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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中国国货文化的历史

2020-03-03 53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可将中国国货文化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定义中国国货，可把国货文化的变迁史作为借鉴，可分为文化与经济两条路径。作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中国国货，在不断引导国人在构建个人价值的同时，也要建立民族的自豪感，最终形成现代公民意识。

关键词：
价值
变迁
国货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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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具有双重属性：意识形态性(国)和物性(货)。人与国货的互动，彰显了国货文化内在切己性与公共切己性的矛盾。这种内在的彰显使国货文化随语境、时代而变。鉴于国货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将历时地简述国货文化在中国语境下的变迁史，为文化资源开发及未来中国国货文化的建设提供史料及理论支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国货文化

“国货”一词虽产生于近代，但中国国货古已有之，其古代功能有二：一为国家问的礼尚往来，二为茶叶、丝绸等的对外贸易。后者在实际运作中占比更多。但在历史记述中，前者则用墨颇多。国家间礼物互赠，是彰显天朝大国国家风范的有效途径，是历史记述、帝王功绩之表征，因此更加有据可查。这是中国历代重礼仪、人事，轻功利、贬商贸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古代国货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即有通过商贸往来、礼物互赠，彰显天朝风范，并将所涉之国囊括人中华文化体系之意，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大量输入。潘君祥是这样定义国货的：“人们一般把外国进口产品统称为洋货，而把洋货相对的我国产品都称为土货。”[11土货产于中国，多为手工产品，与产于外国的机制洋货相区别。此处的土货可称为较早意义上的国货。“但是，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工业企业不断开设，我国也有了机制工业品。这些机制产品仿照洋货，又与土货有别。随着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有人也把它称作国货，或把包括手工土货在内的我国产品统称为国货，以与进口的包括外资在华企业生产的洋货相区别。”

20世纪三十年代，近代国货运动应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经济岌岌可危之国情呼之欲出，宗旨是以全民抵制洋货的方法保护民族经济。1928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国货调查委员会议定了《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欲最大限度地限制外国势力在国货生产中发挥资本作用。

国货运动使中国国货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黄汉民、李道发等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进步人士涌现出来，操办实业、振兴国货，与当时复杂险恶的破坏势力做斗争。战火中，民族国货实业损失惨重，这些爱国进步人士，不退缩、不放弃，真正挑起了民族工业发展的脊梁。他们所建立的家族企业，经济影响力在地域上远及海外，在时间上绵延至今。他们的传奇事迹，为近代文学、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灵感，以他们为原型创作的文化艺术作品纷纷里；国货既是百姓日用所依赖的，也是百姓个人价值涌现。

商场如战场，国货运动中民族实业家们将商战思想运用自如，国货生产企业纷纷组成商业联盟，共同抵制洋货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市场营销手段在国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货展览会、富于民族身份认同的品牌和包装设计、国货运动年系列活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货的市场竞争力。

值得赞誉的是，国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将近代公民意识带人中国文化；妇女国货年等活动促使更多女性参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中来，促进了近代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从文化本质上看，国货运动体现的文化主旨是抵制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这种努力是绵延至今的，为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有益尝试。现有针对国货运动的研究，多为记述机制国货与机制洋货之间的对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国产手工制品生产，因规模小，力量弱，虽处境为人唏嘘，但因疏于文献记载，研究较少。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人性和机器》中对中国手工国货的未来及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指出：“手工业成全人性和社会。”[2]“手工业崩溃的结果，使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分发展障碍了个人人格和社区生活的完整。”费孝通先生认为机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工业中恢复人和机器以及在利用机器时人和人的正确关系。”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值得思考。但国货文化意识形态性与物性的对抗与紧张，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传统手工国货的没落、机制国货的兴起以及洋货的人侵。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国货从产生之El起便与西洋文化密切相关，利用西方文化发展本国特色的国货产品是应有之道。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货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费待兴，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国货生产被纳人计划经济中，供给性强，市场性弱。一方面，当时的国货是百姓日用消费的必需品，或者可以说是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民族工业在吸收现代科技之后，产生了很多质量好、外观好、技术较为先进的高端日用产品。于是出现了全民使用国货的盛况。这种盛况营造出了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认同及身份的象征。总体来看，计划经济时代，国货使国人具备了整齐划一的审美观和消费观，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人的近代家国观念，塑造了中国人特定时代的集体身份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洋货再次冲击国货市场，甚至一度成为硬通货。国货在质量、品牌感上都稍逊一筹，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从功能上来看，国货的El用性逐渐降低，其文化性El益提升，而这种文化性更多地融合进了现代、后现代元素，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民族建构功能。

