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第8期的《学术月刊》上，尤西林教授发表了《现代性与时间》一文，提出时间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并从文化渊源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提出社会加速剧烈化的“现代时间”概念，引发学界强烈回响[1]。循此问题指向，本文试图从文化哲学的视域出发，揭示一种作用文化范畴的“现代时间”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利于打开研究时间现象的文化视野，更全面地反思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

一、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时间概念

正如普里戈金所言，要理解时间，本质上是在理解一种文化[2]。在流俗的时间认知中，时间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物理学概念，并且常常与时间的标度单位———时、分、秒混淆起来。事实上，人类不仅置身在一个物理的世界，更置身于一个充满意义的文化世界。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自觉反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习俗、节日、劳作、繁衍、生老病死到战争、革命、社会活动、历史运动，被时间因素所渗透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展示出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事实上，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去谈论时间根本没有价值和意义。将时间简单理解为抽象、均匀的数的流逝只是一种数学家的神话。

20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西方学者不再仅仅从物理范畴的机械思维范式来理解时间，而是将时间作为一个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来研究。涂尔干被公认为是第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时间源头的人，他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社会时间概念。他认为时间不能仅仅从量性上被理解为时间的测度单位，还应该从质性上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集体节奏，时间作为社会性的思想范畴，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美国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指出，社会时间概念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节奏和周期性”，“社会时间是质的，不完全是量的；社会时间的这些性质来源于为群体共有的信念和习惯”[3]。法国社会学大师乔治·古尔维奇将社会时间定义为一种社会运动：“整体社会现象以非连续性的相继而持续存在以及各种异质性时刻的连续中展开变化的集中和发散的运动”[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外的社会学学家主要还是从一种客观的社会运动维度来理解时间，对时间概念的反思仍然没能完全摆脱物理机械论的阴影，未能从社会深层次的主体性维度揭示出时间的文化本质。

时间的因素渗透进人类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脱离了文化即人类的生存方式，抽象地理解时间无法抓住时间的真正内涵。只有将时间理解为一种文化范畴，才能真正揭示出时间的内涵、功能、价值与意义。“文化最根本的意义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5]。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反映，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时间观念、精神气质、社会制度、社会历史运动的主客体双重建构。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主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在文化哲学的视角下，“现代时间”作为一种现代文化，从根本上刻画的是现代人的核心生存方式。从表层结构上看，“现代时间”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表现为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加速变迁的图景。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并非匀速前进，而是呈现出剧烈的非平衡或非均衡的加速度节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405；从中层结构上看，“现代时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模式，表现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间类型（抽象时间）、时间观念（线性进步观）、时间体制（官僚制）、时间逻辑（加速逻辑）和现代性动力机制（时空延伸），是工业社会对现代人的生活所作的整体性结构安排；从深层的主体性结构上看，“现代时间”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诞生的浮士德精神，是完全不同于前现代人的对待时间的精神气质，即热爱运动、渴望变化、永不满足，永不停顿地追求和实现此岸世界的个人价值。丹尼尔·贝尔认为浮士德是现代人的“原型”[7]。

二、“前现代时间”的文化特征

“前现代时间”是理解“现代时间”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采集文化、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三种基本形态。“前现代时间”指的是在原始社会和农耕社会下时间所具有的文化特征。

