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稼穑之功，黍稷以登；稼穑之德，百世以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劳动实践中，孕育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农耕智慧，创造出类型丰富的农业系统与相伴而生的多彩民俗文化。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凝结在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明瑰宝。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浙江青田）的致贺信中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2)。研究与实践证明，农业文化遗产是上万年农耕文明在当代社会的集中体现和活态展演[1]，其因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种类和多样的文化基因而具有发展旅游的资源基础[2]，因而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农业文化遗产惯用的动态保护途径之一[3-4]。然而，旅游业是把“双刃剑”，其快速发展往往也会带来不利的环境后果，诸如资源过分承载与消耗、过度拥挤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成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

毋庸讳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支持[5]。区别于传统的“谁污染谁负责”的环境责任观[5],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人有责、共建共享的过程，体现了无论是政府、企业或个人都是生态文明建设者的理念(3)。同时，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此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和“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居民是乡村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自治主体和主力军，作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生产生活与当地息息相关，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因此，正确引导居民自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成为解决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当前推进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上述基本事实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和现实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环境责任行为具有典型的利他特征，可能需要个体让渡部分自我利益以使他人受益[6]。因此如何激发居民利他的环境责任行为面临着现实挑战，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7]。综观与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相关的既有研究，学者们借助关系质量理论、认知—情感—意向理论、信号理论、规范激活理论以及计划行为理论等，探讨了关系质量[8]、目的地社会责任[9]、环境态度[10]、环境知识[11]、环境后果认知[12]、地方依恋[13]、个人和社会规范[14]等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多从个体内部因素出发解释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理，少有学者从旅游影响这一外部环境层面剖析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响应机制。当居民在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时，作为交换，他们往往会容忍旅游发展带来的不便，主动实施环境责任行为，为当地旅游发展创造适当条件。当居民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或因为不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时间成本而拒绝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或愿意做出更多的贡献以抵消旅游负面影响，居民如何应对旅游负面影响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15]。旅游影响感知究竟对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遵循何种形成机制？此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及市场规模等旅游发展条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16]，旅游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对促进或抑制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是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刺激—机体—反应理论，以东部、中部地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为例，借助问卷调查收集的有效样本构建多群组二阶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旅游影响感知和生活质量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对其区域异质性展开分析。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有：第一，很好地响应了进一步研究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非经济结果的呼吁[17]。已有研究重点关注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经济诉求[17-18]，对环境等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重视不足。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居民与旅游业的交换关系结果是支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较少考虑居民的其他行为[19]。第二，从居民视角出发，将“生活质量”嵌入“旅游影响感知→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链条之中，证实了相较于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是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更近端的前因变量，破解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情境下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机制“黑箱”，拓展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前因研究的范围，弥补了现有关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内在特征层面的问题。第三，旅游发展呈现典型的空间非均衡性[16][20]。本文从地域异质性视角出发，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比较，研究结论进一步加深了对不同地区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可为促进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一定的现实指导与实证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霍斯曼基于早期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换基础论述，结合人类学和心理行为主义中关于交换资源与原则的分析，从心理学视角下人际交换的方法论出发而提出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行动者会在获得回报的预期下，涉入并维持与他人的交换关系[21]。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关系会演变为信任、忠诚和相互承诺。而要做到这些，交换双方必须遵守互惠、公平等“规则”[22]。其中，互惠即为交换的潜在机制[23]，分为积极互惠和消极互惠两类。以往研究表明，社会交换理论是一个领先的理论框架，已被多项研究用于衡量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开发态度的影响[24-25]。在本研究中，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可以成为居民和旅游业之间“交换”的重要“资源”之一。在理想的交换关系中，居民愿意花费一定的额外成本实施环境责任行为以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向旅游业换取经济和文化等利益[15]。旅游从业者和开发商则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交换结束后，如果参与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并认为交换能够得到预期的回报，他们在未来更有可能继续参与交换，由此引发积极互惠；反之，可能产生消极互惠，交换双方终止交换关系。社会交换理论概括了居民参与、继续或终止旅游交换的过程[26]，为本研究探讨旅游影响感知预测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刺激—机体—反应理论

