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社会科学论文 > 文化论文 > 文化学论文 > 浅谈德国《世界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浅谈德国《世界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2021-07-22 8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以德国《世界报》2020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为例,分析了该报道中对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误解、曲解甚至污名化、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并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议。

关键词：
全球化
国家形象
德国《世界报》
跨文化
加入收藏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的大潮不可逆转，国家形象的提升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与德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十分密切，然而由于两国在价值观、文化特征、国家制度等方面有巨大的差别，我国的国家形象在德国还面临很大的挑战，本文选择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针对中国的一篇报道，从跨文化的视角分析中国形象在德国的呈现，并尝试提出国家形象提升的建议，提高国家软实力。

一、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交际

关于形象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但综合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领域等学科知识，形象是指“人在选择与处理外在的讯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某一对象的整体认知、情感与评价，它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动态性、稳定性、社会性、互动性和虚拟性。”

所谓的“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国家形象具有政治功能、外教功能和商业功能。美国政治学家鲍尔丁（Boulding.K.E.）认为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国家形象等同于一个国家总体实力和影响力，对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国独立的政策研究学者西蒙·安霍特(SimonAnholt)甚至体提出了国家品牌指数(NationalBrandsIndex),从出口、旅游、政府领导力、人口、投资与移民、文化及文化遗产等六个方面较客观的描述了影响国家形象的因素，充分体现了国家形象的三个功能，但是学者单波认为，国家形象的建构陷溺于排他性、对抗性、刻板印象、情感偏向的困境。可见国家形象在传播和建构过程中受到自我形象（本我文化）和他者形象（他我文化）的双重影响。因此，跨文化视角下分析我国在异国的形象及提升国家形象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个体人还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文化在其交际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一方面可以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出发，它是人与自然之间差异体现，另一方面对文化的理解也可以建立在不同的主体之上，特别是建立在人类种族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之上，文化既有独特性又有排他性，文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个体认同及族群、社群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是交际过程中的衍生物。

因此，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社会在认知客观世界时会使用统一的衡量标准。这就意味着普世主义的出现。在交际过程中，人们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常常把属于某个族群特殊性的文化看作普遍性的文化，甚至把它强加于人。因此，普世主义推动了文化中心主义者的出现，它直接导致了交际过程中的误解与冲突。

文化差异性的出现，需要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同时国家与国家的交往需要建立在跨文化基础之上，要摈弃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价值观，在发展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早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跨文化意识上的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形象和解决国与国之间文化差异和利益争端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只有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不搞“文化中心主义”，承认文化多元性，以跨文化的意识来解决争端，才能有效地提升在国际中的国家形象。

二、德国《世界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德国《世界报》创刊于1946年，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纸媒之一。2020年12月4日，该报刊登了一篇由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教授托马斯·施特劳博哈(ThomasStraubhaar)撰写的题为“中国的世界新秩序危及德国的商业模式”的文章，该文指出“北京正在发号施令，并毫无顾忌地输出自己对法制的理解”；认为中国的法治不透明，将其污蔑为“马赛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欧洲（希腊）及非洲带来了高额债务”；“中国主导自由贸易协定(RCEP)迫使欧洲重新调整跨大西洋视野”；“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将成为德国2020年代最大经济挑战”；“美国的多边主义确保了德国的商业模式”……该文章大肆赞扬“美国价值观”，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文化普世主义下的偏见，更是对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误解、曲解甚至污名化、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完全是对中国形象的不实报道，其负面性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

三、《世界报》中中国形象非正面的原因

该报道中虽然称“对于大数据，中国走在了前列，甚至可能优先于美国”的“赞美”之词，但也是为了说明德国从实体经济转向数字经济时过分地依赖中国，其本质就是“先扬后抑”。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等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位于世界第二，但是为什么在德国的形象不够正面？为什么德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总是打上偏见及错误的标签？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德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面临较大的压力

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德国，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特别是全球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之下，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德国人“酸楚”心理达到了顶峰，特别是2016年以来，中国对德的投资与并购超过了德国在华的投资，这令德国人感到中国经济发展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对于中国形象的攻击是德国的主要任务，德国媒体用中国“知识产权”“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等问题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大肆攻击，同时德国媒体在普世主义价值观下，大肆鼓吹美国的多边主义（恰恰相反，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直接对德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将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对立，把中国塑造成全球经济的威胁，就如该新闻的报道一样，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臆断为“中国的世界新秩序”和“危及德国商业发展模式”，德国面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的“酸楚”心理，是他们媒体对中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报道以负面为主的主要原因。

（二）德国缺少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精神力量，根据文化的差异性特征，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提出了文化维度的概念，其中一个维度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其指：个体主义指数值低的社会成员从集体为重的角度处理人际关系，重视集体认同和社会和睦，情绪化地看待工作和社会制度的倾向，他们崇尚传统、尊重权威，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较少考虑个人的私隐与权利；个体主义指数值高的文化成员从个人为重的角度进行社会交往，推崇个人自由和社会竞争，他们理性地理解社会体制和人际关系，尊重个性和私隐，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和自治。