首先，作为文化现象的时间体验，“前现代时间”的基本特征缺乏变化、节奏缓慢、循环往复。在原始社会，原始人生活节奏的缓慢不仅表现为原始人在大量的闲暇时间里无所事事，还从精神上表现为原始人根本没有速度和变化的观念。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过去和现在一样。因为，在他们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和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8]。农耕社会的特点是人类的生存必须依赖于向大自然采撷资源，因而生产与生活的节奏必须要配合自然的节律。生产的节奏与周期适应自然时间不均匀地循环———春耕、夏锄、秋收、冬休的四季劳作的循环往复成为千百年来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生活的节奏与样式则是缓慢、有规则的重复。农民日复一日地有规则地娱乐、休息、游戏和睡觉，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如同大地上植物的生灭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作为文化模式的时间类型，“前现代时间”是一种无法与空间相分离的具体化的时间。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原始社会不存在抽象的时间概念。“即使时间，最初也不是被看作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形式，而是被看作有机生命的一个一般条件。”“在神话思想中，时间和空间从未被看作是纯粹的或空洞的形式，而是被看作统治万物的巨大神秘力量”[9]。在农耕社会中，人类长期的定居生活使得时间的计算必须要与具体的地点相联系才成为可能。吉登斯指出，对“在场”的依赖不仅导致前现代人行动的时空受限，还使得时间无法脱离地点（空间）而独立存在。“所有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和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10]15。在前现代世界，各个文明单位不仅在地理上被分隔开来，还由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与封闭交往的特点，使得前现代社会无法产生普遍和同一的标准计时体系。“一条河上下游、一座山南北面，甚至各个村镇，都各自有自己的时间”[11]。

最后，作为文化精神的时间态度，“前现代时间”的重要的特征还表现为恐惧变化、崇拜过去、漠视未来。前现代世界的几大主要文明单位都将时间看作是历史与文化的敌人，将时间的流逝视为极为可怕的破坏因素，从而在时间取向上表现为强烈的崇古情节。例如，古希腊人常常将时间理解为绝对的衰败法则,因而其历史观表现为强烈的复古特征。诗人赫西俄德在神话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将人类时代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总体而言，人类社会是依次不断衰败的，只有属于遥远过去的神话时代—黄金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希腊人对时间根深蒂固的恐惧还在哲学上表现为锲而不舍地追求永恒不变的理念实体。柏拉图希望根据一种完美的、永恒不变的理念去建立一个没有衰败、没有变化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国。但这个理想国的模型或原型只有在遥远的过去中，在历史初期曾出现过的黄金时代中才被发现[12]。克洛德·拉尔认为，中国人对先祖、尤其是那些久远的死者的尊敬、赞美和崇拜渗透进每一个最卑微的国民和帝王的心灵中[13]。

三、“现代时间”形成的历史轨迹

作为深层结构形式，时间不是孤立个人的行为和意识产物，而是被以社会组织化的宗教—信仰（文化）和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文明）共同塑造的结果。“现代时间”与“前现代时间”的断裂首先发生在犹太—基督教文化所确立的新的线性时间观中，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中，西方市民社会中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浮士德精神。最后，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洪流中，“现代时间”被确立为一种现代意义上普遍的文化模式，成为支配整个现代世界的文化力量。

1.犹太—基督教文化：“现代时间”的萌芽

“现代”（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词“Modernus”。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一词在公元5世纪晚期开始被使用，最初的含义是历史新纪元的意思，当时是为了将刚刚确立正式地位的基督教同之前的异教—罗马历史区分开来[14]。柯什勒克认为，“现代”一词“只指涉时间，赋予它以新异的特征”[15]24。这表明，现代一词从时间范畴上理解有两重含义。一是“现代”作为一种时间观，是犹太—基督教文化所特有的时间观，即末世论的线性时间观。二是“现代”作为一种时间意识，其特点是求新，“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也就是新与旧的区别。《旧约全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的圣经，其中《创世纪》章节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时间作为最伟大的创造性因素被史无前例地凸显出来了。上帝创世的七天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七天，而是一种象征历史伴随着时间不断向前运动的力量。在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中，时间不是破坏性因素，而是整个人类历史朝向一个完满的彼岸世界运动的力量源泉。犹太人将时间视为人类通向历史终极审判并获得救赎和永生的中介，从而将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历史事件囊括进一个统一的宏大叙事中。时间作为拯救的中介，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与高度。基督教义将耶稣的降临视为历史事件的伟大开端。这一年成为公元纪年的元年，是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键时间坐标。犹太—基督教的教义彻底打碎了“前现代时间”的循环结构，赋予时间不可逆转的线性方向。在直线上升直达永恒的时间结构中，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不可重复的，历史运动向前运动的终点是末日审判———得救者上天堂，有罪者入地狱。犹太—基督教这种独一无二的线性时间观成为后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各式各样基于未来取向的进步时间观、历史哲学、社会进化论图式的原型。犹太—基督教的时间观对未来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期盼。因为，弥赛亚期盼的“天国近了”，未来的意义已经先行于当下，“现在”的每一刻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救赎做准备。基督徒的心理节奏在对未来的企盼中变得紧张起来，中世纪缓慢的生活节奏逐渐与基督教堂焦急忏悔的灵魂间首次拉开了张力。

