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国内外诸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关注藏传佛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几乎是从宏观层面，关注藏传佛教教义及宗教仪轨，对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李安宅等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藏传佛教研究，并从微观层面了解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及制度，对新中国成立时期的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对“藏传佛教”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宗教中国化为最终目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唯一路径。国内学者都从政治导向为契机，关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话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国时期到解放初期的藏传佛教研究几乎都从藏传佛家教义及寺院组织等方面进行研究，这对后期的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提供了基础。直到民主改革时期，从实践层面实现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

改革开放推动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更多的学者开始从宏观的研究角度，分析藏传佛教的现状及发展，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和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更加成熟。特别是“十世班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藏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础，把佛教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宗教教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总结出藏传佛教寺院民主管理的经验，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效路径。”[1]十世班禅等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以大局意识和藏传佛教自身的生存之道为出发点，进一步实现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目标。因此，梳理和总结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综述既有利于全面了解藏传佛教的发展轨迹和态势，也能从宏观层面理解党中央宗教政策，对今后的宗教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和预判作用。

一、政治话语体系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出与发展

宗教的适应程度是宗教能否长期存在并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因素，这种适应性是宗教自身因素决定。历史上多以外部的强行政策影响下推动宗教的适应性，但基本都是极端案例，具有适得其反的作用。我国宗教生态丰富，如何与当代社会调适是所有宗教面临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有着根本性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神论，无需利用宗教来统治思想。随着我国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在党中央正确积极引导下宗教与当代社会调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直到“文革”结束，在民族宗教事务处理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极端现象，中断了宗教与当代社会调适的探索路径。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民族宗教工作实现了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过重新恢复开放宗教寺院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速发展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面临一个重大的宗教问题，不容回避地与党的工作产生直接交涉。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解决突如其来的宗教问题，让宗教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贡献力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实践中摸索、理论上探讨，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也开启了我国宗教工作的新篇章。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宗教工作日渐成熟并不断发展，宗教工作者和学界共同关注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1990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国爱教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2]首次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写入中央文件。1991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强调：“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相关工作纳入国家宗教事务日常工作之中，形成常态化。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政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工作纳入“三句话”之中，指明了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作了新的概括，并在宗教“三句话”基础上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把原有的宗教“三句话”扩充为宗教“四句话”，完善和促进了新时期我国民族宗教政策。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知自办的原则。”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宗教基本方针政策，有效解决我国宗教工作的实际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与社会和谐”，使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宗教工作，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宗教理论及宗教工作为基础，着眼于我国社会发展和宗教工作的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宗教的实际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思路相结合，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对新时代我国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

2014年5月，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5]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强调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引导宗教努力为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标志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理论阐释上达到了新的高度。”[6]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阐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7]宗教工作“四句话”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宗教工作“四句话”的内在逻辑。

党中央不断创新宗教理论和总结宗教工作经验，提出“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对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了有效的行动指南。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坚持在“导”上下功夫，实现宗教中国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终目标是“宗教中国化”，并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8]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与信教群众能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新时代习近平宗教工作思想和我国中国特色社会宗教理论的核心内容。总之，宗教与社会主义主义相适应的相关命题是对我国宗教工作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是对新形势下我国宗教实际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的新结论，表明了我国宗教理论更加成熟和完善。

二、宗教理论框架下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1982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座谈会上，提出了“我们要研究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对我国宗教理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1987年，罗竹风先生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9]一书。该书继中国社科院“六五”规划的“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研究内容，第一次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根据、含义、条件、表现以及不协调现象做了较全面的分析，总结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宗教界提倡的某些思想信仰可以起动员教徒参加四化建设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协调是双方面的。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既要求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要求社会尊重客观实际，正确地对待宗教”[9]。明确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需要“双向适应”的观点。

1991年，党中央首次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命题后，从原有的“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改为更准确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学术用语，学界开始关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我国宗教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戴康生和彭耀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11]一书涉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内容。作者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是互动的结果[12]。吴云贵对《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评价时写道：“在论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问题时，作者虽无创新，但有两点更明确的侧重。”[13]对我国宗教理论的升华做出了贡献。龚学增主编的《宗教问题研究》又是涉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关论题的一部著作。该书主要分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据、涵义、政治基础以及解决矛盾的过程等内容。作者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宗教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协调一致。虽然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双方互相适合、互相配合的内容，但不是对等的相互适合，而是有主次之分，主要是指宗教要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14]，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要适合宗教。其观点纠正了以往宗教理论研究中“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双向适应”的观点，突破性地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单向适应过程的宗教政策，对以后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提出了新的内容。

王作安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15]一书是打开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大门的一部巨著。作者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提出、理论和实践依据、基本内涵、主要途径等相关内容。书中写道：“积极引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项新的事业，实践基础还不厚实，理论研究刚刚开始。”[16]但该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曰生在评价《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一书时写道:“对‘引导相适应’‘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阐释也都有新意。这些界定既提高了该书的理论深度，也有助于读者把握全书的主线和基本内容、基本观点。”[17]这些论述足于说明该书的理论意义及价值。叶小文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18]一书，作者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两个基础、两个要求、两个支持的观点。

