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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丁玲创作历程中各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

2021-07-28 174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特别的存在，创作极富个性，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细腻敏锐的触感关注着妇女问题，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对于女性生存境况和情感世界的探索。作为一名女性意识鲜明的作家，在她的创作历程中，其女性意识随着她波折的生活经历发展变化，经历了由最初强烈的女性意识走向革命文学的创作，从鲜明的女性立场写作到中性立场写作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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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识
女性立场
文化意识
革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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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原名蒋冰之，是一个有着鲜明创作个性的女作家，她作品所特有的女性意识历来为人瞩目，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她的人生历程，还可以看到她的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五四时期，丁玲创作女性意识鲜明，大胆要求解放女性，表现女性自身的诉求。左联时期，她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创作面向社会，面向阶级斗争，女性意识逐渐被革命意识所取代。延安时期，她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曾经再次萌动，敏锐的女性立场，使她看到了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女性问题，作品受到批评后，丁玲创作又归附于主流思想，革命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五四时期

“五四”时期，科学、民主、自由、解放的呼声高涨，长期受封建礼教压制的女性问题、婚姻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唤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丁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逐渐没落的豪门望族之家，父亲早逝，母亲是一位自强自爱的新时代女性，由于母亲的缘故，她接触到了女革命家向警予，对她后来的精神成长、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在长沙学习的丁玲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这不仅增长了她的见识，也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的素材。在北京求学期间，她与诗人胡也频步入爱河，同时学习了许多中外文学书籍，受歌德、托尔斯泰、鲁迅、小仲马和福楼拜等作家影响较大。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丁玲“女人味十足”，她的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阿毛姑娘》等等，描写的主要是青年知识女性的情感生活，表现女性那种执著的追求与无奈的现实的冲突，女性理想的爱与男性所无法给予的爱的冲突。

《梦珂》是丁玲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写成，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歧视、侮辱、玩弄女性的厌恶，笔法稚嫩但显现出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主人公梦珂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带着强烈的个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和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勇敢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知识女性。新的环境赋予她新的性格内涵，具有自觉的反抗意识，并且形成了对自立、自强、自尊人格的热烈追求和刚强坚忍的斗争性格。作者对梦珂生存道路选择的强烈关注和深度剖析，表明丁玲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难以负载的心灵痛苦和性爱心理矛盾是莎菲女士性格的鲜明特征。作者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性爱观念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主张性爱应该是男女双方平等而自由地对于爱与美的选择。丁玲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字感触和细腻的叙述风格，以及毫不遮盖的笔法刻画出了莎菲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将她对苇弟既嘲弄又怜爱的情感，对凌吉士外表的倾慕和对其卑微灵魂的厌恶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时期，丁玲的女性意识尤为强烈鲜明，梦珂走向社会艰难生存，莎菲对爱情追求的幻灭，都体现了女性社会地位不高，离开家庭后难以生存的现状。

二、左联时期

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开始以革命女作家的身份出现于文坛，原本鲜明的女性立场逐渐为革命立场所取代。从体现了一定的女性意识的革命+恋爱小说《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到完全展现革命意识的《田家冲》《水》，突出了这种变化。

《韦护》是丁玲女性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表明丁玲逐步具有了革命政治意识。但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又让她陷入了两种意识的纠结状态，故事的结局肯定了韦护放弃爱情投身革命的做法，表明丁玲的革命意识已经占据了上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的主人公美琳在左联文化的浸染下觉醒，她的理想是像那些革命女性一样走到人群中去，了解社会，了解人民，追求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为政治化了的作家，她寻求着一种与社会解放同步的写作方式。在胡也频等五人被秘密杀害之后，她坚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运动当中。同时作品《田家冲》和《水》问世，并连续发表了《一天》《从夜晚到天明》《年前的一天》《多事之秋》《某夜》《消息》《奔》等作品，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极大热忱和对反动统治者的控诉。至此，丁玲以革命为本位、以大众为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更加明确和坚定，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以革命斗争和工农大众的生活为题材，以工农大众和革命者为形象主体，同时在文体上也摆脱了革命+恋爱的模式，这个转变始于《田家冲》和《水》。[1]

