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孕早期体质指数(BMI)和血红蛋白(Hb)水平对孕中期血糖的影响,为妊娠期糖尿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天津市妇幼卫生信息系统,收集2009—2010年在天津市和平区第1次产检(孕13周之前)的1 819名单胎妊娠孕妇的孕期基本信息、检查结果(Hb水平和BMI)和孕中期(孕24~28周)口服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CT)检测结果。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t检验和χ2检检。孕中期血糖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1 819名孕妇孕早期Hb平均水平为(132.0±11.0)g/L,Hb>150 g/L者占4.5%,超重和肥胖者分别占18.0%和5.8%,孕中期高血糖,即GCT≥7.8 mmol/L者占16.7%。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孕早期Hb>150 g/L者发生孕中期高血糖的风险是孕早期Hb≤150 g/L者的1.977倍(OR=1.977,95%CI:1.181~3.310)。孕早期超重、肥胖者发生孕中期高血糖的风险分别是BMI正常者的1.794倍(OR=1.794,95%CI:1.316~2.446)、3.220倍(OR=3.220,95%CI:2.033~5.099)。与孕早期非肥胖且Hb≤150g/L者相比,孕早期Hb>150 g/L使肥胖增加高血糖的风险由2.460倍(95%CI:1.520~3.982)升高到11.414倍(95%CI:3.279~39.764),交互作用归因比(AP)为0.737(95%CI:0.415~1.059),交互作用指数(S)为5.188(95%CI:1.293~20.817),均有统计学意义,二者对于高血糖的发生具有相加交互作用。结论 孕早期超重、肥胖和高水平Hb是孕中期高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升高的Hb会加重肥胖引发孕中期高血糖风险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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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指孕前葡萄糖水平正常,妊娠期首次发生或发现的糖代谢异常[1]。GDM使孕妇产后患糖尿病风险增加6.43倍[2],新生儿巨大儿发生率达25.42%[3]。2008—2011年,我国GDM发病率已高达24.5%[4]。确定GDM的危险因素,有效筛选高危人群,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超重、肥胖可使GDM风险增加2.37倍、5.88倍[5]。血红蛋白(hemoglobin,Hb)是携带运输氧的含铁蛋白,是孕早期用于评估孕妇身体状况的血常规检测指标之一[6]。研究表明,孕期高Hb水平可能是妊娠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或病因[7,8]。Wang等[9]认为,相对于正常Hb(110~129 g/L)水平,孕妇Hb≥150 g/L可增加GDM的发病风险。但当前针对Hb与GDM关联的研究仍然很少。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lucose challenge test,GCT)具有安全、简便的特点且能确诊约为1/5的GDM[10],天津市GDM筛查在孕24~28周先行GCT,GCT≥7.8mmol/L者再行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确诊[11]。本研究利用天津市妇幼卫生信息系统资料,探讨孕早期BMI和Hb与GCT血糖水平的关联性,为早期发现GDM高危人群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利用天津市妇幼卫生信息系统,选取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于和平区进行第1次产检(孕13周之前)、具有完整检查结果的单胎妊娠孕妇为研究对象,排除孕前糖尿病者、使用降糖药物者,共纳入研究对象1 819例,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从电子信息系统导出孕妇的基本信息(出生日期、末次月经、民族、受教育程度、产次、身高和吸烟等),第1次产检(孕13周之前)相关检查结果(体重、孕周、血压和Hb)和孕中期(孕24~28周)GCT检测结果。孕妇孕早期抽取空腹静脉血2 ml,采用SysmexXE-2100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日本Sysmex公司)检测Hb,于孕中期口服含50 g葡萄糖的200 ml溶液后1 h,抽取静脉血3 ml,采用TBA-120FR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东芝公司)和糖激酶法检测血糖。
1.3相关定义和诊断标准
