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道教经典《庄子》承载了无限的东方智慧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历史和文化价值远超道教范围，是一部集哲学、文学、宗教于一身的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中华文明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正是因为《庄子》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它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按学者朱舒然(2019:97)的统计，《庄子》的英译本共出版了23种，其中全译本10种，选译本13种。但朱的统计漏掉了2007年HyunHochsmann与杨国荣和2018年赵彦春的两个全译本。海外全译本译者主要有:巴尔福(F.Balfour)(1881)、翟理斯(H.Giles)(1889)、理雅各(J.Legge)(1891)、威厄(J.Ware)(1963)、华兹生(B.Watson)(1968)、梅维恒(V.Mair)(1994)、帕尔玛(M.Palmer)(1996)和科里亚(N.Correa)(2006)。国内全译本译者是汪榕培(1999)和赵彦春(2018)两位。此外，还有1931年冯友兰和1942年林语堂的选译本。由于《庄子》年代久远且内容深奥，故翻译策略应有尽有，对其翻译的理论探讨也络绎不绝。为了准确把握庄子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本文拟以Giles、Legge、Watson、林语堂和汪榕培的五个英译本中几个特殊概念的翻译为例，来讨论文化信息还原的有效方法。

2、《庄子》文化承载词译例及其分析

本文选取《庄子》中“道”“鲲”“鹏”“坐驰”“齐谐”这些包含特殊概念意义词的不同译文，分析汉语文化承载词的翻译原则与策略及其得失。选择这些译者和概念的原因是译者背景多元，涵盖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以及中国本土学者，其翻译理念及译法也有较高的代表性，对深化《庄子》等典籍翻译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以下是五位译者对上述概念英译的一览表:

以上归纳表明，汉语文化承载词英译有音译，如Tao、K'un、P'eng、QiXie;直译，如Way、theuniversalharmony和意译，如recordsofmarvels、Leviathan。

2.1 “道”的译本解析

“道”在《庄子》中共出现74次，是《庄子》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心灵的境界、精神的升华。刘笑敢(1987:99)认为，“道”包含两层基本义:一是世界的本原;一是最高的认识。前者是“道”的实体义，即自然观中的道;后者是“道”的哲学义，即认识论中的道。“道”在汉语中具有不同层次上的多种涵义，包括语言学意义上的“道”和哲学意义上的“道”。其语言层面的涵义简单明确，即作名词的“道路”和作动词的“言说”，译法主要有两种:音译的Tao和直译的Way。除此之外还有根据所指进行概念处理的改译或意译(如:Logos、Providence、DivineLaw、Word等)。每一种译法都有自己的理据，但被广泛接受的译法是Tao和Way。

一词多义是语言的本质属性。“道”的哲学意义源于通名义，由“道路”的具象义泛化为抽象义，然后又由抽象方式具化为某种方式。“道”的“宇宙万物之本原、本体、规律和原理”义源于古代哲人对自然的认识并加以描述，从而演变成专业用语。首位将“道”直译成“Way”的西方学者是Giles,Watson只是沿用了他的译法。把“道”直译为“Way”有着很强的理据，“道”与“Way”一样，能在“通道”之义上使用，“Way”的译名也能引起西方读者的联想，在《圣经》中，“Way”是基督耶稣引导世人的正确之路。可见，原文中的字面实体义和哲学义在直译中都得到了保留，即英语Way的字面义保留了汉语“道”的通名义，而其在《圣经》中的文化义保留了“道”的引申义。大写的Way亦赋予了它特殊含义，加上具体的文本语境，读者自然会有引申的解读。当然，将“道”译作“Way”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可的最佳诠释。

在Legge看来，“道”不是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现象和存在模式，这种现象和模式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故“道”与Way并不相通。为避免词典定义误导和民族文化认知差异，他将“道”音译为“Tao”，以期让读者在语境和文本阅读中体悟“道”的完整内涵。如今“Tao”及“Taoism”和“Way”都已是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概念和术语，很多英语词典也都有“Tao”的专门词条，音译的“Tao”在西方的广泛流传也证明了该译词的成功之处。《圣经》中虽提到了way，但耶稣仅把它当做一种方式来叙说，并未上升到哲学的高度。Way的哲学意义是在被译者赋义之后约定俗成的。“道”的概念植根于中国文化，而Way的一般意义在英语文化中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不会产生道教联想。音译虽然克服了直译的问题，但也有自身的不足。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广大普通读者来说，Tao只是一个声音符号，他们并不知道Tao的外延所指和内涵意义。