与此同时，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还催生了最初的“现代时间”体制。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为了使教徒能够每日按时祷告和奉行宗教礼仪，最早在修道院放置了精确的计时装置，并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严格时间作息制度。马克思·韦伯认为，严格精确控时的生活模式最早在公元6世纪由克鲁尼修道院、本笃会、耶稣会、西多会所创立，这种控时行为导致了一场深远现代意义的时间革命。韦伯认为，时间表的作用是通过严格、固定、重复的理性化行为模式让修道士达到禁欲的目标，以便克服自然状态，摆脱冲动与本能，使自己成为更好为上帝服务的工人，以确保他们灵魂得到拯救[16]95。福柯认为，修道院时间表的特征是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其企图是达到对身体的规训。后来，这套规训的时间体制逐步推广到学校、工厂和医院中，直到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早期，社会的时间节奏仍保留着强烈的宗教气氛[17]。

2.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浮士德精神的诞生

文艺复兴最早是由14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发达的商业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的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人文主义运动。中世纪的社会时间尽管具有了“现代时间”的雏形，但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时间”。因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尚没有独立的“个人”出现，时间专属于上帝。时间的价值在于它彼岸的神圣性，人类只能用它来为永恒的救赎做准备。因此，时间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和超验的。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将人与神剥离开来，让神性回归人性，从而使得教会的宗教时间观逐渐向人文主义者的世俗时间观转换。教会的时间面向的是超验的彼岸世界，世俗生活不过是受苦和赎罪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在于来世。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不断肯定世俗生活的积极意义，鼓励人们争分夺秒地利用时间为个人创造价值，反对无所作为的消磨今生以等待教会许诺的所谓“永恒来世”。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催生了浮士德式的“现代人”萌芽，其思想逐步冲破了中世纪的神学枷锁，进而传播到整个欧洲，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动摇了中世纪教会的精神统治根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摧毁了罗马教会在世俗世界的统治体系。弗洛姆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市民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将教徒从教会手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成为一个孤独的原子，独自面对严厉的上帝[18]45。斯宾格勒指出，“路德最有力的决定乃是一个纯理智的决定……它彻底解放了浮士德式的个性—从前处于它和上帝之间的教士的居间人地位被取消了。现在它完全是单独的，自己决定方向，是自己的神父，也是自己的裁判”[19]。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关于“因信称义”、“天职说”、“预定说”等独特的教义催生了马克思·韦伯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现代时间伦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是要克服所谓的传统主义，即对待劳动的“自由散漫”“知足常乐”的态度。韦伯认为，这种悠闲、散漫的文化使人们无法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因而即便雇主提高计件工资也无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在按件计算的工资增加之后，雇主在相同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缩减”[16]42。弗洛姆认为，如果人的大部分精力与时间不倾注在劳动上，资本主义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无休止的劳动冲动是根本生产力之一，在我们的工业制度的发展中，其重要性不亚于蒸汽和电力”[18]106。新教伦理从文化上激发出人前所未有的劳动冲动。因为在新教徒看来，劳动是通向救赎的必经之路。只有拼命劳作，获得世俗的成功才能被认为是获得上帝恩典的标志，而失败则是受诅咒下地狱的标志。宗教改革彻底革命了人对时间的态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新教伦理最震撼人心的口号。尽管在宗教改革的时代，时间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劳动确证彼岸世界的救赎，但时间的用途却已经完全世俗化了。修道院那种与世隔绝，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遭到新教徒普遍的厌恶和攻击。时间的用途一旦商业化，其稀缺性便被无限的放大。因为，时间是人的时间，是人有限生命的表征，时间用一分就少一分，人行走一步就离死亡而近一步。在新教伦理看来，浪费时间是绝对不可宽恕的罪恶。追求速度、节约时间成为新教伦理的绝对命令。

