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学术服务平台

您好,欢迎来到91学术官网!业务合作:91xueshu@sina.com,站长邮箱:91xszz@sina.com

发布论文

论文咨询

基于新冠疫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探究

  2020-06-10    383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例,选取腾讯较真平台所披露的谣言信息与各级政府的谣言回应作为研究对象,从谣言传播时间、传播渠道、政府回应、辟谣主体四个维度对疫情中谣言的传播特征、政府回应与谣言传播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谣言在疫情爆发初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谣言的形成与扩散主场为微信与微博,谣言的传播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有直接关系。随着政府重视对网民关切与谣言进行回应,谣言蔓延趋势得到一定控制。研究认为,构建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相结合的全媒体信息发布体系与辟谣平台,政府部门重视与民间的平等“对话”是网络谣言治理之本。

  • 关键词:
  • 传媒
  • 应急管理
  • 新冠疫情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网络谣言
  • 谣言治理
  • 加入收藏

一、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型之一,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与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固定的影响人群、易发生地区、发生方式,其难以预测性、快速扩散性和社会威胁性对相关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准确性、互动性也有更高的要求。政府的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容易引发社会恐慌。2020年初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伴随其间因恐慌发生的诸如抢购口罩、酒精以及各种药品的事件也在全国各地上演,同时关于疫情的各类谣言也甚嚣尘上。这并非偶然,2003年“非典”时的谣言引发了板蓝根等抗病毒药物的抢购,2011年日本福岛核辐射事件也引发了国内的抢盐潮等事件,这似乎成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必经危机。尤其在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社交网络在赋予网民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为网络谣言的扩散与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政府部门如何有效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谣言传播,消除公众的不安与焦虑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例,通过对疫情谣言的文本分析,并结合政府部门介入控制谣言的效果,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2)政府信息公开辟谣的介入效果;(3)社交媒体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的有效治理策略。


二、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回顾


1986年,德国乌尔里希·贝克教授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society)的概念,并指出我们已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2]。而与传统的地震、饥荒等自然风险不同,后现代的风险是“人造的风险”,或者说是“文明的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造成的,试图去控制风险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也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3]。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转变成各种猜测和谣言,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到社会各处,引发社会恐慌,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与政府应对,对于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突发事件网络谣言关注较多,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从网络谣言传播特征与对策、网络谣言行政应对与治理两个方面展开。

(一)网络谣言传播特征与对策

学界相关研究往往从个案中的谣言传播特征出发,通过对事件中政务信息公开与谣言传播的关联,提出相应对策。陈雅赛、邵全红分别对“8·12”天津爆炸事故、H7N9禽流感事件中网络质疑、谣言舆情的传播特征进行分析[4],思考网络谣言的成因,并探讨网络谣言的规避与抑制对策[5]。曾润喜、魏冯从传播时间、传播主体、发布渠道、谣言文本4个维度探讨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并指出在“8·12”天津爆炸事故中,政府与媒体组成辟谣主力,预测与监管、阻断与协同是政府治“谣”之道[6]。但随着社交网络媒体平台的发展,突发事件中微博的谣言传播主体地位产生了变化,微信成为另一个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空间。朱颖、李嘉碧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中微信公众号谣言的成因和传播特征,并根据治理谣言主体的不同,提出微信公众号谣言治理的媒体与行政两种路径[7]。事实上,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都源于多个网络媒体平台的相互作用,而非依靠单一媒体平台。因此,如何理解不同网络渠道传播谣言的特征与制定针对性的对策十分重要。