《田家冲》的女主人公三小姐是地主的女儿，丁玲是按照革命者的标准去塑造这个形象的，她所表现的女性意识的实践是与工农革命结合在一起的，她性格中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三小姐背叛地主家庭走向革命的道路，由小我走向了大我，她的人格魅力已经不再是一个个性主义者同绝望抗争的坚忍和倔强，而是以社会解放事业为己任的革命者毅然走向大众和为大众献身的精神。这个时期丁玲的女性意识有所隐匿，逐步让位于革命意识。

《水》是丁玲创作上的一个极大突破，以1931年16省水灾为背景，写农民被迫走上反抗道路的故事。主人公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农群众。在文体上不固守以人物和故事为中心的模式，而是以“水”为象征形象来表现农民群体力量，因此，小说虽似写自然力量“水”的凶猛，但实际上则写“比水还凶猛”的由“饥饿的奴隶”所结成的社会群体力量抗争的不可阻挡之势，展现了那个时代农民生活的真实场景，表现出丁玲对于农民命运的反思和探索，对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关注。

三、延安时期

1936年，丁玲到达延安后的思想及创作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毛泽东曾写词称其“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同时丁玲深入前线，积极用文艺形式反映红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发表了《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夜》《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1942年作《田保霞》等报告文学。这时的丁玲，革命意识已占据上风，但作为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她看到了延安的新面貌、新气象，敏锐的女性立场又使她对延安女性的处境、延安的男权思想有所察觉，女性意识再次萌动，创作了《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品。[3]在作品受到批评后，她回归了革命立场的写作，1948年写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女主人公贞贞为了躲避包办婚姻，被日军掳去，失去了贞洁，她并没有因此而堕落，而是为革命队伍传递情报，但在回村后却受到了歧视，男性们指责贞贞不守妇道，本该同情贞贞的女性们却变本加厉地指桑骂槐。男男女女丑态百出，折射出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文化对于女性的压迫。即便是贞贞的至亲、爱人也不能理解她，表现出丁玲对于女性生存处境的反省和对于传统观念的深刻批判。[4]《在医院中》写青年知识分子陆萍在艰难的环境里一步步成长的故事，她大胆地揭露院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与周围女性的蒙昧作斗争。西蒙·波伏娃说过，女性就应该认识到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导致女性自身的解放。延安是解放区，但是这里的女性仍然受着传统观念的压迫，自身的思想也没有解放，这表现出了丁玲对于革命知识女性成功道路的探索。

在延安，丁玲看到革命队伍内部，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不尊重女性独立人格的状况，妇女解放问题十分严峻，从而创作了杂文《三八节有感》。文章从三个方面揭露了男性中心道德论对于女性命运的影响：一、在恋爱自由的口号下，女性却承受着婚恋不自由的压力；二、在离婚自由的名义下，许多已婚女性总是承受着两种舆论的压力：主动离婚的女性被污蔑为不道德而受到“诅咒”，被动离婚的女性则被视为“落后”；三、在夫妻平等口号下，婚前抱有凌云志向的妻子，被迫做回了为家庭诸事操劳的“娜拉”，可悲的是舆论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表现出强烈的解放妇女的愿望。[5]

由于以上三个作品的创作和发表，丁玲受到了批评，她的思想再次发生了变化，创作中女性意识消失，彻底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创作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是丁玲以革命立场审视和关照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依照生活的脉络，深刻揭示出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封建制度文化所造成的封建宗法观念和男性中心道德法权观念与现代民主制度文化及其以民主平等为本位的思想道德意识对立的长期性。她的革命视角集中表现在对农村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通过对黑妮、周月英、董桂花和村副老婆等具有苦难美的妇女性格及其命运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对妇女运动及妇女命运巨大而深刻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则反映了以封建宗法思想和男性社会法权等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统治对农民所造成的严重精神扭曲和心灵创伤。

四、结束语

丁玲作为探索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从她自身的经历体验以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步出发，以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柔婉的笔调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充分意识到了女性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并积极寻求出路，同时也为当今女性的生存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杨桂欣.论丁玲描写农民的小说创作(上)[J].求索,1984,(1):91-98.

[2]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丁玲逝世前后[J].长城,2001,(3):94-111.

[3]李良.丁玲现代小说复杂性初探[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2.

[4]贾登娉.论二十年代女作家恋爱小说的女性心理[D].兰州:兰州大学,2012.

[5]熊晓虹.英美学术界对丁玲及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3.

文章来源：寇莹莹.论丁玲创作历程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J].戏剧之家,2021(21):18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