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源于环境心理学，由Mehrabian和Russell于1974年提出，旨在分析人们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刺激时的行为反应及过程[27]。该理论认为，外部刺激对于反应的作用要经历一个机体内部转换的过程，机体对刺激（S）的认知情感状态（O）在此过程中形成，进而引发人们产生趋近或回避行为（R)[28]。SOR理论分析框架已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29]、图书情报学[30]、零售[31]等不同研究领域。其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也表现出良好的适用性[32]。鉴于旅游发展会对目的地居民生活质量与满意度产生刺激，并且这种刺激可能会对居民行为有关键作用，因此运用SOR理论能够系统地识别和分析这些刺激因素，从而深入理解它们如何影响居民行为。在SOR理论框架下，居民作为“机体”会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内在状态的变化，如态度、认知、情感等。这些内在状态的变化对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可能具有重要影响。通过SOR理论，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居民的内在状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可以说SOR理论最终关注的是个体的行为反应。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则是研究的重点。通过SOR理论，基于对环境刺激和居民内在状态的分析，可以预测居民在未来面对不同旅游影响时可能出现的行为趋势，为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前瞻性指导。因此，SOR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用于解释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在受到外部旅游影响刺激时，如何通过内部机制（即机体）的认知和情感状态变化，最终产生趋近或回避的环境责任行为（即反应）。

（三）研究假设

Cottrell和Graefe将环境责任行为概念化为个人生态知识、对环境的关注与承诺[33]。Lee等则将环境责任行为视作个人或团体为尽可能减少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行动[34]。旅游业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等多方面，并且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生态环境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积极互惠原则，人们会权衡交换中获得的利益与成本，当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受益时，他们更有可能超越个人规范和公认的社会规范，认同超越眼前利益的环境价值观，为旅游业发展做出积极性的行动，包括实施环境责任行为，确保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到破坏，以作为他们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的积极反馈。对于居民而言，这可能是其与旅游业保持交换的重要方式[15]，因为这可以使他们获得持续的环境效益。相反，当居民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交通拥堵、噪声、脏乱的环境、涂鸦、垃圾增加等负面影响时，他们会执行消极互惠行为准则，降低因未保护环境而产生的羞愧、内疚等心理成本，认为放弃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是合适的。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1a：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生活质量是人们对一系列客观条件的主观感知[35]。居民既是农业文化遗产当代实践和代际传承的实施主体，也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发展的主要人力资本和首要被影响者，其生活质量受旅游业的影响最为广泛与深远。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已然成为衡量旅游业社会功能的重要标准[36]，旅游发展可能在许多方面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37-38]。一方面，以往研究证实了旅游业的诸多积极影响，例如，可以创造就业机会[39]、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40]，促进文化繁荣，从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41]；另一方面，旅游发展也可能给目的地带来环境（水、空气及噪声等）污染与退化[42]、犯罪率提高[43]、过度拥挤[44]、生活成本上升[45]等负面影响[46]，进而降低居民生活质量。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尽管一些研究迹象表明生活质量可能预测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不够确定。从目的地居民视角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生活质量是居民是否对目的地采取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前提。例如，目的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对支持旅游发展[47-49]及主客价值共创[50]有积极影响。环境责任行为也是居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表现之一。Su等研究发现，居民社区满意度可以促进环境责任行为，并且在目的地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因此，本研究认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其环境责任行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生活质量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旅游影响属于外来刺激，会激发旅游者产生相应的情感，进而促发其产生相应的行为。生活质量实际上是衡量满意度的一种形式[48]。从态度的三个成分角度看，作为满意度表现之一的生活质量当属态度成分中的情感范畴[51]。当居民将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归因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时，他们将更有可能与旅游业保持交换关系，并且主动实施环境责任行为以支持旅游业的发展[19]。反之，当居民认为当地旅游业发展降低其生活质量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公平的回报，进而会终止交换关系，拒绝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生活质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H4b:生活质量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问卷设计

