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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计扣除、归类变更与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实证分析

2023-06-21 8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以归类变更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比重的影响。加计扣除比例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越大；归类变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归类变更管理手段具有异质性，相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加计扣除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政府应细化企业研发费用的归类类别，建立健全税务申报管理体系；企业应提高审计部门的内控监管力度，从而加强统筹治理，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关键词：
制造业企业研发
加计扣除
归类变更
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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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良好的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尤为重要。近年来，政府为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竞争活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相继出台多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然而，学者在有关加计扣除政策对于企业创新成果是否起助推作用方面持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1]。企业在前期投入的资金受到融资约束限制，导致实际投入与真实需求之间存在差异，而加计扣除政策通过税收补贴和减免的方式有效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加快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转化，降低投资成本和经营风险。另一种观点认为，加计扣除政策存在抑制创新投入的弊端。只有在最优区间内才能发挥最好效用，在最优区间外作用效果则会下降，直至转变为负向激励[2]。笔者从加计扣除政策视角出发，研究企业归类变更作为中介效应在加计扣除政策下对研发投入比重变化的影响，并检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效用差异，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准则、集项目核算精准归集、提高税务监管质量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供税务减免，缓解企业前期资金周转的压力，鼓励企业将更多的预算投入研发创新。但个别企业通过归类变更的方式将其他费用列入研发费用，使企业账面呈现研发投入增长的假象。因此，需要研究归类变更在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产生的变化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一)加计扣除比例与研发投入比重

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现有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加计扣除政策会使企业申报税务优惠的占比增加，研发投入总额不变[3][4]。另一类认为，在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后，企业会产生正向反馈，自主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基于对技术、市场、不确定性的理解，采取人才突显和人员投入的优势提高创新能力，最终反映在创新绩效层面[5][6]。由此看来，前者并未因享受到政策扶持而在未来明显扩大创新投入，后者则产生了主观能动性，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产出。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假设1:加计扣除比例越高，研发投入比重越大。

(二)加计扣除比例与归类变更操控

盈余管理有三种类型，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以及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笔者研究的是其中容易导致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当企业进入成熟阶段，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逐渐进入平滑期，企业会通过各种途径“节流”,以达到减少费用、提高利润的目的。同时，政府监管力度和外部审计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很大程度降低了企业进行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归类变更的操控手段是企业最擅长的费用归集途径且税务部门最难发现[7][8]。因此，一些企业通过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将非研发费用划入研发费用，从而规避或降低被监管发现的概率，享受政策优惠达到避税的目的，在不改变净利润的前提下，改变盈余结构与管理质量，使账面看上去更加符合股东的期望。因此，在国家大力推动企业创新的宏观背景下，税收加计扣除比例和范围的逐步扩大，给企业进行归类变更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加计扣除比例越高，企业进行研发费用的归类变更操控程度越高。

(三)归类变更的中介效应

虽然加计扣除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投资风险，但也可能带来“副作用”。企业在研发费用会计核算上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将生产成本、更新换代、售后服务、市场调研、常规控制、测试分析等纳入其中，以申报税收优惠，导致企业财报账面上费用超出国家的认可范围，不仅占用市场资金，也夸大反映企业前期投入，导致后期出现收益转化率较低的假象，使利益相关者做出错误决定。总而言之，加计扣除比例越高，管理层操控动机则越强，归类变更程度越大。由此提出假设3:归类变更在加计扣除比例与研发投入比重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剔除不合规样本，对存在异常值的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0 871个样本。各变量的名称、变量符号及定义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比重(RD_ratio)是指企业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比值。通过计算企业研发投入比值来量化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研发投入比值估计模型为：

其中，RD_ratioi,t-1为上一年的研发投入比重，由于企业研发支出具有连续性，因此本年支出会随着上一年的变化而变化。Growthi,t-1为上一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如果上一年度营业情况良好，那么本年将会适当加大投入。Outdiri,t-1为独立董事占比，用于衡量企业进行归类变更程度的参考依据。EquityNaturei,t-1为股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HLD_5i,t-1为上一年的前五大股东持股，反应企业股权集中度。ROAi,t-1为上一年的资产收益率，衡量i公司t-1年度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Levi,t-1为上一年的资产负债率，若企业处于高负债、低资产的状态，划入研发的费用则减少。Cflowi,t为本年度的现金流，体现企业研发投入受本年度筹资额和投资额的影响程度。

构建加计扣除实际扣除比例(Creditr)度量企业实际获得的税收利益，等于加计扣除纳税调整额与加计扣除纳税调整额和企业所得税费用之和的比值，值越大，表明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越大。影响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因素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独立董事占比(Outdir)、股权性质(EquityNature)、前五大股东持股(HLD_5)、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Cflow)等。

(二)模型构建

为探讨归类变更操控程度在加计扣除比例和企业研发投入比重之间的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等[9]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及检验方法，构建模型如下：