由此可见，文化维度给社会造成的后果是不同的，以新冠疫情为例，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集体利益和大局出发，认真遵守出门戴口罩、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使得我国疫情迅速得到缓解，经济发展也很快恢复常态；而在德国强调“公民驱动的科技治国模式”，但是民众个人主义至上的思维担心政府权力越界，使得德国严格的隔离措施不能完全推行，在疫情初期，德国民众仍然按照一贯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行事，反对“封城”、抵制戴口罩，导致德国疫情始终没有很好地控制，疫情一波接着一波，就在12月初，德国单日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刷新高，达590人，而人们却还在为是否“封城”激烈辩论。

而德国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预计德国经济2020年萎缩5.1%。而中国经济风景独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由此可见，德国文化价值观已经直接影响到该国经济发展，德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中国发展落后”的印象在现实面前无情地冲击着德国人的自尊与自大，当他们面对于自己的预期有所违背时，就会做出消极的、不理智的行为，他们在媒体上罔顾事实，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以维护自身的光辉形象。

四、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建议

（一）建构有效的传播方式，提升国家形象

文化他者(CulturalOther)是指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种族）中的作为该种文化代表的主体，文化他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群体或者组织，在提升我国形象过程中应从“文化他者”视角出发，讲好中国故事，利用好大众媒体和日常媒体，传播中国声音。

除此之外，还应该扩大传播对象和渠道，例如扩大在华的外国留学生数量，让他们感受真实的中国，培养他们从“他者”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同时也要从中国视角出发，加强国人外语学习能力，侧重于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利用外语传递中国正能量。

另外，高质量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可以作为传播渠道服务于他者来提升国家形象，如近年来，我国在非洲协助坦桑尼亚完全以中国的标准和形式修建的铁路；以华为、小米为代表的手机等电子产品在国外广受欢迎；中国高铁和地铁等都能通过服务于物理边界不同的他者（在中国境内停留过的外国他者）和精神性不同的他者（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他者）来提升中国形象。

（二）打破“跨文化的沉默螺旋”，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在文化差异背景下，高语境文化是指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一小部分。而低语境文化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之中，直接地表达出来。

中国和西欧国家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就是典型的高、低语境国家。受高语境文化影响，国人或国家在与他国交往和交际过程中往往喜欢用间接和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要求，甚至认为“沉默是金”或者“忍”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但是在低语境国家里，他们把这种沉默或者隐忍看作是同意或者接受，这种方式极其不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之为“跨文化的沉默螺旋”，其意为：在西方主流媒体垄断大部分国际舆论渲染对华片面报道时，中方不仅由于自己在国际舆论资源中影响力有限,而且囿于自己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交流风格,对对方的扭曲报道不做出及时有力的全方位反制,从而造成中方对对方的扭曲报道反应迟滞,这种迟滞使对方误判中方为理亏默认或软弱无力,从而助长西方媒体攻势升级的传播过程。

因此，在外交过程中我国一定要树立大无畏的精神，避免在高语境文化下，默不发声，适时打破跨文化的沉默螺旋，有礼有节，要勇于掌握话语权，正面回击。华春莹说：“咄咄逼人从来不是我们的外交传统，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国人的气节。”近年来我国外交积极发声，在外交舆论中赢得了主动，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

（三）加强同国外的人文交流，提升国家形象

文化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而从广义上文化就是人类相互交流的结果，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人类相互间的理解，更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我国在人文交流中，可以介绍和阐释我国的文明交流互鉴方案，即多元的、多向的文明交流，利用人文交流让外国人多了解我国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文化习俗等，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全人类之间的沟通，更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和合作，从而推动国家形象的提升。

五、总结

总之，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作为德国的主流媒体在新闻的传播过程中会受到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是德国人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德国在世界新格局的形势下和国际竞争中难以放弃大国身段，面向中国承认落败的酸涩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德国难以突破自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的痛苦挣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应在跨文化的视域下建构有效的传播方式、打破跨文化的沉默螺旋、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不断提升国家形象，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贾文键.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国形象[J].国际论坛,2008,(7).

[2]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5).

[3]郑春荣,周佳颖.中德人文交流的挑战与改进建议[J].对外传播,2019,(10).

[4]李超.德国新冠疫情防控举措[J].国际研究参考,2020,(5).

[5]唐锰.基于德国人自我形象的难民形象建构--《明镜》周刊(1978-2015年)关于难民报道的话语分析[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

[6]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7]单波,刘欣雅.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文章来源：赵国伟.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建议——基于德国《世界报》的一篇报道[J].今古文创,2021(29):112-114.

基金资助：2017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UC合作的高校特色警务人才培养项目研究”(2017GJJG240);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基于UC合作的特色警务人才培养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