(二)网络谣言行政应对与治理

网络谣言行政治理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治理方案:(1)提高政府公信力(周颖等,2017;匡素勋、朱婷佳,2018);(2)依法推进信息公开(熊原野,2018;施志源,2017);(3)完善谣言管控机制(彭春霞,2019;魏超、陈清华,2011;叶皓,2011)。就政府公信力角度,周颖等指出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政府部门需针对谣言的多发原因和传播机理,进行有的放矢的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8];匡素勋、朱婷佳建议行政部门需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谣言预警机制,及时准确传递信息,积极与媒体携手,扩大辟谣信息的影响力[9]。就依法信息公开角度,熊原野认为我国现存法律法规条款概念过于模糊不清,要健全我国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才能真正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有效地抑制谣言传播与扩散[10];施志源也认为突发事件种类不同,应根据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11]。就完善谣言管控机制角度,魏超、陈清华认为新闻发布制度完善需遵循第一时间原则、人文关怀原则和真实坦诚原则,方能阻断谣言传播[12];叶皓指出,虽然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在逐渐完善,但需要根据社交媒体环境下政府新闻发布的要素变化来完善制度,减少谣言传播[13];彭春霞从突发事件舆情监测角度指出,目前的舆情监测系统已不能满足网络谣言的信息处理,需要建立独立的网络谣言信息预警系统,并及时进行预测研判。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建立相应决策制度和谣言处理机制[14]。

以上研究从行政、法律角度对网络谣言传播治理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但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谣言内容与传播特征各不相同,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业性较强,其谣言传播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专业性”,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谣言进行区别分析与探讨,方能提出符合事件发展规律的谣言治理方案。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腾讯较真平台1月15日至2月14日所披露的谣言信息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谣言回应作为研究对象。选取腾讯较真平台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第一,腾讯较真平台辟谣信度较高,参照国家政府部门以及WHO等专业组织发布的权威数据,腾讯较真平台的辟谣信度达98%,信度未达到100%主要是因为涉及病毒传染源和预防手段的部分观点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不同机构以及专家所持观点不同,辟谣平台所选取的专家意见的不同造成了误差;第二,腾讯较真辟谣解读全面,对比新浪辟谣、微信辟谣助手、丁香医生等平台对谣言信息的解读详细程度,腾讯较真解读最细致、全面,内容涉及谣言判断依据、信息源、可信赖数据等;第三,腾讯较真辟谣信息覆盖面广,通过百度数据对比分析,腾讯较真平台涵盖各舆论场的主要谣言,辟谣信息覆盖广,涉及谣言内容主题较全面。

本文通过分析1月15日至2月14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以来30天腾讯较真平台的谣言信息的传播特征、谣言传播与政府信息发布之间的关系,并且评估相关部门的谣言回应对谣言传播的抑制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谣言治理工作的建议。

(二)抽取样本与分析类目

本文抽取2020年1月15日至2月14日腾讯较真平台披露的311条谣言信息,剔除验证为尚无定论或无法确认的信息,最终抽取256条谣言,并确立5个分析类目:

第一,时间类目,即谣言发布时间。

第二,谣言信息内容类目,包含10个变量:(1)病毒(病毒病理学特征、病毒名称等);(2)预防(病毒的预防手段与相关知识);(3)传染(病毒的传染方式、路径等情况);(4)政府应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5)其他各方应对(政府以外企业、团体等的应对措施);(6)海外各国应对;(7)医院情况与措施(医院诊治情况与措施);(8)患者;(9)消毒(关于疫情防范的消毒信息与知识);(10)捐助物资。

第三,谣言发源地,包含5个变量:微博、微信、新闻媒体、论坛、不详。

第四,政府部门的谣言回应类目,包含2个变量:回应速度、回应信息量。

第五,辟谣者身份,包含6个变量:政府部门、专家、辟谣平台、科普平台、当事单位/人、主流媒体。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特征


(一)谣言的“滋生-蔓延-衰减”周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谣言传播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谣言滋生期、谣言蔓延期、谣言衰减期。以新冠病毒疫情的谣言传播为例,三个阶段的特征如下(参见图1):

第一,谣言滋生期(2020年1月18至1月26日)经历了谣言缓增至峰值的过程。这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证实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5日全国30个省份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三个时间节点有关。起初,重大突发事件谣言在由事件密切相关者组成的“特定群体”中传播,同时,以谣言为载体,基于重大突发事件而产生的群体利益诉求或情绪也在群体中传染,各时间节点政府危机应对使得民众意识到事件的危害性与紧迫性,对相关信息的需求量持续增大。而初期官方的信息公开迟缓,权威信息缺失,民众各自揣测,加上公众的信息判断素养较低,公众眼中谣言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政府的公信力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图1疫情谣言“滋生-蔓延-衰减”周期