量表的制定主要是参考现有成熟量表和相关文献，并根据本研究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而形成。问卷设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概念模型相关变量的测量题项，旅游影响感知（积极或消极）和生活质量均采用Likert5分制量表，要求受访者用1（非常不同意）、3（一般）、5（非常同意）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其中，对于旅游影响感知的测量主要参考卢小丽和肖贵蓉开发的量表，包括积极旅游影响和消极旅游影响两个维度，共7个题项[52]；使用郭安禧等编制的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量表，包括生活条件、经济条件与休闲娱乐三个维度，共10个题项[53]；要求受访者用1（从未做到）、2（偶尔做到）、3（约半做到）、4（大多做到）和5（每次做到）来表明自己的环境责任行为，并使用柳红波等和张玉玲等研究中的量表测量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包括日常环保习惯和环境关注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13][54]。

（二）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择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两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作为案例地。前者是湖州人民“基上植桑、桑叶饲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逐渐形成桑、蚕、鱼、肥相互依存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该遗产旅游地核心区荻港村加大对其旅游资源自然美、文化深、历史久特点的综合利用以及文化、生态、经济等价值的深入挖掘，大力发展遗产旅游，相继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荣誉。后者是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糅合的历史遗存。时至今日，其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独具特色的自流灌溉体系仍然泽披一代又一代新化人。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以其规模宏大、层次分明的梯田景观；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农耕智慧；久负盛名、丰硕富饶的梅山物产；多民族聚居、苗瑶文化交融的民俗风情以及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梅山文化相继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国家水利风景区”“AAAA旅游景区”。可谓“民风淳古，物阜蕃昌”，也为这里的旅游开发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均具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禀赋，但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部分居民开始抱怨生态环境恶化和社区矛盾，一些居民甚至质疑旅游发展的必要性。近年来，两地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与保护条例，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生态修复与资源保护。因此，选择这两个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增强本研究的普适性。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课题组于2021年11月在东部地区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所在地和孚镇荻港行政村开展问卷调查。第二阶段，课题组于2022年9月在中部地区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所在地水车镇（吉寨村、荆竹村、紫鹊界村、锡溪村）和奉家镇（玄溪村、红田村、双林村、玄溪村）开展问卷调查。两次调研均以遗产旅游地核心区的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为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入户发放问卷，每户调查1位居民。两次调研共回收问卷420份，剔除信息不完整等导致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01份，有效率为95.48%，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N=401)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测量模型检验

理论模型中各潜变量的信效度检验通常使用Cronbach’s α系数、组合信度（CR）、平均方差析出量（AVE）和因素负荷量来衡量。从表2可知，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23～0.928之间，CR值在0.825～0.929之间，均满足大于0.700的标准，说明各潜变量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AVE在0.542～0.791之间，各测量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在0.604～0.984之间，均满足大于0.5的要求，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进一步对量表的区别效度进行检验，由表3可知，各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本研究潜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效果较好。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与效度。为适当简化分析过程、减少模型中待估计参数数量及测量题项随机误差的影响，本文借鉴周小曼等[55]的做法，采用生活质量三维度指标得分均值作为计量指标，并且将环境责任行为的两个维度及其相关测量指标当作二阶因子加以处理。此外，利用相关拟合指标对测量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数据拟合良好。

（二）假设检验

1. 模型拟合结果

在验证测量模型之后，进一步采用AMOS24.0对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在内的整体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x2/df=1.899，小于3;GFI=0.938,CFI=0.964,NFI=0.927，均大于0.9;RMSEA=0.047，小于0.08。所有指标均表明数据与模型的拟合良好。

2.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4所示，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β=0.344,p<0.001）和生活质量（β=0.549,p<0.001）有显著正向影响，H1a与H2a成立。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β=-0.216,p<0.01）和生活质量（β=-0.140,p<0.05）有显著负向影响，H1b与H2b成立。生活质量对环境责任行为（β=0.279,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

表2 测量模型的各项参数（N=401)

表3 潜在变量间的区分效度（N=401)