BMI=体重(kg)/身高(m)2,按照中国成人BMI分类标准[12],BMI<18.5kg/m2为消瘦,18.5~23.9 kg/m2为正常,24.0~27.9 kg/m2为超重,≥28.0 kg/m2为肥胖。按正常成人Hb推荐的标准[13],结合临床诊断,将孕早期Hb水平分为≤150 g/L和>150 g/L。GCT结果分为<7.8 mmol/L(正常血糖组)和≥7.8 mmol/L(高血糖组)[11]。吸烟定义为连续或累积吸烟6个月以上[14]。为探究Hb水平和肥胖对GCT血糖水平的联合影响,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非肥胖(BMI<28.0 kg/m2)且Hb≤150 g/L、非肥胖(BMI<28.0 kg/m2)且Hb>150 g/L、肥胖(BMI≥28.0 kg/m2)且Hb≤150 g/L、肥胖(BMI≥28.0 kg/m2)且Hb>150 g/L。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构成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孕早期Hb水平和BMI对于孕中期高血糖发生风险的影响。
通过相加交互作用模型分析孕早期Hb和肥胖对孕中期高血糖发生风险的联合影响。以BMI<28.0 kg/m2且Hb≤150 g/L作为参照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计算其他3组对高血糖发生风险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并计算参数估计值和协方差矩阵,将后两者输入Andersson[15]等编制的Excel计算表中,计算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relative excess risk of interaction,RERI)、交互作用归因比(attributable proportion of interaction,AP)和交互作用指数(synergy index,S)及其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用以评价二者是否存在相加交互作用,若它们的95%CI,RERI不包括0或AP不包括0或S不包括1,则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赋值见表1。检验水准α=0.05。
表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2、结果
2.1基本情况
1 819名单胎妊娠妇女孕早期产检的平均年龄为(28.5±2.8)岁,孕周为(10.64±1.53)周,身高为(163.3±4.8)cm,汉族占96.2%(1 750/1 819),初产妇占98.8%(1 797/1 819),受教育程度>12年占85.9%(1 562/1 819),吸烟占1.5%(28/1 819)。孕早期平均BMI为(22.1±3.3)kg/m2,其中消瘦占10.6%(193/1 819),正常占65.6%(1 194/1 819),超重占18.0%(327/1 819),肥胖占5.8%(105/1 819)。孕早期Hb平均水平为(132.0±11.0)g/L,其中Hb>150 g/L占4.5%(81/1819)。GCT平均水平为(6.40±1.49)mmol/L,GCT>7.8 mmol/L占16.7%(304/1 819)。
2.2不同GCT血糖水平孕妇孕早期基本情况比较
两组孕妇的民族、产次、受教育程度、吸烟、身高和第1次产检时孕周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糖组孕妇第1次产检时年龄、体重、BMI、Hb水平、超重比例、肥胖比例、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均高于正常血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不同GCT血糖水平孕妇孕早期基本情况比较
2.3孕早期Hb水平和BMI对GCT血糖水平的单独影响
以GCT血糖水平作为因变量(0=GCT<7.8mmol/L,1=GCT≥7.8 mmol/L),分别分析孕早期Hb水平和BMI对GCT血糖水平升高的影响。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早期Hb>150 g/L是孕中期高血糖发生的危险因素(OR=2.056,95%CI:1.248~3.389);孕早期超重、肥胖是孕中期高血糖发生的危险因素[OR值(95%CI)分别为1.836(95%CI:1.359~2.481)和3.325(95%CI:2.164~5.107)],消瘦是其保护因素(OR=0.458,95%CI:0.260~0.808)。
将与GCT血糖相关的变量(年龄、收缩压和舒张压)作为混杂因素调整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早期Hb>150 g/L(OR=1.977,95%CI:1.181~3.310)、超重(OR=1.794,95%CI:1.316~2.446)、肥胖(OR=3.220,95%CI:2.033~5.099)和消瘦(OR=0.458,95%CI:0.273~0.859)是孕中期高血糖的影响因素,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孕早期肥胖和Hb水平对于GCT血糖水平的联合影响
调整了可能的混杂因素后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BMI<28.0 kg/m2且Hb>150 g/L组、BMI≥28.0 kg/m2且Hb≤150 g/L组和BMI≥28.0 kg/m2且Hb>150 g/L组发生孕中期高血糖的风险是BMI<28.0 kg/m2且Hb≤150 g/L组的1.548倍(95%CI:0.850~2.818)、2.460倍(95%CI:1.520~3.982)和11.414倍(95%CI:3.279~39.764)。
单因素分析的RERI为7.922(95%CI:-5.499~21.344)、AP为0.713(95%CI:0.853~1.073)、S为4.619(95%CI:1.109~19.233)。多因素分析的RERI为8.408(95%CI:-5.521~22.338)、AP为0.737(95%CI:0.415~1.059)、S为5.188(95%CI:1.293~20.817)。结果表明,肥胖与高Hb水平对孕中期高血糖的发生存在相加交互作用。
