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其突出表现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1]34对于其危害，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2]113因此，必须坚决抵制、批判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实质上，历史虚无主义是以虚无主义历史观来认识、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论体系，对其彻底地批判要求对其哲学基础进行彻底批判。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由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共同构成。为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即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实质以及隐藏在“价值中立”原则其后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诉求，是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立论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一、历史观批判：基于社会意识本体的唯心史观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结合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叙事风格层面出现了隐性特征的转向，主要表现为：学术化趋势、大众文化式表达、借助网络自媒体发酵等等。历史虚无主义利用民众在新时代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知识储备的有限性，同时运用这些迷惑性、渗透性的手段抛出种种观点，如“两个30年相互否定论”“英雄无用论”等，以此对民众的历史记忆进行篡改，从而达到“虚化”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目的。

“两个30年相互否定论”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将“虚无”对象集中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后，对历史事件发声的典型观点。具体包括：其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政策和成就来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政策和成就。比如有人认为，正是当时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方向出现了偏差，缺少了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蓄力”，导致当时思想认识上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并且假设当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没有改造私有制，现如今就不必重新发展多种所有制，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是走了“弯路”。其二，以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问题来质疑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如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阶层分化、剥削、腐败现象都是改革开放后引入资本产生的恶果，改革开放后越改越偏离邓小平所谓的社会主义本质，实际上已另寻他路。

以上言论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自由”“艺术加工”的名号所抛出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言论虽是从不同视角、对不同时代的历史做出的理解，但都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理论的缩影，内在地蕴含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并且以这“三个否定”为核心，历史虚无主义在哲学上也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作为其“万变”的理论支撑。

就历史观而言，历史虚无主义的相关言论反映出何种历史观呢？众所周知，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通过上述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弯路论”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未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后，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鼓励多种所有制发展的必然性进行具体分析，便简单抛出反向假设。这种观点隐藏的逻辑在于：既然历史发展并非必然如此，那么历史便可以从假设某个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各式推论，从而得出有别于历史既定事实的结论或评价。反之，若承认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其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便不会简单地以“现象—结论”式认识路径归咎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一历史抉择上，而会在坚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这样看来，历史虚无主义的假设论背后所持的历史观是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历史无规律论。

进一步地来看，历史无规律论是具有前提性假设的，即承认历史进程的生成与发展在于人的精神、意识、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与自然事物发展具有纯客观性不同，社会历史进程由于人作为主体参与其中，使得历史呈现为众多主体意志观念的合力。然而，不同的历史主体其意识观念有差异性、无因果性，从而合力结果也就难以复现。于是，历史事件也就具有不可重复性和偶然性，从而无法形成历史规律。正如文德尔班认为，“历史是有个人特征的人物的王国，是本身有价值而又不可能重演的个别事件的王国。”[3]23正因如此，历史无规律论及其本体论前提就站到承认人的意志观念第一性这一边。

综上所述，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为：人的精神、意识、观念决定历史活动和过程，众多意志合力的结果呈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无规律性，进而只能通过历史细节来了解历史。与之相应，研究便可以依据某些“新史料”对已有的历史结论证伪，从而假设另一种历史。显然，根据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区别（是否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以社会意识本体论为理论原点，从而构建起“社会意识本体论—历史偶然论—历史假设论”的理论框架。对于唯心史观，列宁曾明确指出其本体论上的缺陷，即它“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4]425可见，唯心史观在“何为历史本体”这一问题上尚未认识到社会历史更为本质的层面，因此无法接触到历史的真正本质与规律。

而对于如何来看待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这一问题，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它认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5]533在这里，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进程是人们之间物质联系的更迭发展过程外化的结果。具体来说，这种联系由人的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实质上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关系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人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这意味着，历史的本质是人变革的实践活动，而并非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唯物史观在唯心史观奉为理论原点的“历史本质”背后找到了更为根本的存在。基于对历史本质的揭示，马克思继而发现了隐藏在无数历史细节背后的历史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一规律以社会存在的基本结构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来揭示历史进程，而人作为历史主体则以人的需要驱动力的形式参与到历史的生成中来，呈现出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现实地看，当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脱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的论域，仍然体现着历史规律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论仍是有效解释历史进程的哲学武器。这样来看，唯物史观以对历史本质与规律的揭示完成了对唯心史观的超越，彻底暴露了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理论原点的非科学性，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理论陷阱的有力回击。