第二,谣言蔓延期(2020年1月27日至2月10日)。谣言具有“未经证实性”,如无权威性信息介入,群体成员间会进行短暂的意见讨论与博弈,谣言蔓延也在“真实”和“虚假”之间摇摆不定,群体意见处在徘徊阶段[15]。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全天信息滚动播放等方式积极迅速地发布疫情信息,满足受众知情权,并通过官方和专家对部分谣言进行解答,有效地进行了辟谣,将信息的模糊程度降至最低,抑制谣言的进一步滋生,控制群体传谣倾向,谣言呈现比较平稳的小基数蔓延趋势。

第三,谣言衰减期(2020年2月10日以后),随着全国确诊人数开始连续降低,部分城市开始复工,政府继续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相关谣言开始走向衰退。在这一期间,政府回应谣言速度快,“未经证实性”的谣言越来越少,同时,微信群的强关系传播使得公众能接收不同空间亲友的大量事实拼接,将最大程度地消除谣言传播模式中的模糊性(ambiguity),提高了公众的判断力(judgement),从而使谣言失去了扩散的根基。

(二)谣言传播透露公众信息需求

疫情谣言主题分类详见表1。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有关“预防”的谣言达到35.2%,有关“政府应对”的谣言也多达11.7%。此外,“医院情况与应对”“病毒”“消毒”相关谣言也都达到了7.8%以上。以上谣言传播数据证实了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对各类信息的需求:不仅需要了解疾病的预防信息,也需要了解政府的应对措施,治疗情况等[16]。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公众在疫情流行期的各个阶段,对疾病的预防信息的需求量最大。

表1疫情谣言主题分类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广大民众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一旦发生,民众本能地需要了解相关信息,并且应激产生恐慌心理,导致信息判断能力下降。在以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早期往往缺乏权威信息传播,尤其是涉及新发、罕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基本处于零知晓状态,甚至医务人员也处于相似状态[17]。在这一情况下,相关部门一方面需制定科学合理的信息发布应急预案,通过全媒体快速、高效地发布准确、全面的信息,最大限度让更多公众接触权威信息,缓解社会恐慌情绪;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需加强对谣言内容的重视与舆情监测,谣言传播体现着公众强烈的信息需求,通过分析谣言传播内容、偏向以及传播规律可明确公众信息需求与谣言传播趋势,并具针对性地组织权威信息发布与网络辟谣,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真空,建立起一套及时有效的辟谣机制。

(三)强关系谣言传播需谨防“塔西佗陷阱”

谣言发源地的调查结果显示,微信、微博成为谣言的主要发源地。几个主要谣言来源的案例和百分比分别为:微信131例(51.2%),微博97例(37.9%),论坛15例(5.9%),新闻媒体7例(2.7%),来源不详的6例(2.3%)。由于微信的强关系半封闭式空间特征,微信谣言主要通过公众号、群聊、私聊和朋友圈发布等方式扩散,兼具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特征,感染性极强。通过熟人圈的朋友转发的谣言信息,以图片搭配文字或者视频为主,配图和视频中煽动性语言较多,且多通过剪辑加上政府部门或官方媒体的背景,难以辨识,易将受众带入特定情绪之中。尤其在微信群传播后,群中朋友通过非理性讨论,易达成群体“共情”,最终谣言被继续扩散。由于微信传播具有较高的私密性,这给微信谣言治理加大了难度,微信群里散布的谣言信息一时难以被发现,其产生的破坏力不可不防,尤其需谨防“塔西佗陷阱”。

在强关系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传播内容无论真假都容易被相信与扩散;与之相反,如果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弱关系甚至是信赖程度较低的关系,即便是真实信息,也难以得到受众的相信,更难以传播开来,如果政府出现了公信力问题,辟谣则难以获得较好的效果[18]。古罗马著名政治家与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这样谈论过执政感受:“政府一旦失去了民众信任,做的好事和坏事同样会引起民众厌恶。”这一观点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学定律之一的“塔西佗陷阱”。在社交化媒介时代,突发事件的谣言治理中政府公信力是薄弱环节,也是官方和网络舆论场难以共鸣的表现之一。要突破网络谣言治理的“塔西佗陷阱”,就需要加强突发性危机和日常行政工作中“政府-媒体-公众”的有效沟通与互动,从根本上夯实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关系。

