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类胰岛素一号生长因子(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血清和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98例NSCLC纳入观察组,同时收集肺部良性病变40例纳入对照组。统计两组血清及肺癌组织中IGF-1、IGFBP-3表达。结果 观察组血清IGF-1水平高于对照组,IGFBP-3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局部侵犯有关,P<0.05。观察组IGF-1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对照组,IGFBP-3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IGF-1、IGFBP-3阳性表达率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局部侵犯有关,P<0.05。血清IGF-1诊断NSCLC AUC为0.733,灵敏度55.5%,特异度91.2%,最佳截断值150.26μg/L;血清IGFBP-3诊断NSCLC AUC为0.799,灵敏度63.6%,特异度78.6%,最佳截断值1413.54μg/L。结论 NSCLC患者血清IGF-1、IGFBP-3主要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及局部侵犯存在关系,且血清IGF-1、IGFBP-3水平可作为NSCLC辅助诊断手段。
肺癌为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发病率均最高。2020年全球范围内大约180万例死亡原因为肺癌[1]。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存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环境污染、吸烟等也可引起肺癌疾病发生率增加[2]。依据生物特性、预后等,常将肺癌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 SCLC),NSCLC占比达到80%,包括非鳞癌和鳞癌[3]。因早期症状不明显,大部分患者确诊后便处于中晚期。由此,对于NSCLC,早诊断、早治疗尤为重要。类胰岛素一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为IGFS中关键成分之一,研究称,多种肿瘤疾病中IGF-1表达均存在异常上调的现象[4]。本次研究主要探讨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3,IGFBP-3)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和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内容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5月在本院就诊的NSCLC患者98例纳入观察组,纳入标准:①均符合NSCLC疾病的诊断标准,且均经过临床、影像学技术及病理学检查;②根据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IASLC)发布的第8版国际TNM分期标准;④既往均无免疫抑制剂治疗史、放射治疗史及化疗治疗史等;⑤入院资料均完整;⑥预计患者生存时间≥3个月;⑦体力状况ECOG评分<3分者;⑧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⑨转移型肺癌者;⑩合并其他代谢类疾病。同时期收集肺部良性病变患者40例纳入对照组。对照组: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35~77岁,平均(62.6±5.7)岁,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18~27 kg/m2,平均(22.6±4.3)kg/m2;观察组:男性53例,女性45例,年龄35~77岁,平均(62.4±5.5)岁,BMI 18~27 kg/m2,平均(22.8±4.1)kg/m2。两组一般资料比较,P>0.05。
1.2 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
通过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信息,如性别、年龄、病理类型、部位、肿瘤最大径、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是否转移等。
(2)采集血清:
入院第2天,采集患者空腹状态下静脉血4 ml, 静置30 min, 离心,获取上层血清,置于-80 ℃保存。
(3)标本采集:
观察组均进行肺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术,手术治疗后,获取肿瘤组织,予以40 g/L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对照组距离病变位置至少5 cm处获取正常肺组织,石蜡切片。
(4)血清IGF-1、IGFBP-3水平检测:
手术治疗前,均采用化学放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5)肺组织内IGF-1、IGFBP-3阳性表达检测: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具体操作步骤严格遵循说明书进行。在高温、高压下,予以适量枸橼酸盐溶液进行抗原修复处理,再予以适量DAB溶液显色,NSCLC阳性照片作为对照,将PBS溶液作为阴性对照,观察染色情况,若颜色呈现为深棕色、棕色表示阳性,再随机选取高倍镜下5个视野,每个视野下细胞数目需要达到100个及以上,阳性细胞数≥10%表示阳性,否则为阴性。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5.0软件中,计量资料通过t值检验,通过进行,计数资料通过χ2对结果获取,ROC曲线分析血清IGF-1、IGFBP-3水平用于NSCLC诊断效能,当P<0.05表明存在显著性差异。
2、结果
2.1 血清IGF-1、IGFBP-3水平
观察组血清IGF-1水平高于对照组,观察组IGFBP-3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血清IGF-1、IGFBP-3水平比较