2.2 “鲲”“鹏”的译本解析

汉字是象形文字，以形寓意、以形表意。“鲲”带“鱼”字旁，故是鱼;“鹏”带“鸟”字旁，故是鸟。“鲲”“鹏”是传说中的两种神物。由于这两种动物是汉语特有，在译入语中没有现成的对应概念，故译者在处理译文时也往往会依照“道”的成功译法，将其分别音译为小写的kun或k'un,peng或p'eng和大写的Kun或K'un,Peng或P'eng。大写的目的是将鲲鹏看作两个专名，小写是处理为通名。前者表个指或特指，后者表类指或泛指。也即是说，大写的拼法是把“鲲”“鹏”当做名字称呼来对待，而小写的拼法是作为动物类型来对待。这是由译者对“鲲”“鹏”性质的不同认识决定的。

Giles何故将“鲲”和“鹏”分别译作Leviathan和Rukh?这取决于“鲲”“鹏”和它们的英译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圣经·约伯记》伊诺克的预言书上说:“两个怪物将在那一天被分开，雌的被称为Leviathan，它居住在喷泉的深渊之中;雄的被称为Behemoth，它占据了整个丹代恩沙漠。”也即Behemoth是居于陆地沙漠中的雄性巨兽，而Leviathan是居住在海洋中的巨大生物。由于英语中没有与“鲲”完全对应的概念，为了便于理解，Giles选用了英语母语者能够理解的近似神话传说的物种权且当作对应物。虽然“鲲”和Leviathan的起源不同，出典各异，但Giles还是颇费心思，从中可窥见他传递文化信息的意图。

将“鹏”译作Rukh也颇具创意。1969年，博尔赫斯和玛格丽特·格雷罗在其合著的TheBookofI-maginaryBeings中提到:Rukh(别称Roc)是阿拉伯传说中游荡在印度洋或中国海之上的大兀鹰。《天方夜谭》在叙述辛巴达第二次出海时提到一种像一团云般硕大无比、体格庞大的鸟，这鸟就是大鹏鸟。《马可·波罗行记》(第三卷，第36章)也记载:一种名为大鹏鸟的奇异鸟类长得像雕，但身形巨大、力大无比，可以用爪子钩攫大象，接着腾空而起，将大象从天上扔下摔死，再啄食其尸骸。值得一提的是，Rukh的别名Roc在英语中已经被词汇化了。可见，“鲲”被编码成了Leviathan，“鹏”被编码成了“Rukh”。原文传说的文化词语与信息也就通过译入语读者熟悉的文化词语和信息得到还原和保留。

2.3 “坐驰”的译本解析

“坐驰”源于《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坐驰”谓虽无举动而杂念不息。五位译者对“坐驰”的处理在整体上可视为直译，但各有特色。Giles和Watson以短语译短语，Giles的译文用的是sittingstillandrunningaway,Watson的译文是sittingbutracingaround。他们都将“坐”和“驰”的逻辑主语视为同一个实体，对庄子关于身心合分的辩证关系采用了隐性的表达。虽用词不完全相同，但runaway和race的理性意义完全相同。Legge在“坐”和“驰”之前各加了一个逻辑主语(thebody)seatedand(themind)gallopingaround，使“坐”和“驰”各司其主，即body是“坐”的行为施事，mind是“驰”的行为施事，将“坐”“驰”原文中的隐性表达显性地告诉读者。seated和sitting虽然一个被动一个主动，gallop和race虽然用词不同，但与原文在其具体语境中要表达的理性意义却完全相同。林语堂和汪榕培的译文最长，虽然也偏向直译，但更加自由，被分别译成了句子yourmindwillbegallopingaboutthoughyouaresittingstill和yourmindwillwanderevenifyouaresittingstill，将原文中没有明说的mind和you说出来的目的是让“坐驰”的隐性意义完全显性表达，使得译文比原文在表达上更清楚，信息交流也更流畅。如何评价这些译文?这取决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翻译学原理和语言基本认识以及汉语的某些结构属性。

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二元相对立:如大和小的对立、静和动的对立。身体静坐在狭小的空间，但精神不受空间局限而四处遨游。词汇是表达概念的语言单位，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命题的语言单位，在信息上并不对应。是坐还是驰?坐着如何驰?有了这个认识，我们不妨再来讨论几个译文的质量。

Giles和Watson的译法采用隐含表达，但隐含表达掩盖了庄子心身二分的主题思想，对不了解庄子哲学的西方读者而言，容易引发误解。相比之下，Legge的译文明确区分了“坐”与“驰”的对象主体，更好地体现了庄子原本的思想。两位中国学者将短语处理成了句子，亦是想通过解释性话语反映出“坐驰”的深刻含义，以结构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准确。这种处理方法在翻译实践中确实十分普遍，如著名的当代西方修辞学家理查德·韦弗的两部著作IdeasHaveConsequences、LanguageIsSermonic在译成汉语的时候，就被分别处理为《思想的后果》和《语言的说教性》，原文的句子被处理成了短语。然而，书名和文化承载词不同。严格地说，“坐驰”是一个汉语的文化词语，表达的是特殊的概念，将表达概念的语词译成包含完整命题的句子会产生信息的失配，起码会引起语言单位上的不对应，在结构上也会显得冗余累赘。