(四)社交化媒介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难题

新冠病毒疫情是我国首次在社交化媒介环境中遭遇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谣言的传播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征:第一,传播主体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加大了谣言传播主体和谣言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第二,蓄意炒作造假以及披着伪科学外衣的“软谣言”增加了谣言内容的隐秘性;第三,谣言传播具有“广泛性”,谣言传播主体和内容的“隐秘性”加之公众强烈的“信息需求”扩大了谣言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第四,谣言涉及科学预防、医学防治等专业知识,公众易陷入识别网络谣言的“认知困境”。

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征也给网络谣言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交互性、平民性决定了谣言传播主体更具隐蔽性,传播辐射范围更具广泛性,这也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天然优势。新华网舆情监测显示,自2011年微博元年以来,80%以上突发事件均始于自媒体传播扩散,相关的谣言也随之传播,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给政府信息发布带来了新的挑战。从一般程序上来说,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官方需掌握全面情况,掌握客观数据,事件调查与数据确认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这一段“空窗期”却给了谣言传播与扩散的可能性。一旦未经核实的信息先于官方在自媒体传开,网络上通常会形成谴责相关部门信息不公开的舆论,造成政府部门处于被动境地。此外,“软谣言”为政府辟谣带来更大难度,部分“软谣言”迅速传播开来恰恰是因其植入权威部门标志或者插入主流媒体内容,“软谣言”不光在考验公众的判断能力,也在考验权威部门的信息发布效率和透明度,尤其是面对专业知识壁垒的信息,政府部门能否快速组织由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组成的信息发布团队,能否及时公布可靠的专业信息,能否用简明的语言解读专业信息并回应公众关切与社会质疑,这是治理谣言的有效途径。


五、政府信息发布与网络谣言应对


(一)信息发布强化“速度”与“完整度”

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政府高度重视谣言治理,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方式发布权威信息。据笔者对2020年1月15日至2月14日政府网络谣言回应速度与提供信息量进行量化编码统计,谣言回应速度分为:(1)1天以内;(2)2-3天;(3)4天及以上。根据谣言回应的信息量分为:(1)信息不完整;(2)信息回应完整;(3)补充更多信息。最终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在1月25日之前,政府辟谣时间为3天以上,主要围绕武汉市出现的不明肺炎进行了辟谣,但辟谣信息量较少,并未对谣言中的猜测进行具体回应,这也成为疫情爆发之后武汉市政府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从1月25日开始,政府的谣言回应速度都控制在2天以内,从1月底开始,政府基本能在一天以内对主要谣言进行回应。另一方面,从1月27日开始,政府辟谣的信息量也从信息不完整到信息完整,甚至可以达到回应谣言的同时补充更多信息。从谣言蔓延期开始,政府部门通过强化信息发布“速度”与“完整度”,有效地抑制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降低谣言信息的触达率和转化率。

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可在2小时以内覆盖千万级别的信息敏感人群,并完成第一轮信息敏感人群的传染性触达,而信息敏感人群通过微信群、微博、QQ群等强关系与弱关系组合式沉浸传播方式完成对信息较敏感人群的第二轮、第三轮传播。可见,网络谣言治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强化政府信息发布速度、加快政府辟谣速度,快速公开一切能公开的、要公开的信息,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进行各个击破,努力降低网络谣言的覆盖率。另一个关键点是强化政府信息发布与辟谣的专业性与完整性,网民常用“字越少事越大”“惜字如金”来评价官方发布信息不完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存在“闷、捂、瞒”的信息发布问题。当谣言触达信息敏感人群后,谣言信息已先入为主地获得敏感人群信赖,政府部门只能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权威的解释以及对信息的全面解读,才可能达成有效的辟谣效果,以求通过“完整的信息”对冲掉谣言信息的影响力。

(二)信息发布与谣言传播的两种关联

新闻发布会是政府信息发布的主要形式之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准确、全面的信息,及时回应外界对政府工作的疑虑、误解等可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消除谣言;对公众关注信息语焉不详,回避公众质疑、谣言与关切,则可能引发信任危机与次生谣言。这两种信息发布与谣言传播的关联都出现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中。自1月26日起,湖北省每晚21时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工作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并形成常态化的新闻发布模式。在广泛受到舆论关注的同时,也因信息发布口径不一、口误等问题,引起舆论质疑和谣言出现(参见表2)。