2.2 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NSCL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年龄、性别、部位、病理类型、肿瘤最大径、分化程度无关,P>0.05,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局部侵犯有关,P<0.05。见表2。
2.3 两组IGF-1、IGFBP-3阳性表达情况
观察组IGF-1阳性表达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IGFBP-3阳性表达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肺癌组织内IGF-1、IGFBP-3阳性表达率与NSCL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肺癌组织内IGF-1、IGFBP-3阳性表达率与年龄、性别、部位、病理类型、肿瘤最大径、分化程度无关,P>0.05,IGF-1、IGFBP-3阳性表达率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局部侵犯有关,P<0.05。见表4。
2.5 ROC曲线分析血清IGF-1、IGFBP-3水平对NSCLC的诊断效能
血清IGF-1诊断NSCLC曲线下面积(AUC)为0.733,灵敏度为55.5%,特异度为91.2%,最佳截断值150.26 μg/L;血清IGFBP-3诊断NSCLC AUC为0.799,灵敏度为63.6%,特异度为78.6%,最佳截断值1413.54 μg/L。见图1。
表2 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NSCL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表3 IGF-1、IGFBP-3阳性表达情况(例,%)
3、讨论
肺癌主要特征为清晰、转移,此类患者疗效以及预后均较差[5]。近年来,医疗技术不断更新,各种新型化疗药物不断被合成并应用,但并没有显著提高肺癌患者生存率,且5年生存率仅仅为15%[6]。但大部分人群对肺癌疾病的认知程度较低,且因医疗资源的欠缺,大部分患者无法及时确诊,使得就诊确诊后处于中晚期阶段,从而错失最佳手术治疗时机,但手术疗效欠佳,术后患者5年生存率低于50%[7]。由此,积极改善NSCLC患者预后尤为重要。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IGF-1表达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局部侵犯存在关系,且在TNM分期为Ⅲ~Ⅳ期、存在淋巴结转移及局部侵犯为T3~T4患者中表达水平更高,表明IGF-1表达水平可能与NSCLC转移、侵袭存在关系。IGF-1主要来源于肝脏,属于一类内源生长因子,主要作用为修复、保护受损细胞DNA,IGF-1还可通过多种炎性因子,进而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IGF-1还可促进新生血管生成的作用,提高肿瘤细胞侵袭水平[8]。研究报道[9],IGF-1与多种肿瘤疾病进展存在关系,肿瘤细胞生长的关键与促细胞生长功能紊乱存在关系。又如Ding等的研究称[10],NSCLC患者血清IGF-1水平明显较正常人群高,且局部侵犯、TNM分期及淋巴结转等均可对血清IGF-1水平产生影响,与本次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IGFBP-3在NSCLC肺癌组织中表现为弱阳性、阴性,但在肺部良性病变组织内表现为阳性,且TNM分期为Ⅲ~Ⅳ期、存在淋巴结转移及局部侵犯为T3~T4患者中表达更高。IGF-1常与IGFBP-3蛋白结合,IGFBP-3蛋白可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抗凋亡能力发挥抑制作用,还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11]。研究称[12],IGFBP-3水平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水平之间呈负相关,VEGF高表达可促进肿瘤进展,此研究表示IGFBP-3可通过VEGF发挥作用,改变血管生长,最终控制肿瘤进展。因此,IGFBP-3在血清及组织内表达均较低。
表4 肺癌组织内IGF-1、IGFBP-3阳性表达与NSCL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例
图1 ROC曲线分析血清IGF-1、IGFBP-3水平对NSCLC的诊断效能
综上所述,NSCLC患者血清IGF-1、IGFBP-3主要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及局部侵犯存在关系,且血清IGF-1、IGFBP-3水平可作为NSCLC辅助诊断手段。本次研究结果存在一些不足,因条件受到限制,纳入的样本例数较少,虽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得到较高的精准性,但是此项研究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本研究仅仅纳入本地区人员,无法纳入全国范围内人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次研究结果在其他人群中的适应性,期待后续研究弥补本研究不足,提高研究结果准确性。
文章来源:李冯洋,赵兵,饶钟鸣.IGF-1、IGFBP-3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J].实用癌症杂志,2024,39(03):37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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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一直以来都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的癌症[1],其中以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为主[2]。随着癌症精准治疗开展[3]及放、化疗手段提高,NSCLC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阶段相较其他癌症,肺癌仍具有高转移率及易侵袭的特点,因此,寻找具有指导意义的NSCLC调控因子是提高肺癌治疗水平的关键。
