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城乡社区治理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了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以基层为重点的核心理念和以城乡社区治理为抓手的工作重点，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对我们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一）城乡社区治理具有政治性，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社区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我们党在基层工作中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既要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我们必须坚持以基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改革创新，将党的宗旨贯穿于社区工作的全过程，全面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把加强和创新城乡社区治理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1]。以健全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高水平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居民。

（二）城乡社区治理具有人民性，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遵循。社区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第一线，交织着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矛盾问题。必须把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切实落到城乡社区，创新制度安排，合理统筹资源，不断健全利益表达、协调及保护机制，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全面提升社区服务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真正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三）城乡社区治理具有主动性，必须发挥基层创新优势

积极鼓励基层先行探索、改革创新是推动改革落实落地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更要进一步加大给基层放权赋能的力度，鼓励基层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因情施策，以探索实践和改革创新为导向，加快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由粗放式、被动式向精细化、参与式转型，以基层改革创新的星星之火，形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燎原之势[2]。

二、兄弟省市城乡社区治理的探索及实践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围绕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创新治理理念、方式和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为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党建引领的治理理念是行动先导

北海市“解忧超市”精准密切党群关系。北海市在全市53个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内建设“解忧超市”，建立“党员双报到”“党建联席议事”等制度及时收集和研究社区居民关心关注的问题，组建“街道机关党员+社区党委成员+互联共建单位党员+N名党员志愿者”的工作队伍，及时认领“微心愿”，同时鼓励企业、社会、居民等多方行动主体共同参与解忧行动，在保障“解忧”服务的精度和准度上，打造“小事就地解、中事部门解、大事全市解、杂事协商解”的治理格局，有效夯实了全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中山花苑社区“志愿管家”填补小区无物管空白。中山市花苑社区以党委为核心，积极运用社区内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战士等资源组建“志愿管家”，协助社区党委、居委会开展工作。定期召开“金点子议事厅”，根据“志愿管家”的意见和建议，引导群众议事解决问题，在政策宣传、公共事务管理、邻里纠纷调解、消防安全巡逻、楼栋卫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填补了社区所辖13个小区无物管的空白。

浙江义乌引领流动人口共建平安家园。义乌成立全国首个“新丝路红色驿站”，以组建志愿者队伍、成立流动人口党员义务巡逻队为基础，成功打造“流动党员之家”，充分发挥流动人口党员的身份优势和地缘优势，深入基层，落到一线，综合运用宣讲政策、协管治安、了解民意、引导舆情等方法，积极开展安全防范宣传、社情民意收集、网格治安巡查、警情监控等工作。义乌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分局还建立流动人口优秀党员与原户籍地务工人员结对机制，实现“党建+社会治理”的新突破[3]。

（二）强化健全规范的制度保障是基本前提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制定《海拉尔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方案》，明确社区工作力量配备方式及服务权责清单，细化社区工作者薪酬体系结构，建立岗位等级序列，并通过加大从符合条件的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及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力度以拓宽职业发展渠道，健全完善监督考核机制，从而打造掌握各项社区工作职业技能，具有一人多岗、一专多能优势的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高素质“全科社工”队伍，全面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江立法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关于推进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以明确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和强化法治保障推进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充分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山东济宁社区工作事项准入为社区减负增效。制定《关于实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将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申请、核准、退出、监督管理等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明确，建立起流程清晰、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准入制度链条，进一步厘清社区权责边界，让社区回归基层自治组织本质，使社区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进百家门、访百家情”，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百米”。同时，探索推行社区“一窗受理、全科服务”模式，延伸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触角，整合基层服务资源，简化居民办事流程，有效提升服务水平。

（三）完善多元共治的治理方式是核心关键

成都市郫都区创新实施“社区合伙人”模式。在社区内部寻找理念相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提供社区服务，通过与社区建立“公益+市场化”合作模式，培育社会资本，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多元共治的活力，实现多元主体共联、多元平台共建、多元组织共商、多元资源共用、多元服务共享，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向深入，从而满足居民多元化高品质的服务需求，实现社区多元公共治理运营从政府“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变。

浙江嘉善县全面打造乡村振兴“软基建”。通过引入第三方企业保利物业有限股份公司参与市容市貌辅助管理、乡村环境整治、河道治理、安全、治安辅助管理等8项日常监管服务，将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绣花针功夫”带到村镇，将城市有边界的社区治理拓展为无边界的村、镇环境、秩序全域综合治理，将政府部门的“管理”改变为专业温情的“物业服务”，让城市人文与村镇传统文化相融，形成企业提供包括乡村集镇四位一体保洁、社会秩序监管、市政设施维护养护等“全域化”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在全国首次实现“政府+企业”的新型公共服务管理。

