里转移到大多数人手里，把无关紧要的地方消费转向生产性的国家资本的形成。”[5]466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迅速地增加工业部门的投资，各种经济部门都应该努力增加生产，实行严格的节约，这只有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为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而努力。

（二）工业产值增加

这一时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工业产值和产量迅速增加。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0.9%，其中工业增长18%，农业增长4.5%，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25.4%[4]299。5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平均每年增长18%，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4]288。从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构成看，1957年总产值达到1606亿元，比1952年增长70.9%，其中，农业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下降为33.4%；工业产值704亿元，增长1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这说明，5年间我国工农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以农为主的经济局面初步得到了改变[6]303。

随着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工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提高，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三）工业体系完整

合作化时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3]7

合作化开始后，国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重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的重工业，即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器、化学等工业。“所谓‘集中力量’就是把资金和人力物力用在对国家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上面。其余可做可不做者坚决不做，可缓者1953年暂停，俟以后适当时间再办，非办不可者，亦应尽可能削减。”[3]9

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优先发展重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看，1957年轻工业产值387亿元，比1952年增长72%，所占比重下降为55%；重工业产值317亿元，仍比轻工业少70亿元，但增长幅度达到1.6倍，所占比重上升到45%，还低于轻工业[6]303。这说明，5年内我国轻重工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初步改变了工业以轻为主的局面。5年内，重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6]303。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国民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愈高，则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也愈高。因此，在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反对过分强调生活的改善，反对要求国家无限制地增加日用轻工业品的生产，也反对要求过高增加工资。只有厉行节约，大力积累建设资金，服从国家整个建设计划，优先发展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才能加速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和速度。

（四）工业布局趋向合理

合作化时期，国家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并积极着手建立新的工业基地，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工业面貌已开始发生转变，工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工业门类残缺不全，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不利于国防和经济建设。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布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华北、中南、西北地区建立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的同时，积极调整、改造现有企业，加大东北和上海老工业基地建设，加强生产管理，发展工业不但速度快、花钱少、效果大，而且与新建设的企业配合，可以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工业布局明显改观，布局逐步趋于合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土地制度变革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全面正确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正确领导是新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留下的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进行土地制度变革的宣传中，还是在规划工业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都对土地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论证。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文明的行列，在工业化进程中就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并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方针和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最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为了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7]350的宏伟设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擘画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蓝图，为探索适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矢志不渝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

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切实的步骤，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实施了统购统销政策，加强了国有经济与农民的联系，极大提升了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基于特殊的历史和时代条件，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和稳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的正确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8]1098。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并举

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并举是土地制度变革与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留下的又一历史经验。新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为了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基于特殊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并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工业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并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体现了这一要求和特点，将工业现代化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和主体，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9]370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业化要同时进行，不可偏废，确保二者发展速度相适应。

“一五”期间，“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国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即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10]37。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领导人民将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同步进行。工业化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加强组织性和计划性，国家控制全部经济资源，强化积累机制。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废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建设思想和理念为国家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逻辑支撑，确立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分别轻重缓急，抓住对国家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项目进行建设，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工业化建设事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体现着时代的进步要求，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愿望。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6]299–300“小仁政”不能妨碍“大仁政”，实施大仁政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由于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有限，要辩证地看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从长时段看，国家工业化和农民利益是统一的，不能以局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只有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工业化建设获得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工业化建设得以成功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国家正确地处理城乡关系，巩固了工农联盟。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在支援工业化生产的同时实际负担也有所降低，这对鼓励农民增产和巩固工农联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官方的政策着眼于增加农业产量，这样既满足了国家工业发展计划的需要，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11]117在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开始后，从1953年到1955年农民负担的数额基本上是稳定的，和1952年比较，每个年份还有所减轻。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负担后的剩余粮食都是逐年增加的。工业化进程中，党所采取的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有利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并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12]811。处理好城乡关系，一方面生产经营同国家的经济计划就可以紧密结合起来，国家就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组织手段提取农民的经济剩余，用大量的资金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另一方面工业化能够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可以最迅速地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帮助农民最终脱离贫穷落后状态，从根本上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巩固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公式和固定模式。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现代化内涵是多方面的，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化，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初期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一般是内在因素自然增长和成熟的转变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生型”的工业化不同，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化属于“诱发型”，也可谓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赶超型”，为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巩固国家的安全独立，国家始终把工业的高速增长和赶超作为首要目标。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由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采用暴力而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直是党和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绝不能按照西方设计的道路、方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道路不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唯一途径。新中国的工业化明显带有苏联模式的痕迹，由于中国的条件和环境不同，基于对工业化传统认识和苏联经验的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政策，对现代化开展本土性探索。工业化没有统一的模式和道路，只有同一的方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始终坚持自主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上了一条既迥异于西方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成功道路。

综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与落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党的领导下，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土地制度变革，打碎了旧的人与土地关系，重新建立一整套合乎中国工业化发展实际的土地制度。这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土地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把农民从小农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其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反过来，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也促进了土地制度的变革，推广了新式机器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合作化的进程。国家工业化建设在不断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需要的同时，使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民经济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机械化、工业化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及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因此，离开土地制度变革研究新中国早期工业化建设，或者离开工业化建设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深入透视中国共产党在合作化时期主导的土地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当前我国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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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1B077);三明学院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20YG02S);

文章来源:范连生,王勤.合作化时期土地制度变革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J].天中学刊,2023,38(06):12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