表4 变量间回归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N=401)

为进一步分析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5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Bias-corrected 95%CI=[0.038,0.158]、Percentile95%CI=[0.035,0.153]，不包括0），中介效应占比为30.82%，属于部分中介，故H4a成立。生活质量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Bias-corrected 95%CI=[-0.055,-0.006]、Percentile 95%CI=[-0.052,-0.004]，不包括0），中介效应占比15.13%，属于部分中介，故H4b成立。

3. 基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多群组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东部VS中部）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运用AMOS构建了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基线模型（对模型不做任何参数限制）、测量加权模型、结构加权模型、结构协方差模型、结构误差模型五个模型输出结果适配度的比较分析，本文最终选择以基线模型作为最适配的多群组分析模型。多群组模型的IFI值、TLI值和CFI值介于0.927至0.944之间，都高于0.90的标准值；RMSEA值介于0.042至0.043之间，都小于0.08的适配临界值，说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与观察数据能够较好地契合。此外，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的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5），表明地区差异的调节作用显著。多群组分析结果（见表6）表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负向作用在东部、中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CRD=2.666，大于1.96），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的正向作用在东部、中部地区之间差异显著（CRD=-2.517，绝对值大于1.96）。

五、结语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生活质量为中介变量，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两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核心区为案例地，解构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是居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与Su等的研究结果一致[9][46]。可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既是其自身环境态度、地方依恋、道德义务等内部因素的外在体现[7][56]，也是旅游发挥产业优势，创造有益价值，对居民进行诱导的结果。与此同时，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既有研究观点类似[9][56]。人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并减少损失。当交换双方未从交换关系中获得令人满意或可接受的利益时，他们会减少交换行为或中断交换关系。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互惠性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居民与旅游业之间的互惠关系是促进环境责任行为的关键。管理者需要确保居民能够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公平的利益，以维持这种互惠关系。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N=401)

表6 群组差异分析结果（N=401)

第二，生活质量在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仅可以直接促进（抑制）居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还会通过生活质量的中介传导产生间接影响。一方面，旅游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文化繁荣等好处可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是推动居民主动保护环境的关键。另一方面，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会降低居民生活品质，成为推动居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的障碍。

第三，多群组分析发现，不同样本地区居民在面对旅游影响时行为反应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生活质量和环境责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正处于旅游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旅游发展带来的破坏作用还十分有限[48]，总体上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可能比较微弱；另一方面，一个人越是依赖旅游业作为谋生手段，他对当地旅游业的总体态度就越积极[57]。在实地调研中得知，新化县于2019年底脱贫摘帽，2021年水车镇和奉家镇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0430元，部分居民通过开办农家乐和民宿、售卖当地土特产享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收入有所提高。旅游业是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居民注重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选择忽略或接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积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此外，东部地区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的正向作用要显著高于中部地区。《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指出，2021年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内旅游收入分别占全国总收入的38.55%和26.09%；东部地区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大幅领先，达1438.81元，而中部地区国内旅游人均消费最少，仅有1032.23元。可见，旅游发展能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同时更为成熟的旅游市场能够增进东部地区居民的积极旅游影响感知，进而显著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二）管理建议

