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综述

(一)农民工消费

在我国，学者们关于农民工消费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其研究方向结合了我国人口流动特征和户籍制度，因此形成的理论研究更符合我国国情。其中，周贤润(2018)选取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关注该地区农民工消费特点、收入水平以及行业分布等发现，处于不同行业中的流动人员消费倾向具有差异性，一般情况下，高端行业中流动人群消费倾向于提升生活品质，而低端行业流动人群消费则更偏好于满足基础性生活物资储备。赵卫华(2022)重点对比新生代农民群体与传统农民群体的区别，结果表明新生代群体在消费观念上仍继承传统群体消费特点，缺乏长远的计划性，消费倾向于满足基础生活物质需求。国内部分学者也开始基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角度对农民工消费进行研究。韩辉(2023)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该群体融入社会的程度越高，其消费行为和习惯越倾向于本地居民。

(二)区域经济差距

我国广阔的国土面积造就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众多学者开展深入研究。黄河等(2023)利用锡尔指数运算程式，将各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基尼系数进行分解，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增大，尤其在施行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经济持续迅猛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徐生霞等(2023)聚焦于我国各省份经济差距的演化历程，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实施初期，我国各省份人均收入差异经历了由收敛到发散的循环过程。马为彪等(2022)利用锡尔运算程式分解我国各省份人均收入数据，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持续增大，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则逐渐趋于平稳。陈明生等(2022)选取我国各省份、直辖市人均GDP作为研究数据，通过建立Theil指数二阶将其分解，研究结果表明自21世纪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逐渐缩小。胡萌等(2022)研究发现，造成不同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原因总结为三点，即地理位置差异、历史文化差异以及政策扶持差异，其中政策扶持差异的影响最大。

通过归纳整理，上述关于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大部分基于宏观视角进行探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将人口流动问题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关联研究。曾永明等(2021)认为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定居的重要因素，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具有多样性，除考虑地区间经济差距外，还需要关注地区间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定居的影响。吴铭(2021)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农民工对流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对于流入地经济的促进机制与流入地区规模、人口密集度以及户籍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通常表现为流入地规模越大、人口密集度越低、户籍政策越宽松，农民工对于该地区经济的促进机制越明显。刘斐然等(2021)聚焦于地区劳动配置效率与农民工的流动成本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证实地区劳动配置与农民工的流动成本关系密切，整体上劳动配置效率逐年呈U型趋势变动，而农民工流动成本逐年呈倒U趋势变化。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农民工相关数据来自于国家卫健委发布的“CMDS”数据库，其调查主体是离开户籍地，去往居住地工作时间超过一个月的、15周岁以上的农民工，调查覆盖国内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地区除外)，共调查17万农民工。本文选择18-65周岁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并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样本量为110236个。

(二)变量选取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消费水平(记为XF)，其通过农民工家庭月支出与家庭成员数量的比值来衡量，为了减少异常值和消除部分异方差的影响，进行对数化处理。

本文解释变量为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记为CJ)，其主要通过居住地人均GDP和户籍地人均GDP的比值来衡量。

本文中介变量为身份认同(记为RT)，其通过农民工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来衡量，在调查问卷中体现为“您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表明其获得身份认同，而其它选项则表明其没有获得身份认同。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性别(记为XB)、年龄(记为NL)、月收入(记为SR)、流动时间(记为SJ)和受教育年限(记为JY)。

(三)模型构建

OLS模型的设定如下：

lnXFi=α0+α1CJ+α2Control1+ε

其中，α0表示常数项，αn(n=1，2)表示系数。

分位数模型的设定如下：

Qq(XFi|CJ)=β0q+β1qCJ+β2qControl1+ε

其中，ε表示误差项，βnq表示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的q分位系数。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平均值为1334.862，标准差为1045.876；月收入的平均值为3205.251，标准差为2003.563，这表明各农民工消费水平和月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与现实相符合，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二)基准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控制变量中有多个虚拟变量，所以通过OLS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CJ的相关系数为-0.017，在0.0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三)分位数模型分析

由于OLS模型较难全面反映变量的条件分布，为了对影响机制进行全面了解，所以本文通过分位数模型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随着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升，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越来越低，即表明与高消费水平农民工相比，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低消费水平农民工的负向影响更大。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农民工根据性别划分为两组，其中男性为61983人，女性为48253人，回归结果见表4。如表4所示，不论是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在不同分位点上，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的负向影响与总样本一致，这表明上文研究具有稳健性。同时，在各分位点上，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男性农民工消费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农民工。

