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新的一个十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应对危机迟缓等问题不断暴露。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伦理价值为框架建立的欧美现代体系问题层出不穷。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的价值与治理体系则会在危机中孕育、萌发。自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的学者不断追问:历史是否真正终结?[1](P.379)如何走出主体性现代性?[2](P.345)晚期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如何演化?[3](P.88)信息化资本主义何以可能?[4](P.21)新经济是否在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结构?[5](P.42)人学新科技集群何以改变我们的公共伦理边界?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挑战、大变革的前夜，会随时发生大量难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个前夜不是三到五年，而是十到二十年跨度的时间段，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略准备。[6](P.18)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对旧价值的摧毁、现代性力量之“技术”对旧价值的突破入手，讨论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与价值重建问题，探索解决之道，以及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与文化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伴随全球一体化的系统性风险日渐增大，现在正是反思系统性危机与重建轴心时代所奠定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时机。

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衰落与文化根源

(一)全球财富更加集中，收入不平等加剧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创造出有史以来最多的财富，但全球财富愈加集中世界动荡愈加激烈。2014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分析了全球20个国家从18世纪到现在的经济数据和财富结构。研究发现，现代经济增长和知识的传播使人类发展速度加快，但资本和不平等的深层结构并没有改变。无论在老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社会财富都变得更加集中。美国2010年数据显示，1%的人口占有了超过1/3的社会财富，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7](P.300)

《全球不平等报告2018》揭示了近几十年世界财富不平等趋势的加剧。[8]自1980年以来，全球最富裕的1%的人口的财富增长速度是全球最贫穷的50%人群财富的两倍。全球化资本主义不仅是造成贫困和社会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是构成当代经济体系的要素之一。该报告还显示，中国的财富分配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巨大分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很低，但现在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受限明显。一项研究表明，像“美国梦”所宣称的“一个人的成功无须依赖家庭背景”，并非事实。[9]未来30年，全球经济的不平等状况同样不容乐观。2018年，一项研究测算了2050年全球经济不平等状况。按照目前态势、美国模式、欧洲模式三种情形推断，2050年人类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将会出现更加不平等、非常不平等以及稍有缓解三种结果。[10]

财富的不平等无助于经济增长，无益于制度稳定，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有害而无利，从根本上会导致信仰力量的坍缩和社会基本价值的崩塌。

(二)寡头政治的危险趋势与“新全球化”的特征

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与寡头政治中间存在勾连。经济学家PaulKrugman提出，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恶化表现为寡头政治的崛起。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示威者喊出“我们是99%”的口号，指代在社会财富收入遭受不平等的绝大数人。收入的极度集中与真正的民主是不相容的。

政治学者考察了美国政治体系被有效地定性为寡头政治的可能性。[11]利用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布数据构建的物质权力指数表明，最富有的美国人可能比普通公民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极少数最富有的人(也许是1%中的前1/10)可能有足够的权力在某些关键领域主导政策。因此要从寡头政治角度考虑美国的政治制度，即极少数的极富个人的巨大政治影响。美国的政治安排不再是一种运作良好、具有代表性、民主的方式。不断上升的寡头政治正在改变代表权、控制权和控制权的有效性。[12]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实际上对政府政策几乎没有影响。美国人确实享有民主治理的许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的特权。但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富裕的美国人主导决策，将严重威胁美国的民主社会性质。[13]

作为世界重要政治经济力量的俄罗斯，经历了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的八年发展，威权主义色彩极其明显。[14]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选择符合俄罗斯历史、国情、民意的“可控民主”道路。这种威权主义的治国模式，是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过渡性政治形式。[15]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威权主义，符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逻辑。[16]2012年俄罗斯大选标志着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直至2024年“长普京时代”结束。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迭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去普京多数”群体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17]

近五年来，全球政治格局保守力量上升，在多个西方民主国家中右翼力量增强，贸易保护政策抬头，全球经济和秩序正在深度调整。西方从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全球战略逐渐调整为基于保守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的新格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放缓、民主制度自我更新是目前主要的世界性危机。[16]如福山所言，长期来看西方民主制度还会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等各种手段来进行完善调整以克服矛盾。

