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当前虽然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包括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肆虐,但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十四五”时期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睿智表达(夏锦文、吕永刚,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一方面在时间上紧密衔接,在各项事业发展上全面对接,是继往开来的关系,因此,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对于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意义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全面小康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两者又有本质的不同,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结构性进化,如何既把握好当前时间节点,做好全面小康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有机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根植的理论土壤差异及前提条件不同等,无论是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都很难对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中大国做好全面小康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有机衔接提供指导和借鉴。本文尝试剖析全面小康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亟需衔接好的重点方面,并探讨推进全面小康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的实践路径与对策建议。

二、结构性进化: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的动因

1.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国外对现代化的研究,多数以世界现代化历史以及国家现代化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形成了现代化的概念、理论、评价方法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最为典型的理论包括:经典现代化理论(德国韦伯、美国帕森斯、穆尔、列维、斯梅尔塞、布赖克、英格尔斯、罗斯托等为代表)、后现代化理论(美国学者贝尔)、再现代化理论(德国学者贝克)、多元现代性理论(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为代表)。与现代化不同阶段过渡、衔接相关的理论学派主要有二,分别为过程学派和结构功能学派。

(1)经济成长阶段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五个成长阶段,并认为人类社会由低级成长阶段向高级成长阶段的依次过渡是必然的规律。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提出大众消费阶段后存在第六阶段,即超越大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与“起飞阶段”,可以看作从“传统社会阶段”向现代化“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衔接起来。

(2)现代化过程论。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萨缪尔概括出现代化过程的九大特征: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它涉及人类生活方式根本的和整体的变化;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世俗化等等;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有阶段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美国学者贝尔认为,人类社会有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德国学者贝克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再现代化理论,即世界现代化包括两个阶段:普通现代化阶段与再现代化阶段。以上理论说明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系统内多元因素的“整体性、复杂化”演进过程,且是分阶段演进的,后续阶段对前一阶段而言是有进步的。

(3)现代化的结构功能理论。

帕森斯、列维、勒纳等人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是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与社会整合,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主要矛盾是结构与功能。帕森斯提出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4个子系统即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社会系统是一种行动者互动过程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一种基本结构。把社会发展过程看成是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分化与社会功能的专门化,结构的分化程度与功能的成熟性代表了社会发展水平。列维进一步提出现代社会应当具有现代特点,如日益专门化的社会组成单位、持续增长的中央集权化、更广泛的交换手段和市场利用等。勒纳也建立过类似于帕森斯原始——中间——现代阶段的“传统——过渡——现代”的社会结构模型和变量分析方法。

2.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结构演进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存在根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国与小国的区别。我国是在发展中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与一些西方国家有明显不同,大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三个方面,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以及国土面积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二和第三。从世界范围来看,尚未有以上三个方面均与我国相似的国家成功迈入现代化。二是发展阶段特征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主要通过工业化进行,当前,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但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未掌握、高质量产品创新不足、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能力过剩、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区域发展协调不足等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尚未实现现代化便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8%,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的角度来说这是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应对好的问题。三是自由主义与举国体制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制度、文化、经济、社会等均以自由主义为典型特征。我国通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有为政府”(林毅夫,2018)和“有效政府”(方福前,2017),即政府掌握大量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在经济决策、执行和政策制定上能够集中有限资源实现部分重要领域的突破,这也被称之为举国体制。当前,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和作用不断增强,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为代表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无论是基本小康,还是总体小康,主要运用了“扬长避短”理念。在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的特殊背景下,迅速摆脱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以追求速度和数量为目的的非均衡发展。“扬长避短”就是将要素集聚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实现单兵突破,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全面小康相对于基本小康、总体小康,不仅在内涵上实现了新的拓展,也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价值(夏锦文、吕永刚,2020),主要运用了“扬长补短”思维。全面小康是指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体上达到小康以后,以实现人民生活富裕为主要目标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不含水分、老百姓认可、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较高水平的小康。这一过程需要解决过去的一些短板问题,如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以满足更多方面更加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从本质上看,“扬长”与“补短”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面,不应将其割裂,“扬好”目前发展之“长”可以更好地进行“补短”。

从全面小康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在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同时,兼顾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全面小康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继续巩固和不断超越,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升,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它要求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在经济发展方面,要重构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从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形成创新驱动、消费需求和投资拉动相互协调、彼此互动、互为支撑的经济发展动力体系;在发展全面性、协调性方面,要体现发展水平更高、发展全面性更强、发展协调性更优、发展结果更均衡。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需要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人实现全面发展。因此,这一过程不仅需要量能的机械性累积,更需要制度、产业、区域、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结构性升级,这样才能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比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

三、促进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的重点

现代化是指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换过程,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一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现代化就是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历史进程,是一个从制定目标、实现目标到制定新目标、实现新目标的前后继起的进程。因此,现代化具有时间维度上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促进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除了取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还需要对照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通过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促进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经济结构优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绝不能沿用以往粗放型发展方式来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速,而是要“以进促稳、进中求好”;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进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双侧调整,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效益的双重提升。迈向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需要重塑驱动力量,即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持续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着力优化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出口、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驱动型增长格局转变,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逐渐从工业经济为主转向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业即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当然,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工业制造业,而是要以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片面工业化”的传统产业体系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变。通过要素资源的结构升级、质量提高、配置优化来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使实体经济增长真正依靠科技进步、资本配置优化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2.人的发展结构优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素质、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全面提高。这就要求把增加收入作为民生幸福的重要基础,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文化现代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促进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在于破解富民增收难问题,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是大力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突出农村居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增收,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建设信息对接平台,加强专业技术培训,鼓励自主创业,完善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流转机制,完善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三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政绩考核方式转变到以收入增长和民生幸福为核心上来,并以此构建政府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加强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民生支出,着力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按照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标准,其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应超过60%。