(五)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5所示，在列(1)中，CJ的相关系数为-0.016，在0.01水平下显著；在列(2)中，CJ的相关系数为-0.028，在0.01水平下显著；在列(3)中，CJ的相关系数为-0.021，在0.01水平下显著，RT的相关系数为0.023，在0.0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中，身份认同发挥中介效应。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表3 分位数模型分析结果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以及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发展差距对农民工消费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原因如下：第一，户籍制度限制。在我国农民工通常持有农村户籍，而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城市户籍人口享有更多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民工在居住地的福利待遇往往受到限制，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民工在居住地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第二，工资差异。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导致工资水平的差异。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然而，农民工往往在城市从事低技能、低薪资的工作，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这种工资差异限制了农民工在居住地的消费能力。第三，居住成本高昂。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城市通常伴随着高昂的居住成本，包括房租、生活费用等。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往往需要支付较高租金和生活费用，这对其消费能力形成了一定压制。第四，社会融入困难。农民工在居住地往往面临社会融入困难，其由于户籍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城市中可能面临就业歧视、社交隔离等问题，这进一步限制其消费能力。

与高消费水平农民工相比，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低消费水平农民工的负向影响更大。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收入差距。低消费水平农民工通常从事低技能、低薪资的工作，收入相对较低。与此相比，高消费水平农民工可能获得更高工资，因为他们可能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或拥有更多工作经验。因此，低消费水平农民工在面对经济差距时，收入水平的差异会更加明显，这对其消费能力产生了更大负面影响。第二，社会福利差异。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通常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高消费水平农民工可能能够在居住地享受较好社会福利待遇，这有助于提高其消费能力。而低消费水平农民工由于经济差距较大，往往无法获得同样的社会福利，限制其消费能力。第三，居住成本压力。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通常伴随着高昂的居住成本，包括房租、生活费用等。高消费水平农民工由于收入相对较高，能够承担得起居住地的高昂成本，从而有更大消费能力；而低消费水平农民工由于收入较低，往往无法承担居住地的高昂成本，限制其消费能力。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在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机制中，身份认同发挥中介效应。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负向作用，并进一步抑制其消费，可能存在以下原因：第一，社会地位认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多机会和资源，人们在这些地区往往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所以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越大，农民工可能感受到社会地位的压制和不公平待遇，这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当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降低时，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感到不安或不自信，进而抑制消费。第二，消费观念与价值观差异。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有更多消费选择和丰富的消费文化，人们更容易接受和追求高品质、高标准的消费。然而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大，农民工受限于有限的资源和机会，可能对消费的需求和期望较低。这种消费观念和价值观的差异可能导致农民工对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产生负面评价，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第三，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加活跃和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人们更容易融入社会并建立社会关系。所以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大，农民工可能面临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挑战，可能感到被边缘化或排斥。这种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缺失可能降低农民工消费意愿，因为他们可能感到无法获得社会认可和满足。

(二)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居住地与户籍地的经济差距和身份认同问题，农民工消费潜力受到一定制约。为了激活农民工消费潜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激活农民工消费潜力的基础。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投资力度，发展农村产业，提升农民工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其一，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多元化产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例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乡村民宿等，为农民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其二，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收入水平。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技术技能、管理知识、创业能力等，以帮助其在就业市场中更好融入和发展；其三，增强农村创业和就业机会。为农民工提供创业和就业的支持政策，包括财政资金的扶持、创业指导和咨询服务等。通过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创业，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并激发其消费潜力。

第二，改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提升农民工生活品质。

除了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改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也是激活农民工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投入，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福利，具体建议如下：其一，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确保农民工在面对风险时有一定的保障和支持；其二，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资源和条件，提高农民工子女教育水平。这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就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其三，加强农村医疗服务。改善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可以通过建设农村医疗机构、加强医疗队伍建设、推动医保制度覆盖等方式来改善农村医疗服务。

第三，降低居住成本，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高昂的居住成本，这对其消费能力造成了一定压力。为了激活农民工消费潜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加大对农民工的住房建设投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选择。这将有助于降低农民工居住成本，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其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包括改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方面，提高城市的便利性和舒适度；其三，加强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加强社区建设，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交空间，这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和消费意愿。

第四，完善户籍制度，确保农民工享受平等待遇与机会。

完善户籍制度是激活农民工消费潜力的重要一环，当前户籍制度存在一些限制和不公平的问题，这制约了农民工在城市中享受平等待遇和发展机会，以下是关于完善户籍制度的建议：其一，放宽城市落户条件。目前，农民工要在城市落户面临较高门槛和限制。政府可以考虑放宽城市落户条件，降低落户的经济、文化等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这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进而促进其消费意愿；其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常常面临社会保障的缺失，限制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政府可以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确保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享受到基本社会保障待遇；其三，推进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的衔接。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往往面临着社会福利的断层问题。政府可以推动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的衔接，确保农民工在城市中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当的福利待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其四，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常常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政府可以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禁止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确保农民工享有平等就业机会。同时，提供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机会，提高农民工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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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口群体健康水平测量”(17ZDA124);

文章来源:黄浩,陈功.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24(13):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