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21年发布与农业相关的“中央一号文件”,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扶持、援助乡村地区实现产业振兴，以解决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农户收入水平低，生产技术水平有限等内部结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为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支持引导政策，乡村产业快速发展，其中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新型服务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发展迅速。2022年，中央财政投入79亿元建设1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拓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平台。①那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力量如何与乡村要素结合?乡村如何根据要素条件去选择适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以上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乡村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模式，推进乡村实现产业振兴。

目前，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4个方面，“合作社”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与“产业园区型”发展模式。

“合作社”模式作为最初级的乡村产业结构，相关研究文献不多且出现较早，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其存在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如何实现专业分工等方面，研究对象大多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廖晓明等[1](P83-93)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切入，从社会关系网络、组织信任度、制度规划维度对江西省三家不同组建模式的合作社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合作社行为及其发展的影响机制。高德萍等[2](P7-14)对贡山县秋那桶村旅游合作社进行了分析，从资源禀赋、政策条件、发展条件等多方面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建立旅行合作社的可行路径与必要性。在“合作社”专业化分工方面，王疑丹[3](P2-6)从历史、理论、现实3个层次出发，分析了河北省滦县百信合作社农业生产服务的演变历程，提出了“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的专业化分工路径。芦千文等[4](P23-34)从分工、交易、合作等角度对利益联结机制进行分类，形成专业化合作社分工体系。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以培育市场主体作为加快农业发展的重点，按照市场需求助力产业发展、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姜长云[5](P1-9)指出龙头企业是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转型升级的加速器，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中间力量。孟秋菊等[6](P125-136)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分析了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优势。部分学者认为龙头企业利用资本推动产业发展，已衍生出了多种发展模式，例如“电商”“互联网+”等，助力乡村快速打造地方品牌，塑造地方形象。薛晓燕[7](P215-217,237)认为“互联网+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的新引擎，龙头企业具备互联网思维，让农户产出与客户需求匹配以实现价值创造。徐丹宁等[8](P22-28)、刘学敏等[9](P1-11)对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能力进行评价，以定量的方法验证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采用“政府引导、企业投入、农户参与”的三方联动方式，利用顶层设计、企业资源技术找到适宜的乡村发展路子。此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农户合作方面，邱俊杰[10](P53-66)、马利邦等[11](P476-487)、刘明月等[12](P2-8)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企业+农户”模式的有效性，归纳了政府、企业与农户三者协同发展的路径。

“产业园区型”发展模式借助政策、基础设施、厂房等载体将乡村产业、技术、人才、资金进行有机融合，在此过程中交织多方组织力量而衍生出多种产业发展模式，比如“大型产业驱动型”“科技园所驱动型”等。王心怡等[13](P97-103)以福建省平和蜜柚产业园区为例，构建了“柚园+乡村+文化+历史”的发展模式。孔祥智等[14](P85-97,110)基于对桃园示范区的分析，构建了“要素整合-产业聚集”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机制。在探究乡村产业园区的影响因素与发展方面，刘同山等[15](P123-136,207)提出实施乡村园区建设，以产业发展带动要素下乡。王京雷等[16](P1-10)基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诱致视角，从技术目标设定、嵌入产业分析、产品体系构建3个维度提出产业振兴技术诱致的有效实践路径。

从已有研究看，在国内已有较多关于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解释某一特定地区或单一的产业发展模式，关于如何选择产业模式的问题缺乏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讨论，也缺乏对模式发展中要素条件与参与主体适配性的探索。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归纳典型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深入剖析基于主体与要素耦合性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机理，并根据具体案例得出了“主体-要素”的产业发展模式选择框架，为我国乡村选择适宜的产业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结构

从产业组织形式角度，根据产业自身资源条件与产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政府+企业+农户”和“产业园区型”四类产业发展模式结构如下。