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兼具国际视野和民族本土精神特征的文化是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突出表现为文化设施、文化制度与观念、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其着力点是文化管理和文化设施建设的现代化,而文化产业是重要抓手,文化消费是重要内容,文化交流是重要机制。一是要把创新摆在文化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文化理念、内容、制度、业态协同创新。二是要强化政府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辐射形成标准统一、功能综合、便捷通达的城乡惠民文化服务网络,巩固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多样化。三是要把文化交流作为重要任务,创新文化国际交流机制,通过“引进来”学习借鉴优秀文明成果,通过“走出去”提升本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3.社会结构优化:完善社会治理、促进区域协调

现代化建设,要求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还要强调社会公平,促使收入分配从群体差别向和谐共享的格局转变。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一是要把提高城市化质量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创新思路解决迁移人口的就业、住房和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使老市民和新市民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二是要调整城镇建设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考虑进城就业农民工的需要。三是要构建和完善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财政保障体制、技术支持体系、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到位。四是通过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创新,切实增加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建设,并逐步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和标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下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键不是靠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输血”,而是要让落后地区能够自己“造血”,通过区域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合作,形成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即发挥区域差异化互补优势,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链治理关系,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以此调整产业布局关系,强化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互动。一方面,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发展特色产业,避免区域产业同质化,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区域产业格局,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沿海开发战略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建设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城市群。通过包括高铁、高速公路、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促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合力。

4.生态结构优化:推进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应当积极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围绕绿色发展进行科技创新,积极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向绿色经济转型。一是积极发展低碳技术和绿色制造。着力推进节能减排,着力推进能源、原材料等传统重化工业的高新化、集约化、清洁化和循环化,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由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模式向“高效益、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二是向生态节约型产业倾斜。生态节约化概念应该贯穿到整个城市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选择、布局、管理和监督,以及技术改造,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各个环节,使生态化贯穿到整个产业链。三是要以生态宜居为标准,推行新型城市化,加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加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也是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的重要手段。要从根本上淘汰低端落后产能,也要与周边地区加强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通过生态环保一体化共建联防,联动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破解资源生态难题,共建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家园。一是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严格防止新增落后产能;二是充分发挥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税收等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快形成落后产能倒逼退出机制;三是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节能降耗的金融支持;四是在污染减排重点领域加快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高节能减排效率。五是建立健全环境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体系,持续加强环境监管体系建设。

5.民主法治结构优化:构建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民主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民主法治建设重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升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民主行动能力和治理技能。十九大报告指出了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建设与法治发展目标,“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民主法治现代化意指在一个社会治理单元下,制度体系完善,各项公共政策从根本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权利;宪法和法律得以有效实施;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方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以权力监督为抓手,以行政公开为原则,重点推进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政府信息公开等工作。另一方面优化法治社会建设。以科学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公平的司法环境为保障,持续开展的普法工作为常态,以依法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权益为突破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培育群众法治素养,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持续提升我国民主法治现代化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虽然在时间上紧密衔接,在各项事业发展上全面对接,但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结构性进化,因此,需要加强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有机衔接。

一是发挥指标体系的引导作用。推动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有机衔接,要充分发挥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引领、监测和预测功能。要能反映新发展理念,体现评价体系的导向性。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体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内涵,科学设置相关指标,引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能把握新发展格局,体现评价体系的前瞻性。新时代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并且要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能较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路径转向、经济结构优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社会结构转型、民生建设加强、改革程度深化、绿色发展探索等方面内容。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化内涵,体现评价体系的系统性。现代化评价体系要对照经济发展现代化、民主法治现代化、文化发展现代化、社会发展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科学设置相应指标及其目标值。要能反映全面高水平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衔接,体现评价体系的递进性。现代化评价体系既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成果,也要反映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成效。指标设置和衡量标准要高于全面小康水平,指标权重要更加侧重于能反映人民生活幸福的人的现代化。此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在监测、反馈的基础上,还要及时做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动态完善。

二是加强实践衔接。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虽然发展阶段、发展目标不同,但实践过程是有机衔接、迭加推进的,因此,要在经济发展现代化、民主法治现代化、文化发展现代化、社会发展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实践上积极开展系统性、创造性和引领性的探索。虽然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重要国情。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改革经验,当前阶段,鼓励一些有基础、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是推动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的重要方法论。要突出地区基础和特色,强调因地制宜,在某一方面或某些领域探索全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衔接路径或举措。

三是加强政策衔接。全面小康是开启基本现代化新征程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全面小康也必须以现代化为中长期目标进行引导,全面小康实现后,需要在深入研究两者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实践进行政策体系的系统研究和设计,做好两个阶段政策的衔接。国家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路径举措等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先行先试。要更大力度简政放权。加大行政审批、科技创新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放权力度,依法依规下放更多省级、市级管理权限。地方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政府管理新体制、创新供地模式、农村宅基地改革、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等方面提出困境难点、政策诉求。加强项目谋划,注重就地转化和务实推进。要引导各地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紧扣创新驱动发展、产业链现代化和民生建设需求,积极谋划招引、储备和包装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预期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同时,也要切实研究和解决项目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务实有效地推进项目引进和落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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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江苏省社科联重大应用课题“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有机衔接研究”(编号:20WTA-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