2.4 “齐谐”的译本解析

虽然“道”的标准译文之一是音译，但并非所有文化概念都适用于音译。像“鲲”和“鹏”译作Kun和Peng一样，“齐谐”音译为qixie也不能直接表意。那么，在TheUniversalHarmony和RecordsofMarvels的译文之间，哪个更接近原文呢?成玄英疏云:“姓齐名谐，人姓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志，记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原来，“齐谐”是由人名转化而来的先秦记载奇闻异事等志怪的神话集。后代志怪之书多以此名书，如《齐谐记》《续齐谐记》等等。作为专名(包括人名和书名)，音译可行，但在《庄子·逍遥游》中“齐谐”是有上下文的:“齐谐者，志怪者也。”“齐谐”显然是指描写志怪神灵的书名，译作TheUniversalHarmony是按通名释义，保留的是词语的字面意义。“齐”表“完全”“完整”之意，对应于英语的universal，“谐”表“和谐”之意，对应于英语的harmony，在功能上却与原文的志怪神话集相去甚远，就像将kickthebucket直译作“踢桶”一样，虽然字面意义对应，但真实所指却是错位的。

3、信息还原的理论讨论

“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达到词义对等，其次达到文体对等。”(Nida&Taber,2004:83)翻译的原则就是还原，还原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忠实于原文，第二是表达清晰。还原的方式与语言的各大要素(即语音、语形和语义)关系密切。语音还原、语形还原和语义还原分别对应于传统译论的音译、直译和意译。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化典籍、普通词语或文化承载词，它们的翻译都必须遵循相同的原则，即尽可能在意义、效果等各个层面实现还原。实现文化承载词信息还原的手段不外乎传统翻译论及的三种形式:音译、直译、意译。音译试图通过概念移植拷贝文化信息，直译试图通过概念对应模仿文化信息，而意译试图通过以经译经反映文化信息。译者都会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表达，进行判断并做出选择。翻译手段的选择，不同的译者会有各自不同的理据。

3.1 音译手段还原文化承载词辨析

在上文列出的译文中，音译是主要手段，占了27个译文中的15个;直译次之，占了8个;意译再次之，只有4个。为什么音译的手段会受到译者如此特殊的青睐呢?这还得回到文化信息还原这个根本问题上去。因为原文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的缺失，音译是最简单直接的处理方法。通过音译，译者可以期待在译入语中达到两个效果:既能保留原文意义不走样，又能传播原语文化，让思想智慧和语言表达同时走出去。(罗选民，2019:94)通过音译Tao和信息拷贝，汉语的“道”走向了英语世界。音译成为丰富语言表达和拷贝文化信息的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看，音译既不必避讳，也不可避免。(王秀文，2020:113)

但并不是每一个案例都可以用其他类似的成功案例作为依据来证明本案例的合理性。“道”译作Tao是合理的、传递信息的，但这不能证明“鲲”和“鹏”译为“Kun”和“Peng”也同样合理。这既是一个翻译学问题，也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如果说语言是全民公认的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Kun和Peng的音译则不符合这个定义，因为对于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而言，它们只是两个没有音义结合的空洞的名称符号，没有在译入语中获得全民的文化规约，这样的音译就会产生“转码时符形、符指、符释之间的关系割断，导致文化信息丧失，甚至造成译文的悖谬”问题。(赵彦春，吴浩浩，2017:100)

3.2 直译手段还原文化承载词辨析

为克服音译不能表义的尴尬，直译成为文化信息还原的可选方案。这也是“坐驰”的各种直译能够成立的理据，毕竟汉语的“坐”和“驰”在英语语言文化中有对应词。直译之后，虽然语言单位或大或小，不完全对应，词汇选择也可能有差异(如“坐”可对应sit/beseated等，“驰”可对应于run/race/gallop等)，但原文的基本信息在译语中得到了还原。sit/beseated和run/race/gallop的“静”与“动”的对立统一恰恰就是庄子“坐驰”的基本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包含在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的名言之中。