启蒙运动在确立了人在此岸生活世界的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实现了时间的“祛魅”。时间不再是宗教本体论意义上属于上帝的、超越的、救赎的时间，而是世俗意义上完全属人的时间。费尔巴哈是第一个洞穿基督教秘密的人,他指出，“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20]。以前崇拜神的一切特性，现在必须看作是人类将自己投射于神中的基本形象，它们必须要回归于人，人不是哲学之中的一个题目，人应当站在中心[21]。启蒙时代的文艺巨人歌德写下的《浮士德》同《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被誉为“名著中的名著”，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压卷之作。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形象深刻地概括了西欧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来的300年来间的精神探索。浮士德精神是一种永不满足、拼搏奋进的主体性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人投身于时代变革的洪流，张扬个性、改造世界，敢于在世俗世界中追求和实现个体的价值，将时间扩展成历史。“浮士德精神中的自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单纯沉浸在一己之私的有限自我，而是一个无限的、具有绝对不安灵魂的自我，一个一直在追寻超越，寻求终极归宿的自我”[22]。作为浮士德式的“现代人”拥有前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主体性与可能性，它将所有的注意力聚焦于此岸世界，力图让有限世俗生活的意义无限化。浮士德精神反映了现代人一种普遍的心理企图，即用文化时间超越自然时间。现代人幻想通过紧张、加速的生命运动超越由死亡所引发的人生有限感，将有限的生活世界改造为一个无限的超越世界。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属人时间已不同于自然时间那样均匀、水平、循环式的运动，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直线上升的扩张式运动。在上帝退场的时代，人们不是要到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去寻求天堂，而是要在光怪陆离的世俗世界建立人间天堂。上帝的权威被人蠢蠢欲动的欲望与野心所取代，人不会再像中世纪的人那样老实本分地安守在自己一层不变的社会阶层上，而是在一切皆流、变化的世界中不知疲惫地追逐世俗的成功。“成为现代，等于意味着———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无法停止下来，甚至于更加不能保持静止状态”[2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人”渴望变化，甚至将革命———社会的剧变，奉为神圣。因为在变化中，一切皆有可能。工业文明对人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承诺就是“现代人”阶层的流动和命运的改变，市民社会中崛起的资产阶级新贵是浮士德精神的典范[24]。马克思深刻描绘了这种浮士德精神，“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6]403。