2024-04-26肺癌已成为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肺癌的85%[1]。大多数NSCLC患者确诊时处于晚期,治疗难度较大,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探讨NSCLC的发病机制,寻找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和新的治疗靶点[2]。环状RNA(circularRNAs,circRNAs)与人类癌症的发展密切相关[3]。circAGFG1被证明在NSCLC等许多恶性肿瘤中发挥促癌作用[4]。
2024-04-22肺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1],在诸多癌症中死亡率居于首位[2],目前临床上总体疗效欠佳,患者生存率较低且预后大多不良,因而是亟需攻克的难题。目前,中医将“瘀毒互结”视为肺癌最重要的致病特点之一[3]。中医理论认为“百病皆瘀”“久病多瘀”“瘀阻气血”,肺癌的产生与瘀血关系密切,瘀血是导致恶性肿瘤产生的重要因素[4]。临床已证实,中医药治疗是安全有效的肺癌治疗方法之一[5]。
2024-04-19肺癌是一种恶性肿瘤,主要由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组成,其中肺腺癌可占非小细胞肺癌总数的50%以上[1,2]。川楝素(toosendanin, TSN)是从传统中药苦楝子和川楝皮中提取出的一种萜类化合物,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川楝素具有驱虫、抗炎镇痛、抗肉毒素等作用,且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促进细胞凋亡,从而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3,4]。
2024-04-15目的 探讨老年肺癌住院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形成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防治DVT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78例老年肺癌患者临床资料,依据DVT发生情况分为DVT组与非DVT组。收集2组基础资料,先行单因素分析,待获得有统计学差异的数据后再行Logistic回归分析,获得影响老年肺癌住院患者DVT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78例老年肺癌患者共18例发生DVT,发生率为23.08%(18/78)。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肿瘤分期、糖尿病、手术方式、辅助化疗与老年肺癌住院患者DVT形成相关,差异有统
2024-04-15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是男性死亡的第一因素和女性死亡的第二因素[1]。在我国,根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每年肺癌新发约82.81万例,死亡约65.70万例,新发及死亡人数均居恶性肿瘤之首[2]。肺癌发现后一般已处于中晚期,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使得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极低,仅为4%~17%[3]。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更好的中晚期肺癌治疗方法。
2024-04-12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为肺癌常见类型,早期多无典型症状,若未得到及时诊治,则会发生胸内播散或远处转移,增加临床治疗难度[1,2]。手术为治疗早期NSCLC首选方案,能够切除肿瘤组织,阻断肿瘤进展,从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高远期生存率[3,4]。
2024-04-12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早期诊断对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要[1]。肺癌的诊断常用手段包括影像学技术,如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等[2]。这些影像学技术可以提供有关肿瘤位置、大小和形态的详细信息,有助于医生确定肿瘤的性质和分期。另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利用肿瘤标志物来进行肺癌的筛查和诊断[3]。
2024-04-12肺癌是临床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占所有新发癌症病例11.6%和所有癌症相关死亡的19.8%,其发生率和致死率均居各种肿瘤首位[1]。肺癌有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两大类,其中NSCLC约占全部肺癌的85%[2]。NSCLC又可分为鳞癌、腺癌、腺鳞癌及大细胞癌等其他组织类型癌症。目前,临床上多采用手术、放疗及化疗治疗方法治疗肺癌。
2024-04-11肺癌是起源于肺部支气管黏膜或腺体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增长快,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1]。肺癌具有生长快,转移早,易复发的特点[2]。根据肿瘤细胞的形态可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SCLC)。肺癌临床治疗方式以化疗、放疗、手术为主,手术费用昂贵;放化疗毒副作用大,易耐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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