二、方法论批判：“感性直观—结论”式的形而上学方法论

哲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统一性，这也就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有套与之匹配的方法论。那么历史虚无主义是以何种方式来看待、解释世界呢？回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改革开放“弯路论”“变质论”来看，一方面，他们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象的“私有制”与改革开放后作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私有制”等同，直接抽离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这一前提。这种剥离了具体时空语境的历史事件认识方法，实际上是将具有多重历史设定的事件之间进行对比，简化成了两个孤立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对比，甚至是概念对比，以此抹除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质言之，这种观点反映了历史虚无主义方法论的孤立性、片面性与静止性缺陷。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也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历史人物。他们依据“资料援引”对民族英雄的壮烈事迹存疑，进而全盘否定其英雄功绩，诸如狼牙山五壮士、雷锋、邱少云等英雄都遭到矮化、丑化。就研究方法来说，这些观点的论证依据，即援引的“历史资料”考察方法是否科学首先就值得“再考证”。进一步地来看，这些观点既无视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空情景和时代限制，又忽视了历史人物存在多面性这一客观事实，没有考虑到运用这种不完全归纳法所得到的考证材料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人物的本质，而是仅仅依据在手的考证材料便随意得出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历史虚无主义考察历史的方式是以历史现象与历史本质同一为前提的。它们将任意的感性材料作为可靠依据，孤立、片面、静止地研究历史。这种混淆现象与本质，模糊主流与支流，割裂主观认知与客观存在的方法论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历史虚无主义持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其缺陷是一目了然的，即无法保证认识的科学性。

其一，随意选择感性材料进行的研究容易陷入历史假象，这些研究也会被轻易证伪。如改革开放“变质论”中将腐败现象作为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性质走向资本主义的例证。实际上，只要联系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就会发现，持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事实上是反对无节制的享受并限制贪欲的，这样这一质疑便不攻自破了。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细节的“考证”并非全为真，那么以之为基础的结论也就难以保真。诚如列宁所言，“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4]578

其二，在形而上学方法论指导下的历史考据学得到的感性材料也不可靠。历史考据学是历史研究的常用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决定了历史研究以某一历史细节作为切入口进行史料考据与整理。经过去伪存真的考据过程，史料为真这一前提可以确定。然而基于这样考据史料的研究结果仍然不可靠。究其原因在于，形而上学指导下的考据学仍然是“感性直观—结论”式的研究。也就是说，即便论据为真，作为考据对象的历史细节依然为感性直观，其是否可靠取决于它能否融入历史长河而不与其他既定事实存在冲突；能否反映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本质或发展趋势，从而对填补历史、理解现实具有价值，毕竟人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握历史趋势与规律。然而这些问题对于囿于不完全归纳法且没有经过“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过程的孤立历史细节来说是难以解决的。

其三，形而上学方法论也是历史虚无主义陷入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正是基于孤立片面的现象和“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4]560的认识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对于社会历史本源的把握和理解必然也无法达到最为本质层面，至多只能看到“历史是人精神活动的外化”这一层次，那么在它那里“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6]283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历史呢？这便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其一，唯物辩证法认为感性材料得到的认识仅是第一步。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7]401也就是说，在掌握感性材料之上，还要经由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和由表及里的过程，才能得到对历史事物本质的认识，其后经过再实践的验证后，才可以说得到可靠的理性认识。其二，唯物辩证法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区别现象与本质，还要分清历史主流与支流，防止陷入无畏的、对细枝末节的争论中而忽略了对历史本质的揭示。只有在掌握本质的基础上，研究才有价值，也才能做出不偏不倚的客观判断。其三，唯物辩证法认为分析历史人物应运用阶级分析法。历史活动中的人是现实的人，即“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3基于此，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透过他的政治思想行动找出隐藏在其后的物质利益、阶级属性等因素，从而为评价人物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准备。

综上所述，唯物辩证法回答了获得可靠认识的方式以及分清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的方法论意义，超越了历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固有缺陷，破除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陷阱。