但直译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民族语言对概念的切分方式并不相同，难免挂一漏万。比如，英语的“book”对应于汉语的“书”，但英文中能够称为book的东西并非都能译作“书”，notebook和exercisebook就不是“笔记书”和“练习书”，更自然地道的表达是“笔记本”和“练习簿”。同样，“书法”和“家书”中的“书”也都与英语的book不对应。过分依赖词语的字面意义进行转换，往往会使译文不地道、不通顺或表义不正确，成为貌合神离的假朋友。此外，语义引申也是沿着民族历史文化展开的。双语词典中词项的主要义项往往大致相同，而次要引申意义却会相去甚远。“齐谐”的语义就经历了这种文化引申，产生了有别于字面意义的潜在文化意义。不考虑文化因素，将“齐谐”译作universalharmony无可厚非，但置于文化语境中该直译却不能还原其真实的含义，违背忠实。

3.3 意译手段还原文化承载词辨析

为了克服直译的不足，还原原文的真正内涵，意译成为必选方案。当音译、直译都无法完成翻译任务的时候，译者自然会在潜在的意义上寻找对应。“齐谐”与“齐”和“谐”的字面概念意义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这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信息差，就像汉语的歇后语“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的真实意图不能按照汉语的字面意义逐一直接翻成英语的Thenephewholdsthelantern-tolightupthewayforhisuncle一样。Giles和林语堂的译文RecordsofMarvels是按汉语原文的真实所指，将“齐谐”的概念作整体释义。CollinsEnglishDictionary在marvel中列出的同义词有:wonder,phenomenon,miracle,portent。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鬼怪，但“怪异”之义呼之欲出，可见Marvels保留了志怪神话集的根本性质，与原文的内容有交集。意译的优势在于它把原文中真实的潜在信息直截了当地传递到译入语中。

当然，意译不是无限制地自由发挥，给译者过多自由则会导致译文背离原文，有悖于忠实的原则，也脱离了翻译的范畴。意译和自由发挥的区别在于原文和译文之间是否有深层结构上的结合点。如Giles将“鲲”“鹏”分别译作Leviathan和Rukh在表层结构上没有联系，但在深层结构上却有许多连接点。翻译以理解为基础，而任何人的理解都具有历史性并带有个人的观点和立场，总是会受到诸如译者的生活经历、历史情境、个人关注的焦点、获取信息及材料途径的可靠性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制约。在具体的语境中，虽说译无定法，但译有良法，否则翻译理论就不会有翻译质量的价值评判。

如果“翻译就意味着翻译意义”(Translationmeanstranslatingmeaning)(Nida,1986:30)，那么对意义的定义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翻译的难点在于意义。意义的复杂性早已被语言学家广泛认识，也一直是语言学的困难和挑战所在。陆俭明(2008:1)认为意义是个泥潭，意义是个漩涡，意义是个黑洞，意义又是流沙，进去了很不容易出来，也不容易抓住，研究了半天也可能研究不出一个道道来。语义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的复杂性。正是由于语义的复杂性，文化承载词的翻译也没有最终一统天下的译本。“鲲”“鹏”就一定是kun和peng或者Leviathan和Rukh吗?“坐驰”就一定是yourmindwillbegallopingaboutthoughyouaresittingstill和yourmindwillwanderevenifyouaresittingstill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任何一个译文之外，都存在潜在可能的其他译文。虽然任何译法都不能完全彻底地译出所有文化概念的全部内涵，使之与原文在外延上完全对应，但某个翻译却能比其他翻译更加趋近，这就是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冯奇，2015:22)无论是Nida(1964)的功能对等，还是Newmark(1981;1988)的交际翻译，都强调了意义的重要性。即便这样，也往往是顾此而失彼。

4、结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国策(余环，邓凌云，2019;许多，许钧，2019)。国学经典塑造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好的译者总是会尽最大努力去逼近原文———既译意义也译意蕴，同时保持思想的高度自由，甚至追求“传神达意”的效果(李正栓，任婷，2017:52)。然而任何译者都很难将所有信息悉数译出，他们或许能够译出信息的不同侧面。信息还原只是一种理想和程度上实现的可能，这也是《庄子》不同译本共存的理由。和其他语言项目一样，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有音译、直译和意译之分。音译是文化词语翻译的主要手段，直译次之，意译再次之。尽管音译是文化承载词的主要翻译手段，但音译的缺陷是割裂了语音在译入语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没有被社会约定的前提下，缺乏认知基础，致使语义不能得到有效传递。直译和意译的分野源于翻译与语言的天然密切关系。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化承载词也反映了语言的本质属性，体现了共性和个性之分。由此，文化承载词可分为两类:概念特有词和概念共有词。当共性大于个性时，直译应作为首选方案，但是当个性大过共性时，则宜采用音译和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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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安徽省一流专业“双万计划”商务英语建设点项目(编号:2019swjh04);滁州学院校级重点教研项目“‘双万计划'与‘国标'背景下应用型本科商务英语专业､行业､授业､学业､毕业､就业､创业一体化建设与实践”(编号:2019jyz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