本研究可以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管理者提供以下管理启示：

第一，管理者要合理引导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挥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居民从旅游中获得的个人利益决定了他们是否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因为行为者会根据他们从交换关系中获得的主观预期效用做出反应。管理者如能着力体现旅游的多元价值供给功能，让居民感知到旅游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就更愿意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具体来说，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分配和利益平衡的动态博弈过程，经济利益的分配是决定居民实际关心和参与旅游业程度的主要因素[58]。管理者应开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的第三就业空间，创造更多旅游就业岗位，同时为居民提供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参与旅游市场的能力，鼓励发展与旅游相关的多元化经济活动，拓宽居民致富增收的渠道。要建立更加公平且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大多数居民能够分享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例，作为一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让居民更多参与进种桑养蚕、缫丝养鱼、治塘肥桑等一系列循环农业劳作中，给予相应补贴，同时不断延伸鱼桑文化旅游产业链，使其直接受益于生态旅游，那么居民更有可能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此外，当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成就的总结和宣传应同步推进，以增强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提升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提高居民对环境责任行为的主动遵从率，进而助力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二，管理者应及时控制并最小化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居民在感知到旅游消极影响后会采取消极行为，以消除与旅游业交换的不平衡状态，实现自我保护。首先，加强旅游规划与环境管理。管理者应遵循“保护先行、科学规划、适度利用、严格监管、绿色发展”的原则，制订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明确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活动经营与建设的范围和相关禁止行为，同时编制和实施长期的旅游发展规划，确保旅游活动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相协调。此外亦需制定生态旅游标准和认证体系，采取推进社区水、电、路及生活垃圾等基础设施绿色化等措施，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创建为“绿色社区”，鼓励旅游运营商和当地社区积极探索最佳环保实践，为居民打造良好的宜居环境。除制定相关制度外，在旅游项目实施之前管理者有必要进行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等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以识别潜在的环境问题[15][59]，并制定相应的缓解措施。其次，加强居民环境教育与意识提升。对当地居民进行环境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转化为日常保护环境的行动，甚至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5][60]。管理者应通过培训讲座和环保实践等多种形式普及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与典型案例，以增强居民对环境的敬畏感与道德感。最后，管理者还可通过激励政策（如生态补偿）和惩罚制度等硬性措施，调动和发挥居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来强化其环境责任行为。生活质量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管理者应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作为当地旅游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例如，加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医疗教育、养老保险、娱乐休闲、心理辅导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完善道路交通和5G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居民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营造生活便利、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此外，在注重改善居民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还应当提高居民精神上的满足感。比如，拓宽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渠道，畅通居民表达自身诉求的途径，鼓励居民参与社区规划和发展决策。

参考文献:

[1]闵庆文,骆世明,曹幸穗,等.农业文化遗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2,39(5):856-868.

[2]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一个全新的领域[J].旅游学刊,2022,37(6):1-3.

[3]武文杰,孙业红,王英.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居民旅游参与的情感响应——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J].旅游学刊,2022,37(4):128-139.

[5]朱梅,汪德根.旅游业环境责任解构与规制[J].旅游学刊,2019,34(4):77-95.

[6]高杨,白凯,马耀峰.旅游者幸福感对其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的元分析[J].旅游科学,2020,34(6):16-31.

[7]陈阁芝,周国林,刘博.旅游地支持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23,38(11):109-123.

[8]何学欢,胡东滨,粟路军.旅游地居民感知公平､关系质量与环境责任行为[J].旅游学刊,2018,33(9):117-131.

[10]范香花,黄静波,程励.生态旅游地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形成机制——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12):177-182.

[12]张玉玲,张捷,赵文慧.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7):149-156.

[13]柳红波,谢继忠,郭英之.绿洲城市居民休闲场所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研究——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33(1):49-53.

[16]马丽君,敖烨.“东西”还是“南北”地区旅游发展差距大?[J].经济地理,2023,43(1):206-216.

[17]苏明明.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J].旅游学刊,2012,27(5):9-10.

[18]贺小荣,陈雪洁,郭红,等.遗产管理､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遗产旅游的可持续之道[J].经济地理,2019,39(12):195-203.

[20]李涛,王钊,陶卓民,等.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8):2051-2064.

[24]贾衍菊,李昂,刘瑞,等.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3):171-183.

[25]郭安禧,郭英之,梁丽芳,等.古镇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信任旅游开发公司的调节作用[J].世界地理研究,2019,28(6):178-188.

[28]粟路军,唐彬礼.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研究回顾与未来展望[J].旅游学刊,2020,35(6):78-95.

[30]徐孝娟,赵宇翔,史如菊,等.SOR理论在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采纳:溯源､应用及未来展望[J].情报资料工作,2022,43(5):98-105.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1&ZD225);

文章来源:伽红凯,吴嘉玲,卢勇.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2024,(09):1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