(三)韦伯式资本主义精神被扬弃

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斯·韦伯所处时代已完全不同。韦伯曾概括“狭义”的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一种现代西方独有的“精神”。[18](P.25)在韦伯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个人生活极其简朴，生活形式充满伦理色彩，将不断增值的资本作为生活的目的。这正是新教苦行伦理的体现，代表了践行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当代历史学家许倬云发出警告:美国社会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正在萎缩，有钱人、头脸人物在吸收新鲜血液、加强力量，政治上存在向少数寡头政治演变的趋势。西方世界的信仰、求知、民主全在萎缩，早已背离了新教伦理和早期的理想化生存境界。[19](P.265)BenShapiro警告西方文明正处于目的和思想的危机之中。[20](P.224)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理性力量作为西方世界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西方文明正崩溃成古老的部落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和道德主观主义，拒绝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理性力量，用交叉性(理解多重身份相互作用的架构，intersectionality)、科学唯物论、政治进步(progressivepolitics)、威权治理或民族主义团结来满足自己。自尼采以降，哲学家高呼上帝死了。舍勒在近现代之交时，已敏锐捕捉到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失效与“心之无序”。[21]一个失去了上帝的西方社会，一个失去了理想生活典范的西方社会，一个失去了终极目标的世界，世人很难在此岸找到存在的意义。

(四)东亚文明的复兴与回应现代难题

新兴经济体国家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中国经过40年经济高速增长，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人的物欲得到极大满足，对财富和成功的渴望成为这个社会源源不断的动能。当代学者关注到东亚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亡趋势和当代人的精神危机。工业化进程使得源于农耕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公共伦理面临巨大挑战。简单回到过去，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接通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轴心时代文明经历转变之后应以变化的形式回应现代性的种种挑战。

新儒家以东亚文明遗产作出应对现代问题的努力。以杜维明、成中英、汤一介等为代表，试图将儒家传统以恰当的方式嵌入现代视野。钱穆、唐君毅和冯友兰晚年所指“天人合一”的儒家人文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皆有着深刻意义。超越世俗的人文主义，与当代“生态”价值契合，也超越了具有征服特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22]

在2009年末寄望下个十年时，杜维明提出东亚儒家文化区的影响力应该是文化，要与各种世界各种宗教进行对话而非抗衡，应兼容并包……发展出一种共识。[23]作为新儒家当代最活跃的代表，杜维明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从韦伯现代化文明到雅思贝尔斯“轴心文明”的论域的转向，尤其谈到与哈贝马斯“沟通理性”(交往理性)引发“推己及人”的仁术。[24](P.13)杜维明几十年来致力于各文明合作对话、共存理解，必须“超越‘古今中心’之争，打开传统与现代、科学与宗教、东西方、民族国家、族群性别和信仰的对话之门”，从“地方性知识”迈向“全球化意义”。[25](序)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文明”极大促发了全球学者的整体性思考。轴心文明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推动的核心力量，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26](P.8)汤一介提出，当今世界各文明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新飞跃，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基本命题，也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回应了当今世界的要求和全球性难题。[27](P.198)新儒家学者使用新轴心时代的概念，旨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源流，恢复文化自信，接通中华传统文化符码与解决全球发展的困境。

二、新科技时代的危与机:重新理解轴心文明问题的契机

(一)新科技时代的技术逻辑

海德格尔研究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技术标明了当代的本质，是当代人类的“天命”。技术本质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存在者整体去蔽的一种方式，是存在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当代技术本身既是真理的显现方式(去蔽)，同时又遮蔽了真理。[28](P.372)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在当代体现得淋漓尽致:基于西欧思想发展出了现代社会，也蕴含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这是现代性价值的矛盾所在。伽达默尔提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是文明危机的标志”。[29](P.63)埃吕尔把当代社会称为“技术社会”，社会根本问题由技术引起。[30](P.65)科学和技术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使人类遇到了众多的风险和挑战。由此而带出一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要求发展出一些新的原则。[31]

现代技术是现代人存在的座架，规定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组织架构。信息技术和“人学新科技”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座架。“人学新科技集群”意指围绕人的身体和人的智能而展开的一个庞大新科技集群，这其中包含了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互联网、新演化论、基因工程等科技。[32]这一科技集群是现代性范式释放出的力量，将摇撼整个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包利民指出，新科技群与现代性价值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新科技群的改天换地和改造人自身的冲动，体现的是现代性价值范式中的“征服自然”取向;新科技的还原论和对自由的极力否定又体现了现代性顺从自然一面。现代性价值范式框架，是否就难以给出一个可靠的答案?从西方哲学的传统来看，这蕴含了何种的技术逻辑?在重新定义人的问题上，是否需要重新回答轴心时代提出的系列问题?