3.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时间”的成型

犹太—基督教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变革了时间的文化观念。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生产方式的革命所带来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才能使得“现代时间”能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地域，成为世界意义上普遍的文化模式。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具有双重意蕴，其一是交往方式的革命即资本的革命；其二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即技术的革命。资本的革命使得剩余劳动时间成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源泉，“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劳动时间的均一化：抽象的劳动时间、时钟时间成为时间的标准形式”[15]27。技术的革命则推动了作为文化模式意义上的“现代时间”成为所有现代人普遍、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在技术革命中，钟表成为技术时代真正的象征，芒德福指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25]。钟点时间是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人造时间”，这种时间以牛顿绝对抽象和均匀流逝时间模型为理想，消除了自然时间中白天和黑夜不同质的区隔，使同质化的24小时标准计时体制成为现实。钟表的发明满足了工厂对机器大生产的标准化和流程化的严格要求。与此同时，对控时和速度的追求不断催生时钟功能的更新，衍生出更小的时间单位———最初钟表的时间单位只有一根时针，1550年增加了分针，1760年增加了秒针。大卫·哈维认为，分与秒的时间单位完全是一种社会产物。钟表的计量在变得越来越精细的同时，加速了生产与生活的节奏。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铁路的发明不仅缩短了商品的流通时间，也推动了时间在地理的上统一化与标准化。因为火车呼啸而行，拉来的是一个“抽象社会”，从空间中剥离地方感，用标准时间规训地方时间。[26]铁路彻底变革了生活的时空体验，借助机械运输手段，曾经需要漫长时间跨越的广袤地理空间被极大地压缩。相应地，火车上的窗外的空间景观体验也在加速度的运动中变得模糊起来。19世纪的常用语“时间与空间的湮灭”成为后来大卫·哈维“时空压缩”概念的最早表述。工业革命推动的时间抽象化、标准化的结果是时间从空间中解放出来，造成“时空分离”和“时空延伸”，这使得现代意义的时间概念能够跨越不同地理、民族、文化、自然条件的差异，实现对世界的统一规划，成为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机制。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分区制’”[10]15。正是这种标准化的“现代”时间在世界范围的形成，“历史即世界的历史”才不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思辨，而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经验范畴。因为，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时间”所表现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已将人类所有不同文明单位的历史活动整合到统一的同质延续的历史时间中。由此可见，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时间”是一种世界意义上的普世时间，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前提。

从宏观的动态过程上看，“现代时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加速概念，其生存论的基础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劳动耗费的时间是价值形成的源泉，而真正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度内被计算”[27]。这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一种速度的规定，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建构的时间逻辑是“尽可能快”，只有商品生产快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才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从而挤垮竞争对手并获得超额利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犹如悬挂在资本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逼迫资本加速积累。市场是冷酷无情的，在残酷的速度竞赛中，资本家必须不断改进技术速率，强化生产分工，提高生产速度，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而工人必须强化技能训，提高劳动强度，这样才能得到被雇佣的机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活时间结构的合理化，构建出一套不浪费一分一秒的科学、严密的时间体制。

随着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不断压缩，生产、生活节奏必然不断加快，人被不可控的速度所裹挟。“现代时间”作为工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塑造出的是一个高度动态化的变化世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确定性”“风险”“暂时”“偶然”“动荡不安”“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同的文化主题。罗萨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中，将“现代时间”的逻辑概括为加速逻辑，他罗列了从时尚、爵士乐、电影、电视、小说、电话到因特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都在经历着加速的变化[28]。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将“现代时间”体制称为无法停下来的24/7体制。所谓24/7指的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工业化时间体制。这种时间体制彻底无视人作为一个自然有机体的生命过程，将“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在24/7的时间体制的中，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睡眠由于不能创造价值，成为工业社会需要消灭的头号敌人。“20世纪初的人每天要睡10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29]。睡眠在工业社会已经逐渐成为可耻的象征。克拉里认为，随着工业化时间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无生命的24/7时间体制彻底支配人类的生活时，人类的睡眠也就走向终结。

四、结语

通过对“前现代时间”的文化特征与“现代时间”的内涵、形成的揭示表明，时间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的存在，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间作为一种观念、制度、概念类型、文化模式、精神气质是人们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积淀而成的。“现代时间”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自身内部也包含了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现代时间”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推动了人类现代历史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现代时间”也由于自身内部不断追求新异的自我否定机制，使得一切事物的存在、消亡都极其的短暂。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是神圣、永恒的存在，“一切牢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人被抛向一个充满焦虑、紧张、虚无、时间匮乏、没有安全感和动荡不安的生活世界中。透过文化哲学的视角，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解读“现代时间”，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现代性批判的时间之维，更深入地审视现代人所遭遇的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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