西安市新城区探索公益助力社区治理新路。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成立首支社区公益基金，通过扶贫公益超市、支付宝消费捐、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等方式进行筹款，用于帮扶救助社区困弱群体和特定群体，资助社区需求或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公益项目、志愿服务、文化体育类公益项目和社会组织发展等社区公益事业。陕西省慈善协会对善款资金进行保管和监督。该基金作为新兴公益性项目，有效撬动社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在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融合、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当前山西省城乡社区治理凸显的问题及难点

（一）基层治理不健全，治理效能有待优化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需要完善的治理体制保障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但当前基层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最直接的问题被赋予的权力有限，可运用的资源不足，存在“有限权力，无限责任”“事权下沉，实权上移”[4]的现象，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平衡，统筹协调和应急管理反应不足，主动应对和问题处理方式欠佳。形式主义顽疾带来的“重布置轻落实”“口号多行动少”“假积极虚落实”等后遗症导致一些地区的工作着眼于规避责任，没有起到真正切实解决问题的作用。

（二）法治思维不牢固，依法治理仍需夯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要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党的领导，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带动群众知法、遵法、守法。但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仍然思想僵化、管理粗暴，法律意识淡薄，依法执政、依法治理贯彻落实不够，甚至出现了违背法治精神的去隐私化、极端化、暴力化等违法现象[5]，与依法治国的治理理念和原则背道而驰，严重影响基层政社关系，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

（三）协同治理有短板，多元共治亟需加强

城乡社区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积极参与。但当前的社区工作主要依赖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居民主动参与治理的意愿较弱，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能动性不足。这种依靠行政动员推动、自治能力有限的治理模式，在面对突如其来和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时会呈现出能动性和专业性的欠缺，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秩序的风险性。

四、对山西省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建议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百米”。新时期推进山西省城乡社区治理，必须创新理念模式、改革体制机制，突出重点、破解难点、疏通堵点，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筑牢结实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提供有力支撑。

（一）贯彻法治思维，厚植社区治理法治土壤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加快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法规和指标评价体系，依法推进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科学精准。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规范行政机关权力行使，以法治思维指导问题解决和矛盾化解，用法治方式保障平安建设和维护稳定。强化法治素养提升，加大法律培训力度，打造法治型基层工作队伍，为社区日常工作的规范化加速赋能。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充分发挥警官、律师以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普法宣传作用，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二）创新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治理协同高效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更是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集中彰显的平台。要强化多方共治，坚持“抓大放小”，做好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对接，搭建政府、社区、居民多元主体有序参加的居民自治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协同高效。打造系统集成的城乡社区治理格局，确保治理全领域覆盖、全流程优化、全周期管理、全要素管控。推进常态化与非常态化治理模式统筹协调，提升社区资源供给、应急处置、协调配合的能力，确保平时治理有效、战时战之能胜。进一步推行小网格微治理，充实优秀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社区工作人员专职化、专业化，保障推动社会治理真正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

（三）改善服务供给，保障社区治理稳定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人民群众最低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是缓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能够起到“社会安全保护网”的作用。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和重要抓手，能有效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风险[6]。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大政府投入，优化公共资源布局和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引导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拓展延伸，形成覆盖多领域、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精细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产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推动互联网与教育、卫生、文化、旅游、体育、养老等生活领域的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便民服务体系，拓展互联网社区应用覆盖面，提高居民群众获取服务信息的便利性。

（四）聚焦乡村治理，补齐社区治理薄弱短板

“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百姓安。”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石。要以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和全面的乡村治理能力，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增强农村地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不断丰富议事协商形式，发挥人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提升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加大宣传引导，提升农村文化服务，增加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强化村规民约的自律规范作用，织密织牢约束村民言行举止的规则之网，促进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

（五）坚持科技赋能，助力社区治理精细智能

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和经济运行的保障支撑功能充分显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成为亮点，但也暴露出部门间信息对接不充分、协调不及时、技术支撑上下落差较大等问题。作为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增强信息技术支撑显得愈加紧迫和重要。要以大数据标准化建设为推手，加快打破部门壁垒，加强信息共享交换，着力打破“信息孤岛”，拔掉“数据烟囱”，提高数据使用效率。提升大数据安全管理水平，重视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筑牢大数据安全韧性。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步伐，打造一站式惠民服务平台，推行多层次便民服务举措，以社区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切实提高服务群众的效率。

（六）夯实党建引领，构建多元共治全新格局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把基层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要坚持以党建为核心，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服务群众、群众受益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认真听取群众诉求，扎实做好群众工作，筑牢解民忧、化民怨的民心基础，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学习出版社，2018.

[2]黄树贤.奋力开创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新局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J].中国民政，2018,(15):6-8.

[3]基层社会治理的“义乌实践"[N].浙江日报，2018-9-28.

[4]孙柏瑛.抗击疫情中基层治理问题检视[J].国家治理,2020(20):26-31.

[5]文宏.疫情防治中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3-17(5).

[6]范逢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创新:一个伟大进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3):66-73.

文章来源：任杰.新时期推进山西省城乡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J].决策咨询,2021(04):50-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