(二)网络社会之崛起与人类新交往方式出现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过去固定化的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带来开创性影响。创新与社会转型加速，互联网重构了市场组织关系、家庭组织关系，重构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关系模式。网络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生活空间是流动的，以虚拟性、数字化、流动与弹性、全球化及个人化为特征。[33](P.500)网络社会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信息传输和传播。网络跨过国界，网络社会自身构建为一个新型全球性的系统，打破社会关系组织的时空边界，交往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网络媒体兴起遍布全球，媒介融合成为可观察的重要趋势。“网络人”的工作、生活、娱乐、信息服务、公众服务乃至宗教活动所依赖的交流媒介正是网络及其各种应用产品和服务。在中国，电子商务、文化内容服务、政务服务等社会活动和治理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再造了流程，提升了效率，革新了生产传播模式。

网络社会的崛起包含了网络文化和网络社群。新形式的大众自我传播是网络文化的重要内容，源自于年轻用户转型为制作者的独创性。一种真正的虚拟文化正在形成，在这种文化中，传播的数字化网络包含了传播者的个人经历及其文化表达方式。在线社区不只是虚拟世界，而是与日常生活中其他交互形式相结合的组成部分。由此，虚拟世界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如卡斯特所言，技术不会让世界更加美好。人们应始终以人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跳出技术决定论，把技术和其他事物关联起来看。技术发展超乎人们的想象，但道德和政策的发展远远赶不上技术的发展。要探讨究竟用技术来做什么，就必须要了解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效果。随着网络大数据的广泛使用，公民隐私保护面临新的挑战。有学者提醒，基于智慧城市要谨防演化为福柯所述“全景敞视的城市”。好的城市治理策略应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自然发展与社交互动的机会。[34](P.219)

(三)新科技革命与技术时代精神

技术逻辑替代了精神逻辑，成为世界运行的最重要力量。海德格尔曾论述当代精神萎缩的四个方面:一是把精神曲解为智力，计算的能力。二是智能等同于计算，精神沦为工具，精神总附属于无精神的现实。三是精神工具化，创造力量转移到有意识的培植和规划。精神世界变成文化，个人在乞求保存文化中保求自我。文化部门自限于本部门，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四是文化和工具结合，精神又成了文化摆设。[35](P.51)

“人学新科技集群”的对象是改造生命乃至人本身。身体、意识、心灵成为改造的出发点，成为技术塑造的对象和处理材料。作为生物体而不是作为人，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在被试图改变、重新设计、重塑形态、重新制作。医学不但要为人们去除苦痛，而且要发展增强技术。科学狂人尝试用基因编辑改造人类婴儿，好莱坞科技叙事中比比皆是增强、改造人的图景。当新科技的发展冲动不断冲击现代性价值与伦理规范，人的定义需要被重新按照参考系去考量的时候，问题来了:人是否能像其他材料一样被处理、设计?什么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性何以体现?作为座架的新技术对人的本质带来挑战，形成一种新的遮蔽，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何以为人，即重估人的价值。

三、重返神圣之维: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

(一)重思轴心文明的重要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又到了需要人们重新回到轴心文明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两千年前的佛陀、默罕默德、耶稣、希腊三杰、孔子，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价值，成为几千年来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最重要源流。欧美文明凭借着基督教信仰、希腊的求知、雅利安的自由和个人性，深刻影响世界五百多年。现在，由这种力量推动建立的欧美文明日呈衰落之势。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危机演化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经济不平等态势加剧。西方世界寡头政治和右翼势力崛起，社会精英不再追求信仰、求知、民主，作为社会基石的价值系统摇摇欲坠。美国作为二战后欧美世界最强力量，日渐衰落。新自由主义红利殆尽后，衰落之势将更加明显。

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多重困境和危机，政治寡头化，财富差距过大，价值体系混乱，传统的交往方式与文化形态被打碎，生态危机四伏……回顾历史，当人类面临重大变革、遭遇重大困境时，总是会重新回答轴心文明提出的问题，找出解决之道。重返轴心文明并不是简单地恢复轴心时代的伦理价值，而是强调立足当下回应轴心时代提出的诸问题。这些普遍难题需要东西方一同来解答:在网络社会的传播和交往环境里，何以定义人的本质?人的公共伦理价值何以考量?面对“人学新科技”，何以为人的参照系已然转化，如何考虑人的价值与意义?何以突破现代性规范，构建今日之认识论与伦理学?[36](P.93)

(二)中国精神文化传统与当代技术困境:融入、调适抑或新修辞?