图2政府谣言回应速度与信息量变化

湖北省新闻发布会在前期的问题比较集中,尤其是在1月26日召开的发布会中,对于口罩生产数量发布者给出了三个版本,最终版本的数据也是错误的,引发了关于口罩数量的谣言传播;对于医用物资的供应情况,同一场发布会上出现了“全面缓解”和“仍然紧缺”两种截然不同的口径,引发公众的猜疑,同时网络中也出现了关于各个医院物资情况的谣言。另外,信息发布者戴错口罩引起公众对口罩戴法的讨论,部分市民将发布会照片编辑后发布,散布口罩戴法谣言。在2月9日的发布会上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冠状病毒”的口误,引起了“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病毒”网络谣言的出现。

随着疫情发展,湖北省的新闻发布会增设了网友问题回答环节,为网络谣言澄清提供公开有效的途径。另外,从2月2日起发布会优化为“云发布会”网络模式,记者通过连线方式进行提问,有效避免聚集发生传染的可能性。发布会上还邀请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等医务专业人士和国家卫健委专家传播权威防疫知识,对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谣言涉及的预防、治疗、病毒等专业信息进行辟谣,增加信息发布的专业性和可信度,重拾公众对政府的信赖。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新闻发布会作为政府与公众最直接的沟通平台,承担着权威信息发布、回应公众关切、消除公众质疑、疏导公众情绪、稳定社会局势、树立政府良好形象、凝聚公众战疫决心的责任与使命。在社会化媒介生态下,通过大众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搭建,政府新闻发布会实现了与公众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相关部门能否加强信息透明度,能否根据有效沟通针对性地解答公众质疑,能否就政府应对措施及其调整进行深入解释,能否对专业问题进行准确、全面、易懂的解读,能否在信息发布中体现政府的真诚、尊重、人文关怀,是决定信息发布能否获得有效沟通、能否凝聚人心的关键因素。

(三)专业辟谣需专家与政府合力

综合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发布与舆论场反馈发现,新闻发布会中政府工作人员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相关冠状病毒”“病毒气溶胶传播”等专业信息难以获得民众理解,甚至引起公众质疑并引发相关谣言传播。公众疑惑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政府人员专业信息发布难以做到准确,在解释新型冠状病毒属性时出现口误,政府信息发布整体的专业性、科学性与权威性受到质疑;二是信息发布的官方信息、专家解读与媒体报道三种话语体系存在一定差异,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接受与理解,甚至造成公众对专业信息的误解与误读,引发信息恐慌。

疫情信息辟谣同样凸显专业性。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政府部门与专家共同承担主要辟谣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辟谣主体体现专业性。在256例谣言信息中,31.3%由专家进行直接辟谣,辟谣专家涉及疾控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医生等国内外相关专家;13.3%由疾控部门、卫生部门等相关机构直接辟谣;21.7%由主流媒体承担直接信息确认,其主要信息源为政府部门与各领域专家,可以说21.7%的谣言信息由政府部门与专家间接确认(参见表3)。二是专家辟谣内容体现专业性。根据谣言样本分析,公众疑惑主要集中在如下专业信息上:(1)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不是SARS;(2)病毒的传播途径包括哪些;(3)气溶胶传播是什么;(4)口罩怎么戴才不容易传染;(5)病毒的存活时间;(6)双黄连对病情是否有帮助;(7)确诊标准到底如何制定。相关领域专家通过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报道、社交媒体直播等方式为公众进行专业解惑,消除了公众的质疑,也有力打击了相关谣言传播。

表2湖北省新闻发布会问题与滋生谣言对照

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准确、全面、科学的信息发布是基本要求,专家的参与能提高信息发布的准确性、科学性与权威性,也有利于稳定民众对事件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恐慌心理。同时,在信息发布具体工作中需兼顾政府、专家、媒体的口径一致,鉴于新冠病毒疫情新闻发布存在的口误、解答不清、主流媒体误读报道等问题,建议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需确保官方信息、专家表述与媒体报道三种话语体系统一,并建立前期专业信息发布与后期专业信息解读的有效衔接机制,保证公众在前期接收准确、权威的信息,后期获得专业、连贯、易懂的专业信息解读,从根本上提高政府信息发布与辟谣的效果。