RD_ratioi,t=α1+α1Creditri,t+∑Controli,t+εi,t。(2)

第一步，检验加计扣除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比重的回归结果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进行下一步。

第二步，检验加计扣除比例与归类变更中介变量的关系，假设为正相关。

RD_CSi,t=β1+β1Creditri,t+∑Controli,t+εi,t。(3)

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带入模型(4),自变量(Creditr)与因变量(RD_ratio)若回归结果显著且系数变小，则证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RD_ratioi,t=γ0+γ1Creditri.t+γ2RD_CSi,t+∑Controli,t+εi,t。(4)

(三)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RD_ratio的均值为0.216,最小值为0.003,最大值为0.679,说明不同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差异较大，大部分企业都小于均值。Creditr的均值为0.11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53和0.941,说明企业加计扣除的实际比例较为稳定，运用了加计扣除政策。RD_CS的均值为-0.00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108和0.2,说明大部分企业归类变更水平低于平均水平，侧面说明发生归类变更的企业只占据全部样本企业的一小部分，仍需引起重视。控制变量中，Growth的标准差达到0.571,说明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相差较大，也说明样本涵盖范围大，数据结果更加客观。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2.2和22.0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5.55和20.05,说明选取的样本分布均匀，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根据以往文献研究，股权性质不同，中介变量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也有所差别，因此EquityNature按股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然后进行异质性检验分类探讨。HLD_5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值较大，标准差为14.16,说明制造业企业股权集中度整体较为均衡。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可以看出，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与研发投入比重呈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加计扣除比例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研发投入扩大0.3倍；归类变更增加一个单位，研发投入比重扩大0.5个单位；加计扣除比例与归类变更操控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初步说明加计扣除比例越大，归类变更操控程度越高。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除此之外，企业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管理层或者相关人员是否进行归类变更的事实，企业规模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呈显著负相关，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归类变更的可能性越小。

(二)主回归结果

下方表4为加计扣除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比重的总效应结果以及归类变更操控在加计扣除和研发投入比重关系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4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股权占比与经营业绩可能呈负相关关系，而法人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同时，相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通过减税降费来提升经营业绩的作用成效更大，占比为0.035,而非国有企业只达到0.025。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职责，且规则和约束也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差异，所以根据选取对象范围和性质的不同，加计扣除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支出归类变更的影响是否仍然显著，需要进一步分析。根据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按照是否有国资背景，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研究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效果，判断其能否继续发挥助推技术创新的效用。通过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只有非国有企业加计扣除对企业归类变更显著性略微降低，其余仍然显著。加计扣除系数从0.025减小至0.022,说明归类变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检验加入归类变更变量后加计扣除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如表6。

表6内生性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数值为t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结果显示，加计扣除比例和中介的关系程度为正向0.224,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OLS)分析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比重的关系，将其滞后一期检验是否仍如前文所说。结果显示，Creditr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且从0.019降到0.018,即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比重呈正相关。

四、结论与建议

笔者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作为中介机制在加计扣除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申报加计扣除数额的占比越大，研发投入在企业总投入中的占比越大。第二，归类变更操控程度与研发投入同样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归类变更操控程度在加计扣除和研发投入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加计扣除比例增加，会导致归类变更操控程度上涨，影响企业账面真正计入“研发费用”的金额。同时反映了进行归类变更的企业由于会计科目的调整或研发费用的归类，不会真正提高创新产出和效益转化。

基于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在政策设计层面，缩小核算计量口径差异。以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为基准，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内容细化会计明细科目，同时有针对性地划分规模并结合股权性质，将加计扣除比例区别化、精确化，共同促进税务环境的公平公正。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在确保市场决定性作用下，把握好政府的介入方式。在政策落实方面，政府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研发创新税务申报管理体系，加强科技管理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在此基础上，政府各部门及税务部门厘清企业研发的全过程，从人力、财力、物力全方位、多维度地衡量相关原始凭证，监督企业做到留存记录，同时定期进行税务申请金额复查工作，做到零漏查、零错查。此外，建立政策服务平台，加大人才培训力度，使监督管理工作更加便捷高效。在政策利用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提高地区市场化发展进程。首先，加强企业对税务政策的重视，使员工对政策把握更加准确。其次，企业要建立健全研发项目管理条例、财务费用核算制度、科研人员管理制度等，加强对企业人员的培训力度，要求其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进行申报工作。企业需要不断学习并精准把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完善落实企业的规章制度，降低研发创新税务风险，促进企业价值稳中求进，助力企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洋林,宋根苗,张长全.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评价:基于倾向评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 2018(8):80-86.

[2]冯海红,曲婉,李铭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吗?[J]科学研究, 2015(5);665-673.

[7]彭婷.上市公司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18.

[8]廖楚君,袁春生非经常性损益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手段及其监管[J]会计之友, 2017(15):41-43.

[9]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文章来源：王前,姚钰杰.加计扣除、归类变更与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实证研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03):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