表3孕早期Hb水平和BMI对GCT血糖水平的单独影响
2.5孕早期肥胖分层和Hb水平对GCT血糖水平的影响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非肥胖者中,Hb>150 g/L的高血糖风险为OR=1.551(95%CI:0.851~2.852),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肥胖者中,Hb>150g/L是高血糖发生的危险因素(OR=5.182,95%CI:1.183~22.687),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讨论
GCT相对于OGTT更为经济、安全、简便,先行GCT初筛再行OGTT确诊,是目前最常用的GDM诊断方法[10,16]。本研究采用GCT检测孕妇的孕中期血糖水平。结果显示,孕早期高水平Hb(>150 g/L)、超重和肥胖是发生孕中期高血糖的危险因素;与孕早期非肥胖且Hb≤150 g/L相比,孕早期Hb>150 g/L使肥胖增加高血糖的风险由2.460倍(95%CI:1.520~3.982)升高到11.414倍(95%CI:3.279~39.764),相加交互作用的AP值、S值均有统计学意义,即二者存在相加交互作用,孕早期Hb升高会加重肥胖引发孕中期高血糖风险的效应。
表4孕早期肥胖分层和Hb水平对GCT血糖影响的多因素分析
既往研究已证明,孕早期超重肥胖使GDM发病率增加[5],与本次结果相似。孕前有效控制体重是预防GDM的重要措施。近年来,有研究发现Hb水平是GDM的独立危险因素[17]。2002年,Lao等[18]对730例中国孕妇的研究显示,孕妇第1次产检Hb>130 g/L与GDM发病率升高有关。进一步研究得出,缺铁性贫血与非缺铁性贫血GDM发病率分别为5.3%和9.8%[19],说明较高的铁含量更易发生GDM。Hb反应了体内铁的储备能力,体内高水平Hb可能反应铁超载,而铁是一种强氧化剂,过量的铁可使胰岛细胞发生氧化应激反应,可降低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20]。此外,过量的铁可降低肌肉葡萄糖消耗,增加肝糖元合成,引起肝脏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相对分泌不足及胰岛素抵抗增加是GDM的主要病因[21],这可能解释了孕早期Hb升高引起孕中期血糖升高的现象。当前,孕妇补铁已成为常规临床指导。但高铁储备也可导致不良妊娠结局[22]。补铁要有针对性,对于非贫血孕妇,一般的饮食摄入铁发生GDM的风险较小,过量的补铁则得不偿失[23]。
Rasmussen等[24]发现,相对于孕早期BMI<19 kg/m2者,BMI>19 kg/m2者Hb水平较高,且Hb与铁的摄入呈正相关。本研究也显示肥胖者Hb水平较高。Maskarinec等[25]发现女性大量摄入红肉、加工肉类与BMI呈正相关,长期摄入较多红肉和加工肉类与10年后腰围呈正相关[26],说明超重肥胖可能与摄入较多红肉有关,而红肉中含有较多的铁,这可能解释了BMI高者有更高的Hb水平。2018年,Wang等[9]的研究显示,在孕前超重(BMI≥24 kg/m2)人群中,相对于Hb(110~129 g/L)者,Hb>150g/L者的GDM风险为2.333倍(95%CI:1.537~3.541);而孕前BMI<24 kg/m2人群中,相对于Hb(110~129 g/L)者,Hb>150 g/L者的GDM风险为1.844倍(95%CI:1.344~2.529),结果提示,超重者中Hb升高引起的GDM风险更为明显,支持本研究肥胖者中,高Hb水平具有更高孕中期高血糖风险。
本次研究的纳入对象来自城市地区,在结果外推时有一定限制。此外,研究中未收集对孕期血糖影响较大的因素如饮食、运动等,无法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偏倚。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早期超重肥胖和高水平Hb是孕中期高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且肥胖和高水平Hb存在相加交互作用,两者同时存在时会明显增高孕期血糖异常的风险,建议对此类人群及早指导干预。血常规检查简单,且经济可行,以Hb水平联合其他影响因素能更好地筛查高危人群,降低GDM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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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8170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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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生殖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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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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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刊号:11-464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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