(四)新冠病毒疫情中网络谣言治理策略

结合新冠病毒疫情政府信息发布对网络谣言蔓延抑制效果的分析,本文认为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蔓延,政府早期的信息发布主要采取了被动的延宕策略,引发了网络负面舆论以及次生谣言;谣言蔓延期开始转变策略,采取了抑制、对冲两种较积极的治理策略,有效抑制了疫情谣言的扩散。

表3辟谣者身份分布统计

谣言抑制策略属于积极的网络谣言防御策略,通常指在突发事件网络谣言蔓延过程中,对导致谣言蔓延的影响因素进行压制以求达到抑制蔓延的结果[19]。具体的谣言抑制策略有:(1)缩短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滋生与蔓延时间。政府部门与媒体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即时公布权威信息,走在“谣言”之前,压缩谣言扩散空间。(2)抑制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有效传播,如政府通过网络媒体谣言过滤与净化技术针对性辟谣,抑制谣言扩散,传播事实。

谣言对冲策略属于积极的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攻击策略,主要是通过发布正确的突发事件信息,对冲突发事件网络谣言产生的作用力[19]。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政府部门通过网络直播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主流媒体网络推送等多层次网络技术手段对疫情网络谣言的影响力进行对冲,获得公众信赖,赢得话语权。具体采取的策略有:(1)在掌握准确信息后第一时间发布,坦诚面对信息发布中出现的问题,获得公众信赖,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2)关注社会动向与网络舆情,组建舆情研判小组,第一时间回应热点舆情中网民提出的质疑,对重要问题进行全面调查与解释说明;(3)认真对待社会监督,虚心接受公众批判,增强责任之心,提升行政能力,为民众办好事;(4)全面掌握真相。谣言往往代表着公众对特定真相的渴望,必须全面调查、掌握真相,才能赢得主动。


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治理启示


鉴于疫情中政府谣言回应出现的问题以及后期谣言治理的有效策略经验,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应对与治理建议。

第一,构建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一体的全媒体信息发布体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中,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位于核心位置。政府部门从行政管理角度主动公开疫情信息,对政府疫情应对措施进行解读,对民众关切进行答疑解惑;专家团队从医学等专业角度进行预防科普与答疑;主流媒体将民众所需疫情信息、民众舆论热点通过全媒体方式呈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三种发布主体尽管阶段性的发布内容和发布信息存在一定差异,但其防控疫情的最终目标一致。因此,构建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一体的全媒体信息发布体系可以弥补相互之间的“信息缺陷”,政府和专家团队将最新、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媒体,媒体将受众的信息需求与疑惑传递给政府和专家团队。对于认识不断更新的全新疫情,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的信息发布要尽量做到信息一致,避免同一时间段民众接收到不同版本的官方信息而造成的疑惑和紧张。构建政府部门、专家团队、主流媒体一体的全媒体信息发布体系能从根本上达成信息共享、相互监督和信息通畅,为民众提供迅速、准确、符合民众利益的信息,压缩谣言传播空间。

第二,完善国家部门与地方政府疫情发布的信息衔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信息的发布大多由地方政府承担,国家相关部门再统一对地方疫情信息进行整合与发布。在此次疫情早期,因湖北省发布信息不及时、不透明,对民众关切信息语焉不详,造成国家部门的后续信息发布相对被动,引起了相关谣言传播。事实说明,这种发布方式存在一定信息滞后性,如地方政府的信息发布不及时、不透明,后续国家部门的统一发布和解释就可能存在信息不一致的问题,容易引起舆论焦虑。建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办、国家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地方政府联合统一发布。信息发布前各联合单位需再三确认重要信息,避免信息发布中可能出现的误报、漏报等风险。与此同时,关切舆论热点,对民众信息需求和疑惑进行分类,组织相关专家对具体问题进行专业信息发布与解读。