影响至深的还是那历久弥新的老国货国民记忆，这种记忆已转化为文化符号，更多的与个人情感联系起来。一些凝结了文化记忆符号价值的国货遗产，有效活动空间也由El常生活领域延伸至收藏、创意、时尚等领域。物质极大匮乏后，很多具有经济实力的怀旧者，开始大量收藏计划经济时代买不到或买不起的老物件，以满足个人心理上的缺失感。

这种怀旧情怀带动了机制老国货收藏热。与传统古董相比，机制老国货收藏热仍属小众，影响范围较小。藏品因年代并不久远，并未得到拍卖、鉴藏主要群体的重视，藏品价格长期无法得到专业评断，最终影响了国货遗产的流通与保护。中老年群体是机制老国货的鉴藏主力，机制国货遗产的鉴藏有后继无人之势。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国货文化中出现的，值得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在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传统手工国货文化得以保护，相关非物质类文化衍生产品纷纷涌现。同时，近代新国货形态纷纷产生，国产影视作品、国产动漫，国产电子产品等标志着新国货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国力的El益增强，中国人找回了文化自信，应运而生的新名词“国潮”，意味着中国正在掀起一股追逐中国国货的新潮流。国货激活了国人的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与现代消费意识紧密相关，它“不仅是关于消费的特殊观念和方法，也是关于自我形成、自我认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美的理想。”

三、从国货文化变迁史反思“国货”的定义

历史是发展的，只有充分了解国货文化的历史性变化，才可能给予“国货”以客观的界定。从潘君祥的定义可以一观近代“国货”概念的发展脉络，即由制作方法至上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至上。但这个“国”，强调的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公民制民主国家，还是文化性的民族主义国家，概念并不清晰。这大抵体现了中国早期国货运动的含混性，即以民族主义作为运动发起的思想武器，以民族精神作为行为动力。而具体的实践，例如对国货品质的规定、生产企业的公司制、贷款活动等，其得以实施的保障均得益于民国时期并不健全的国家经济制度。我们从未坚持从经济或从文化的角度界定国货，而在经济路线和文化路线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一直延续至今。

国货的文化性，即意识形态性，是国货定义中相对稳定的内核。国货的经济性或物性则富于变化，应参考国外经验，由经济学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阐明，并作为经济法规定期修订更新。综合以上分析，下面采用动态分析的方法从经济、文化两个方面界定中国“国货”。

从经济层面看，根据1928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国货调查委员会议定的《中国国货暂定标准》，1919年至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国货可以概括为以本国资本为主，经济、营业和管理权归国人所有，充分采用国产原料、雇佣本国人力而生产制造的产品以及民族品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国货界定标准。鉴于我国“品牌价值低、核心技术低、制造成本低的特殊法律环境，可将高附加值国货定义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为我国资本所控制的企业或中国本土企业自行研发、设计、制造的产品”[5]和品牌。

从文化层面看，“国货”始终是民族智慧生产的结晶，体现了民族创造的整体水平。在中国语境下，国货呈现了中国人民特有的东方民族精神，“即：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不惜的民族意识和感情”[6]。国货同时承载了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问的矛盾、冲突、消解与融合的历史。从1919年到新中国建立，国货是民族救亡、抵制列强经济入侵的武器，体现了中国人民最初的公民意识。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货是为保障国人基本生活需要，自主生产、计划供应的日用品及国产品牌的总称，彰显了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的集体生活意趣。改革开放以后，对外，国货是中国创造的象征，是中国的世界形象，是国际友人了解中国、世界华人心系祖国的物性寄托；对内，国货既是人民追求诗性美好生活，最终实现个人主体全面发展的物性工具，也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物性保障。

四、结语

中国国货未来的发展要在民族记忆的唤起、文化价值的挖掘、日常生活审美性上下功夫。除日用产品，应将产品链延伸扩展，以突出国货的个人价值认同功能。民族是由个人组成的，国货在建构个人价值时，应引导国人形成公民意识，将国货作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潘君祥.中国近代国货运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1.

[2]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4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56—58.

[3]许纪霖·另一种理想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66.

[4]魏承玉.关于本国产品定义的思扣”国政府采购,2010(09):73—74.

[5]罗静.美国政府采购国货标准及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34.

[6]陈峰君.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1996(02):1—12.

马丽.论中国国货文化的变迁[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6):1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