三、价值立场批判：价值中立掩面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诉求

历史价值观是对历史“应该是怎样”的回答。在同一理论体系中，它与历史观、方法论具有一致性，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就价值观来说，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研究的原则在于保持“价值中立”。具体来说，它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掺杂了历史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而缺乏客观性，这些历史记录并非能够反映历史的真正面貌，甚至会受到政治干预而有美化或掩藏的嫌疑，因此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通过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考据和编撰来还原历史真相，从而正本清源，让民众了解真实存在的历史。以这一价值原则为指导，历史虚无主义认为，诸如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改革开放等历史抉择如若选择了“另一种可能”，那么就能够避免当今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对于历史人物，如通过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作风的“考证”，加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不应评价其“功绩第一位”，还有些许“英雄无用”。

事实上，在“价值中立”原则指导下，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英雄无用”等论调，非但不是“价值中立”，反而是一种带有价值立场的价值判断。其一，这些论调存在一个价值预设，即但凡偏离历史抉择及人物“理想型”便是恶。那么何谓“理想型”呢？实际上，这是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去语境”将现实的个人抽象而得出的“大写的人”，并以这个先验的神秘化的“人”作为评判历史的出发点。正是由于这一价值预设的存在，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不攻自破。其二，这些论调还存在一个悖论，即它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非客观性，亟待“重新研究”“重新评价”。而这些研究又是与它基于相同的历史考证法来进行逻辑分析的，那么它在质疑他人的同时，如何能够保证自身研究的客观性呢？对此，历史虚无主义除了空喊“价值中立”口号之外再没能有更多的解释。其三，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所持的社会意识本体论恰好证伪了其“价值中立”原则的合法性。具体来说，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原子式”个人的思想、意志、观念决定的。这意味着历史的生成是人的精神活动外化而塑造的过程，其中价值观是人的思想、观念、意志的组成部分。同时，历史地看，历史研究属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社会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生活，因而当下的历史研究也将成为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研究是由“原子式”个人的思想、观念、意志决定的，这样就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中立”初衷明显相悖。

可以说，这些价值预设和逻辑悖论使得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难以自圆其说。同时也说明了，在历史虚无主义“价值中立”的面具下还有其“真实”的价值观与立场等待揭示。这便要回到它的具体观点中继续辨析，通过对其价值观点的剖析来透视这一理论到底是“为了谁”。在“英雄无用”论中，“直线、片面”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将历史人物的种种规定性抽离后，历史虚无主义以是否符合先验之“人”的“普遍价值”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尺，致使以此为出发点的“人性论”不仅是唯心史观范围的认识，还是抽象的人性论。而基于抽象人性论演绎出的所谓“普遍价值”，包括“自由”“平等”“人权”等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价值观念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中，反封建、反神学的历史产物，有明确的阶级归属。那么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历史虚无主义体系，便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而且是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思潮。基于资产阶级价值立场，历史虚无主义在选择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种种意图便能得到明晰的理解，包括聚焦于近现代历史的解构、真假难辨的考证、乱象丛生的恶搞，都是为了拆解权威，颠倒荣辱，消解主导意识形态，使民众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之中无处可栖，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促动我国改旗易帜。正如习近平所说，“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2]113

也正因为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是简单的学术研究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对于政治原则问题，“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1]27-28而马克思主义是同历史虚无主义展开舆论斗争的关键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历史观、方法论上对历史虚无主义所有超越，而且在价值观及价值立场上也占据着道义制高点。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类的解放离不开一个带着锁链的无产阶级。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如若不能解放全人类便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便统一起来，这显然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根本不同。而且人民立场加之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构成了对社会历史评价的标准，即历史事件和人物符合社会历史前进的趋势或方向以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即为善，将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结合起来，力求科学地评价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立场是其哲学基础的三个方面，彼此渗透和相互关联，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三种类型，将其历史观、方法论与价值立场割裂，只会淡化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忘记“灭人治国，必先去其史”的历史教训。只有对其“常新”进行“常批”，才能有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为制度、舆论等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遏抑路径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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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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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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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玥,陈锡喜.历史虚无主义三重理论基础批判[J].思想教育研究,2020(04):1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