冯今源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19]一书，系统梳理理论依据、实践基础、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对引导主体的要求，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中的宗教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王霞娟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20]一书，主要探讨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论断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政策内涵以及基本依据等内容。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也要不断地与发展中的社会相适应。[21]

另外，高崖和曹志的《论宗教的社会适应性——宗教同社会主义相协调辨析》[22]一文又从理论层面解读宗教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认为宗教必须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要积极引导信教群众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彭耀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断想》[23]一文，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双向的适应过程。段启明的《试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内涵》[24]一文，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基本要求是在政治上要引导一切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的观点。

牟钟鉴的《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思考》[25]一文，提出了要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要提高管理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素质，完善宗教法规，推动宗教改革，加强管理干部、宗教理论学者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合作。互相尊重，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和宪法尊严的观点。杨菲蓉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6]一文，认为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结论，对社会主义宗教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卓新平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创新》[27]一文，作者以梳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阐述理论的不断创新、充实和完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陈凤林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形成与创新发展》[28]一文，认为十八大以来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阐述，明确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标，指明了引导相适应的基本途径和任务，回答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及路径等基本问题。在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标志着引导相适应理论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宗教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宗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不断完善的民族宗教政策。因此，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动态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宗教中国化视角下的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伊始，多数学者通过历史学角度分析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和教义传承，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组织和依法管理藏传佛教寺院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化，具体如下：

1991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相关命题，要求宗教界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随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线的理论研究的发展，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李德成的《藏传佛教史研究·当代卷》[29]一书，以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为切入点，与社会相适应的典型案例为主要依据，系统梳理了从解放初期开始，藏传佛教如何与当代社会调适的过程，主要梳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以及佛教界的利国利民行动等，较全面地分析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相关内容，对藏传佛教与社会关系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另外，成岩的《阿坝地区藏传佛教的新气象——兼析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问题》[30]是最早涉及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的一篇论文。文章以四川阿坝地区藏传佛教为例，与实际调研相结合，梳理和分析了藏传佛教的以寺养寺；寺院聘请法律顾问，以法治寺；反对偷盗维护社会治安；支持地方教育事业；开展防病治病，关心群众健康；组织防火护林，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等方式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典型案例。

杨健吾的《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探讨》[31]，文中作者认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是在不放弃藏传佛教自身的特点和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保持二者基本特点的基础之上求同存异的最佳配合。林俊华的《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探讨》[32]一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现实性、基本要求等内容。周毓华的《试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3]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只有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和引导等方针政策，才能使藏传佛教与当代社会调适的学术观点。

昂巴的《西部大开发中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分析》[34]一文中作者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仍然存在制约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因此,加强政策引导与宗教的自我调整相结合，调动藏传佛教积极功能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徐绍强的《尊重团结依法管理——关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35]，文中作者强调了“引导”只是外因，主动和自愿接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管理是藏传佛教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内因和决定因素。

华锐·东智的《如何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6]一文，提出了改进宗教法律法规和积极引导为方式的学术观点。普日哇等人的《塔尔寺典型模式研究报告——兼析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7]，以青海塔尔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做法、经验以及人文资源与现实基础，分析了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内容与基本策略。

杜永彬的《论当代藏传佛教的发展路向》[38]一文，通过简述当代藏传佛教发展的历程，总结治理藏传佛教的特点，最后提出了藏传佛教从世俗化、现代化、人间宗教、道德宗教的发展。沈桂萍的《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考察》[39]一文，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分析藏传佛教从1959年民主改革、爱国主义教育、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等发展经历，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逐渐确立和发展了以寺庙管理由堪布管理向民主管理发展、以寺养寺的经济制度。

胡岩的《坚持政教分离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40]，以西藏藏传佛教发展为切入点，总结当前藏传佛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若干对策与建议。豆格才让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藏传佛教发展的正道》[41]文，阐释了坚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是藏传佛教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藏传佛教肩负的历史责任，这既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符合藏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僧尼和信众的利益和要求。狄鸿旭的《自然适应还是因势利导——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分析》[42]，作者认为藏传佛教与信众生活适应、世俗化与市场经济适应、法制化与宗教事务管理适应，做到对藏传佛教事务有效引导，牢牢掌握对藏传佛教工作的主动权。陈玮的《新形势下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考》[43]一文中认为做好藏传佛教工作必须要加强藏传佛教爱国力量建设、提高藏传佛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以及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以上研究成果均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关内容为切入点，较全面地分析了内涵及发展趋势等，对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与理论依据。

四、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从双向适应过程发展为单向适应过程，为我国宗教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动态的适应过程。我国宗教理论的发展对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阶段，研究藏传佛教的成果较多，大多侧重于寺院组织结构的产生、内部管理以及寺院制度变迁内容，对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创造了研究基础，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未能与我国宗教理论同步，特别是无法同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框架，导致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的内容处于“同质化”，缺少创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内容丰富的研究主题，拓宽其研究视角和方法，既有利于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我国宗教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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