第三,建立良性互动机制,重视理解与把握网络情绪,积极与网民“对话”。在社交媒体时代,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网络媒体中易形成谣言舆情、质疑舆情、求助舆情等多种舆情生态,政府角色已经不是处于顶层的指挥者和控制者[20],必须与媒体进行有效合作,放低身段,从管理组织到共建积极对话生态主体,将自身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份子,通过媒体平台了解公众关切和舆论动向、发布信息、引导舆论。在互动过程中,政府需要搭建更多公共的平等对话平台,重视网民表达的情绪与质疑,鼓励各级管理部门、相关企业与团体参与网络平台对话,并通过协调各方利益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遇到的切实难题和难处。通过制定针对性的决策和措施,提供公共服务为公众解决问题。最终促进政务信息发布“对话”模式常态化,政府部门与网络舆情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共生共存,消解网络谣言在网民中的影响力。

第四,采取积极的网络谣言抑制与对冲组合策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随着疫情的发生与发展,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方式也处在变动之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应主动采取积极的谣言抑制策略与谣言对冲策略,且应根据谣言滋生、蔓延的具体情况进行组合搭配使用,通过不同阶段的主次呼应,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抑制。当然,网络谣言能否根治是一个群体博弈过程。随着政府治理力度的加大以及应对策略的完善,存活下来的网络谣言必然越来越少,但也变得更加难以分辨与消除,这个博弈过程将长期存在,政府需尽可能快速、准确地发布真实信息,核实谣言内容,及时进行辟谣,对冲谣言影响力,抑制谣言传播,提升真实信息的触达率和转化率。

第五,由底线管理转向信息治理,搭建官方、媒体、专家团队、专业辟谣团队一体的辟谣平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民众卫生专业知识的“缺口”与对防治科普知识的需求,各种防治方法、药物谣言滋生。随着大数据事实核查平台的建立,民间发展了腾讯较真、微博辟谣、微信辟谣小程序、丁香医生等多个辟谣平台。但辟谣平台中的辟谣源不尽相同,同一谣言可能存在主流媒体、专家、网民等多方核查结果。民众需要判断不同辟谣平台的可信度,这对民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的同时,也为谣言的二次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空间。虽然从法律层面疫情中大量造谣传谣人员受到了相关制裁,但网络中散布的大量谣言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政府需转变传统的信息底线管理思维,搭建官方、媒体、专家团队、专业辟谣团队一体的辟谣平台,通过整合民间现有辟谣平台资源、技术能力,升级技术覆盖能力,建立国家层面的官方辟谣平台,提高辟谣信息发布的可信度与权威性。


参考文献: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EB/OL].(2005-05-20)

[4]陈雅赛.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形成与政府应对[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03):70-74.

[5]邵全红.重大突发事件复发舆情的效应及舆论引导策略——以H7N9禽流感复发舆情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7(10):25-28.

[6]曾润喜,魏冯.政媒共治:灾难事件中网络造谣与辟谣的信息行为研究——基于“8·12天津爆炸事故”谣言的内容分析[J].电子政务,2016(05):25.

[7]朱颖,李嘉碧.突发公共事件中微信公众号的谣言治理[J].今传媒,2016(08):8-10.

[8]周颖,张鹏,高扬,等.面向突发事件的网络谣言危害分析及应对策略[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7(02):83-88.

[9]匡素勋,朱婷佳.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政府应对[J].行政与法,2018(08):9.

[10]熊原野.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7(02):147-148.


陈雅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基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谣言文本分析[J].电子政务,2020(06):2-11.

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受众参与框架下提升上海市政务新媒体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2018BXW006)

分享:

91学术论文范文

相关论文

推荐期刊

网友评论

加载更多

我要评论

传媒观察

期刊名称:传媒观察

期刊人气:1733

期刊详情

主管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地方:江苏

专业分类:新闻

国际刊号:1672-3406

国内刊号:32-1712/G2

邮发代号:28-106

创刊时间:1984年

发行周期: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一年半以上

论文导航

查看更多

相关期刊

热门论文

【91学术】(www.91xueshu.com)属于综合性学术交流平台,信息来自源互联网共享,如有版权协议请告知删除,ICP备案:冀ICP备19018493号

400-069-1609

微信咨询

返回顶部

发布论文

上传文件

发布论文

上传文件

发布论文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知 道 了

登录

点击换一张
点击换一张
已经有账号?立即登录
已经有账号?立即登录

找回密码

找回密码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

确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