(一)“合作社”产业发展模式

“合作社”模式是指农户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自发地进行选择性的结合，由发展成熟的农户传授产业发展经验，从而形成的一种农户自主经营的发展模式。图1为“合作社”产业发展模式的框架结构图。作为最初级的乡村产业结构，农户联合形成的“合作社”模式大多适用于区位条件优渥、有自然禀赋作为支撑或具有成熟的城镇客源市场，但乡村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游乐需求为主。“合作社”模式主要依靠成熟农户的带动效应，由其利用政府惠民贷款政策或者成熟的技术优势，为其他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培训，从而实现合作经营、共摊风险，而后通过扩散效应扩大农户的范围。

图1 “合作社”产业发展模式

(二)“龙头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主要是建立企业与农户的短期契约关系，企业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资本，而农户向企业供给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构成短期的利益链。“龙头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结构如图2所示。乡村通过招商的方式将企业的技术、机器设备、信息等资源引入，引入的企业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生产出地方特色的产品，快速形成产业群。龙头企业提高生产标准化程度，通过产销订单、土地托管等方式，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化产业发展，引领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农户就业，吸纳农村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在龙头企业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吸引大量社会外来资本注入，产生集聚效应，形成产业群。

图2 “龙头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三)“政府+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政府+企业+农户”模式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一种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农户受益，实现三方共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政府+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结构如图3所示，以政府与企业签订的长期契约为基础，企业筹集资金、调动技术人才和先进机器设备等，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与当地农户有机结合，实现乡村的繁荣发展。“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政府发挥政策制定、信息整合的功能，全面了解农业各方面的产能数据，在宏观层面制定相关惠民政策；企业根据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制定具体化的策略，通过规模经营、雄厚资本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农户在政府和资本的推动下，通过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产能效益最大化。

图3 “政府+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四)“产业园区型”产业发展模式

“产业园区型”模式自2017年提出就备受瞩目，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从某一个具体的产业入手，聚集产业的上下游或横向同类型的产业。“产业园区型”产业发展模式结构如图4所示，政府首先对乡村资源、环境等开发条件的价值进行评估，设定发展目标与开发方向，以“管委会+公司”形式公开向社会筹集资金、技术等，聚集当地具有禀赋优势的产业，并形成具有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的地理空间，从而有效汇集配套产业，构建集生产、生活、服务一体化的综合空间体系，在多方扶持下共塑农村品牌、共造品牌形象。同时，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给农户分配分工、发放工资、收取企业租金等方式与企业或农民达成利润共享机制。

图4 “产业园区型”产业发展模式

三、基于政府、龙头企业与农户三方利益关系的乡村产业模式形成机理

乡村产业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撬动内部资本，形成内源式发展资源；二是纳入外界互补型资本，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根据组织主体、要素的异质性将乡村产业划分为“合作社”“产业园区”“企农联合”和“政府+企业+农户”四种发展模式。基于上述分析，构建“要素-组织主体-利益博弈-产业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如图5所示)。根据不同发展模式要素需求与禀赋结构的一致性，乡村产业作出发展模式选择决策，形成差异化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图5 “要素-组织主体-利益博弈-产业发展模式”形成机理

(一)要素与模式的适配性：产业基础

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取决于能否找到适合自身的产业发展模式。乡村应根据内外部条件判定产业发展模式，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外界资本获取能力与组织力量，内部因素包括乡村资源禀赋与生产偏好。

从产业发展模式的主体与要素耦合性分析来看，当外部因素较为薄弱，组织力量未发挥作用且外界资本未介入乡村时，农户只能依靠自身资源禀赋和地域特色，通过成熟的农户带动其他农户的发展，实现农户互助共赢，即形成“合作社”发展模式。龙头企业评估当地产业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规模和利润率等基本情况，筛选出更具可塑性的产业和乡村，将资本入股，与农户合作组建区域化品牌，助力乡村产业快速形成产业群，即形成“龙头企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当政府以惠民政策和信誉聚集企业与资本帮扶乡村产业，在政企的资助下构建产业群，通过资金、信息等集聚效应促进企业良性竞争，共筑多元化产业链，即形成“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由政府构建综合空间体系，打造产业发展所需的硬件条件及配套，吸引企业入驻，通过集群效应带动产业的上下游共同发展，即形成“产业园区型”发展模式。在主体与要素的耦合性下，以雷达图表示“主体-要素-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适配性，如图6所示。