以新儒家为代表，东方文化传统始终在寻找与当代社会结构的嵌入点。其一，新儒家固然包含基本主张，但同时新儒家也成为一种修辞和话语，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指符号，将诸文化传统囊入。其二，新儒家内蕴多个流派，呈现多元架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价值。这些价值系统有利于解决人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解决。其三，杜维明将钱穆所述“华夏对世界的贡献是天人合一”延伸为“精神人文主义”。[37]近年来杜维明对“精神人文主义”多有阐发，可视作杜氏六十载新儒学研究的最新思考。[38]通过共同对话，搭建“精神人文主义”的多元架构。张祥龙指出，儒学在21世纪的复兴离不开与当代西方哲理对话，批判新科技的非人-仁倾向，以求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独立生存和适时发展。[39]陈来概括重构的新儒学人文主义，是“超越了凡俗的人文主义，是充满生态关怀(早期生态主义、天人合一)、有敬畏感和终极关怀(回应西方文明和世界诸文明的交往)、以儒学普遍性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互动的新轴心时代的儒家人文主义，即‘精神性人文主义’”。[25](序)

新科技时代，以“人学新科技集群”为代表的技术集群，成为世界之“座架”。新科学主义将人之存在等同于生物算法，危险日益增大。人将面临重新设定参照系的任务。在轴心时代，为了区别于人的动物性，人创造了神;瞩望新轴心时代，人替代神成为了新“神”。在赛博空间中，人类重返数字洞穴。有学者指出，“高科技时代的传播本应带来人际沟通的强化和人类整体性的加强，而不是造成人际的疏远”，“历史需求对传播学提出的相应任务是在族际、国际、人际沟通等各个层面推动这一时代任务的实现。”[40]

(三)从东方文明古国到当代精神文明大国

至此，本文已在多处讨论了儒家文明的创新发展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整体性思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当代之中国，在坚守意识形态道路的同时，要清醒面对网络时代、后工业社会、社会转型、发展极不平衡交织的现实;要清醒面对消费主义、巨大的财富分配鸿沟以及当代精神萎靡的现实;要清醒意识发展主义的诱惑冲动与社会诸系统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清醒面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协作中遭遇的意识形态诘难、价值取向、精神信仰冲突的根源性难题。

在处理自身发展与世界关系的动态中，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离不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意义之网日渐破碎、价值体系受到冲击时，寻找价值基线离不开从轴心文明中实现创造性转换;破解现代性难题，冲破欧美文明一元论离不开整体性思维、共生共荣的交感变化之道;跳出线性发展思维、谋求社会最大福祉，离不开发展理念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生态转向)。化解意识形态诘难，增强互信合作，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更离不开克服工具理性的人文的、文化的东方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运用，第二是形成开放兼容的超级思想蓄水池。

(四)“大文化”建设与五位一体发展

“大文化”建设是指将文化资源、文化势能延伸到社会发展“五位一体”诸方面，成为新一轮社会发展的血液、骨骼。所谓“五位一体”，是指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推进。

创新文化是经济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逼近100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制造业进一步向高、精、尖迈进，不断提升产品符号价值、品牌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是决胜下一阶段的关键所在。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和财富再分配的平等、公平和正义，使更多的人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人文人本文化是政治愈加清明、高效的人文之源。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吸纳中国传统之源流，也需要兼容世界诸文明的经验，坚持人文、人本，和谐至善。底蕴深厚的东方文化为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超越向前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激活源头是创造文化作品的保障，文化的兴衰取决于文化创造者的创造能力。[41](P.363)激活东方文化基因和密码，营造更加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形成更加包容并蓄的思想市场，鼓励形式多样的科技文化融合创新，追求文化创造领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理解、包容、融合、共存。

合一交感是面向未来的人文生态共情与发展。中华文明始终强调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宇宙相交感之精神。这与当代强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和环境正义相一致。人类精神之光在乎天地之间的创造力，而人复归宁静平和的精神家园是与地球的和谐共生不可分离的。生态不仅仅是优美的自然环境，还包括生之态:乾健不息的生命体态，万物共生的勃发之态，不断创造的整体之态。

《周易》中《贲卦·彖传》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2](P.108)。金景芳先生解释，这意指观察日月交替运转，天行不息，知晓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天下文明常变常新，日久成俗。[43](P.156)推其象意，当代人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德行的人应圆融自然生态之变，关注万物环境，亦要体察社会伦理道德之变，转化出合乎大势之变的新文明和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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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浙江省软科学一般项目“人工智能与信息传媒:发展态势､伦理挑战与对策研究”(2018C35G2060585);浙江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科技时代的传播与价值研究”(2020Q07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