图6 产业发展的要素与模式适配性

(二)组织主体与要素匹配：资本形成

乡村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将要素与组织主体匹配形成作用，并能够持续产生价值[17](P22-24)[18](P63-70)。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组织结构、发展路径与乡村产业特征具有高度相似性，其资本形成主要取决于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与生产偏好。资本在形成过程中需经过组织主体的初步判断，对农户来说，首先对自身资源进行统计，决定其资金、土地与劳动等要素的比重，在农户确定自身资源后，将自行探究向外界寻求合作的机会，具体包括与政府、企业或其他农户联合等三种途径，以此寻求互补性资源。对企业来说，企业以乡村特色开发、特色农业或农村本土产业为基础，多渠道地为乡村产业打造资源平台。对于政府来说，为增强农村地区的造血能力，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结构，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助力形成乡村产业集群。在三种组织力量的推动下，助力了要素的汇集，形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稀缺性会发生变化，乡村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随之变化，这需要农户根据土地资源、发展规模和环境条件，对外界进入资本的方式与数量进行调整。

(三)资本形成与利益博弈：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形成

自有资本与外界资本的构成比例决定着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资本供给机制的性质，进而决定了不同组织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并将进一步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自有资源的局限性将促使农户求助于外界资本，在外界资本的嵌入过程中，乡村产业根据所引入组织力量的异质性划分为“龙头企业+农户”“政府+企业+农户”与“产业园区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外界资本对乡村产业的影响，既受到要素类型的规制，又受到组织主体的制约。一方面，外界资本随着差异化要素的嵌入，通过重塑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为防止外界资本控制乡村产业的使用权，乡村应调整产业发展格局，处理好农户、政府与龙头企业间的利益联结关系，分享各方的优质资源。从产业基础、资本形成到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见表1。

“合作社”发展模式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初级模式，其参与主体主要以当地的农户为主，受到外界影响程度较小，因此所生产或销售的产品相似性较大，管理与经营模式的差异较小。农户作为主要的经营主体，参与到生产或销售过程中的出入壁垒较小，农户仅需要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或生产偏好即可，对于其他要素的需求量相对较差。农户所需投入的资金、成本较少，但是存在产出时间较长、产品更新更迭速度较慢、获得回报时间较长等问题。

表1 四种模式的主体、特征及适用条件比较

“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对资本和资源禀赋的要求较高。通过对乡村资源禀赋评估，吸引企业资本的注入，在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农户的权益受到限制，但是农户在经营过程中承受的风险较少，主要是企业资金不周转而无法付利息等小风险，企业承担大部分风险。但是农户与企业建立的是短期契约合同，农户面临较大的企业违约风险。企业会偏向投资于资源禀赋或生产偏好较强的乡村。该发展模式下农户的进出壁垒相对较大。在利润分配方面，利润大部分归企业所有，农户只获得工资、租金等收入。

“政府+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对行政、偏好和资本的要求都较高，对乡村资源禀赋的要求较低，主要通过资本包装、政策推动等方式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对政府引入企业的要求是具有大量的流动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但对于农户来说，只有具有一定经济水平并掌握专业生产技术或者规模、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户才有机会参与，农户没有自主参与权与决策话语权。企业与农户二者建立的是一种长期的契约合同，以政府作为媒介，实现利润共享机制，相对于其他三种发展模式，其所承担的风险最小，但农户的出入壁垒是最高的。在利润分配方面，企业获得大部分的利润收入，农户仅获得工资、租金等收入。

“产业园区型”的发展模式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聚集产业的上下游，该发展模式需要较强的组织力量和生产偏好，政府对产业未来发展有具体规划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实现了“政府+农户”为基础的风险共摊，具有较好的风险管控。在利润分配上，以政府信誉作为担保，实现园区内的利润共享。然而，“产业园区型”发展模式下企业出入壁垒较大，政府对产业园区的企业和农户进行评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产业关联度较差、信息资源整合滞后等问题。

四、案例分析

从四种要素入手，分析四种产业发展模式的特征与适用条件，不难发现这四种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乡村产业应厘清自身的优势、禀赋，才能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模式。以全国实现乡村振兴成功的案例对本文提出的“主体-要素”耦合性的产业发展模式框架进行验证。

(一)“合作社”模式

作为“合作社”模式的典型案例，大理云龙县由杨娟花联合6户养殖户组建成立“长新乡生猪养殖产业协会”,依靠脱贫攻坚产业扶持政策，发展壮大市场养殖产业协会，实现“养殖户与合作社捆绑发展”“合作社与市场捆绑发展”的双绑定机制(见表2)。

表2 “合作社”模式的典型案例

(二)“龙头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温州文成县与龙头企业建立茶产业联合体发展模式，形成以田东村为发展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结构模式，凭借乡村自身资源禀赋(茶业)与龙头企业合作，实现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作为购买端和代销端直接或间接向市场提供茶叶(见表3)。

表3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典型案例

(三)“政府+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鲁家村“政府+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主要通过鲁家村与政府、企业建立共识、共建、共享的机制。政府为乡村提供涉农项目基金，并助力乡村打造大型观光环线；企业租用建设用地、房屋等，并对村庄环境进行统一规划，坚持市场导向，兼具乡村观光、游乐、休闲、运动、体验、度假、会议、养老、居住等多种旅游和体验功能(见表4)。

表4 “政府+企业+农户”模式的典型案例

(四)“产业园区型”发展模式

古田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发展模式依靠乡村传统产业打造地域性品牌，以此吸引龙头企业资本注入或者组织机构为园区推行社会化服务，在多方力量努力下共同促成产业园区的形成，达成产销一体化。在向外输出产品的过程中，依靠电商平台或实体销售点，大力打造产业品牌，集聚社会闲置资本，实现菌类从生产到销售整条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见表5)。

表5 “产业园区型”模式的典型案例

五、“主体-要素-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对策建议

乡村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模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挥不同主体间的系统效应，为推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从长期看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统筹引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构建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选择适宜的产业发展模式

各乡村整合、盘点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与外部环境等，选择适宜的产业发展模式。第一，对于组织力量薄弱、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的乡村，可选择“合作社”的发展模式，由内部成熟农户带动产业发展，其作为初级产业发展为后续引入外界力量、资本要素等提供组织基础。第二，对于具有产业发展基础、市场较成熟或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的地区，可以选择“龙头企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引入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多种要素后，快速形成产业集聚，但应健全监管机制，保障产品质量和农户的合法权益。第三，选择“产业园区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应加强政府引导，重点推行特色产业园区，盘活农户闲置资源禀赋，加强对农户的培训，促使农户与市场协同发展。第四，若市场条件成熟、政府的组织力量较强，可选择“政府+企业+农户”产业发展模式，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为农户的权益提供保障，这要求企业、政府明确各自职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二) 发挥不同主体作用，构建产业模式的动态迭代升级机制

从乡村的长期发展出发，为实现“一村一特一品”的战略目标，需要因地制宜地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结合多方的有效资源，推动形成乡村产业模式的动态迭代升级，壮大乡村产业发展规模。第一，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对乡村产业扶持主要是引导、支持、政策保障，引导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企业带动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乡村发展格局，持续支持乡村各地区立足于资源优势、聚焦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健全高质量人才队伍、技术、财政等保障机制和服务体系。第二，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在产业选择方面，遵循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供需、资源禀赋、要素流动等因素做出决策，实现乡村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促使产业结构实现迭代升级转变。第三，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政府秉持“引活水，造新血”策略，让社会组织为乡村振兴引水赋能，使高校、研究所与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为乡村振兴助力。社会组织发挥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助力乡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第四，调动农户可支配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文化继承的承载者、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发挥广大农户的智慧和创新意识，调动当地要素资源，在经济发展、民俗文化、乡村建设等多方面形成新产业新业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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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G2020208002); 河北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25576148D);

文章来源:张燕,潘亚楠.基于主体与要素耦合性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选择[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2):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