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恩格斯的贡献。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本文拟梳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一、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蒙者与领路人

1844年《德法年鉴》发表了恩格斯早期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恩格斯在《大纲》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考察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对其提出批判。恩格斯在《大纲》中所应用的方法以及部分观点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对《资本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后来称《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列宁也曾经说过，正是与恩格斯的交往，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可以这么说，恩格斯的《大纲》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他在该著中所提供的材料及思想资源为马克思最终完成《资本论》埋下了伏笔。

恩格斯的《大纲》先于马克思所有的经济著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马克思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概括地说，恩格斯在《大纲》里奠定了几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题。

首先，恩格斯在《大纲》中强调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处于一种持续的振荡和不均衡状态，供应需求趋于均衡是不可能的，也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1]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主题之一。

其次，恩格斯在《大纲》中对私有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为资产阶级服务，掩盖其罪恶，使其竞争与垄断均合理化，实际上是一种不敢说出真理的“私经济学”。恩格斯还指出，正是因为私有制，“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1]。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这种反常的分离消失。在这里，恩格斯已经看到了私有制导致的劳动异化。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竞争就不会终止，而竞争会进一步导致垄断，垄断则会导致中间阶层的消失，剩下的就只有贫苦的大众和富得流油的资本家。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使人们变成商品，使人们堕落。事实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私有制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人们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等价物。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石，恩格斯对它的批判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也正因如此，后面的《共产党宣言》出现了一句经典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

恩格斯在写作《大纲》时，并不是以一个资产阶级的视角去写的，也不是以一个资本主义的补瓦匠身份去写的，而是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以无产阶级视角去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恩格斯激愤地写道：“你们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从纯粹的人道出发，是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而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呢？”[1]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你们”是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一些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遮蔽问题、寻找合理性的经济政治学家。这里暂且不论恩格斯所论述的内容，但他所持的立场奠定了这篇文章的整体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1845年，恩格斯根据自己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1844）的观察以及所获的各种素材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的事实，同时指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还尝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第一次指出了现代工业所产生的阶级斗争的类型，在这些分析中包含的一些思想萌芽同样给马克思带来了一定的启发。美国历史学家、《恩格斯传》的作者亨德森(W.O.Henderson)指出：“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某些内容（比如马克思对于工作日的探讨）做比较，会发现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正是从恩格斯那里，马克思学会了如何有效利用议会委员会、民事登记局和工厂检查员搜集的证据，来真正了解工业经济。”[5]在该书中，恩格斯分析了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认为价格由生产效率和生产费用决定。他同时还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过程，认为资本家把劳动力变成商品，由工人代替资本家劳动，资本家靠工人的劳动赚取收益，也正是因为劳动力变成了商品，才使得资本家的剥削成为可能。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同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商品的生产不是按照人们所需，而是按照资本赚钱的方式去生产，这必然导致商品的积累，最终爆发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可以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与辅助者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资本论》的作者是马克思，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无私支持与辅助，《资本论》这部天才般的著作恐怕很难与世人相见。马克思曾多次向恩格斯表示感谢：“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6]“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6]恩格斯不仅为马克思无私地提供了很多物质支持，让马克思可以安心写作，还为马克思提供了许多材料和例证来支持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多次与恩格斯进行理论与写作结构的探讨。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修订了第一卷的第三版以及第四版，并且还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这使得《资本论》成为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首先，恩格斯无私地为马克思提供了物质支持。1860年左右，恩格斯的月收入约为1000英镑。60年代以后，恩格斯由于其父亲公司的股权，每年都会有20%的分红，可以说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相较之下，马克思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经常会出现家庭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回信中这么写道：“因此只好把四月底从当铺赎出来的东西又送去典当。可是，近来这种财源已经枯竭，上星期，我妻子徒然地打算把我的一些书籍卖掉。”[8]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已经贫困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在经济上的请求有求必应，而且是极其迅速地回应。也正是由于恩格斯的慷慨帮助，使得马克思可以不用更多地去考虑经济上的困难，从而更加投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恩格斯还为马克思购置了一些他所需要的资料，以至于马克思在第一版出版前对恩格斯“万分感谢”。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没有恩格斯，就没有《资本论》的顺利写成。

其次，恩格斯还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与例证。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会有一些理论缺乏强有力的材料支撑，于是便致信请教恩格斯。例如，在1862年3月6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就请教道：“你能不能把例如你们工厂里工人的各个工种（货栈中的工人除外）写给我，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数量比例？我的书需要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在机械工场里不存在像亚·斯密所描写的那种作为手工工场基础的分工。”[8]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在信中说：“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想要一个复式簿记的样本（附有解说），我在阐明魁奈医生的《经济表》时有用。”[8]1863年1月2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我在动手写我的书关于机器的一节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始终不明白……纺纱工人的动力职能表现在哪里？如果你能给我说明这一点，我就十分高兴。”[8]当然，恩格斯提供给马克思的材料和例证还有很多，这些例证和材料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有着莫大的帮助。

再次，恩格斯对《资本论》进行了理论探讨。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经常与恩格斯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地租理论、资本周转理论等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他都与恩格斯有过深刻的探讨。1867年6月17日，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价值问题”进行讨论，恩格斯认为，要像黑格尔所撰写的《哲学全书》那样，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1867年6月26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够有说服力，让马克思“预先把它排除”。1869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回马克思信的最后，补充了一段很长的关于地租的讨论，马克思在随后的回信中说：“在我还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地租论时所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中，我就已经分析了其中即使从他的（李嘉图的）观点看来也是错误的东西。”[12]可以说，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的理论上的探讨，对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最后，恩格斯对《资本论》体系进行了完善。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结构上的完善。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由恩格斯着手进行整理并编辑出版的，这也使得《资本论》体系得以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恩格斯还出版了第一卷的第三版(1883年)、英文译本(1886年)和第四版(1890年)。1867年5月，马克思把几个印章的清样寄给恩格斯，请他提些建议，恩格斯给他回信认为：“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6]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把《资本论》分为六章，这样的结构过于简单，而且小标题过少，不利于读者对《资本论》进行整体把握。随后，马克思又陆续给恩格斯寄过去一些印张。恩格斯在看完第36个印张后给马克思回信说：“但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6]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第四章结构的合理性非常欠妥，应该把题目分得更细致一些。马克思逝世后，关于《资本论》的大量手稿遗留下来，恩格斯着手整理了这些遗稿。但是，如何编辑和整理这些手稿成为一大难题，一是马克思的笔迹极其难认，二是这些手稿大都是一些片段，三是有些手稿还是存疑的。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经历来整理这些手稿。在恩格斯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之后，关于第三册的整理和编辑更加困难，因为这些手稿上留有许多空白，要补齐天才马克思的这些空白远非一般人可以做到，更何况要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意愿去写。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的编辑与出版，使《资本论》终于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诠释者与捍卫者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出版后，恩格斯写作了许多关于《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诠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对剩余价值论等理论作进一步诠释。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庸俗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攻击，恩格斯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反驳杜林、洛贝尔图斯、洛丽亚等人，有效地粉碎了他们的企图，捍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首先，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诠释。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同年的10月12日，恩格斯写了两篇书评，其中一篇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未来报》上，另一篇没有发表。在第一篇书评中，恩格斯说道：“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我们首先举出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成资本。”[15]在第二篇未被发表的书评中，恩格斯指出，《资本论》第一卷体现了马克思的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该著作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进行了认真考察，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主要研究目的，并得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这一伟大结论。[15]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把握是极其准确到位的，也没有谁会比恩格斯的诠释更深刻、更具体。之后，恩格斯又陆陆续续地为《资本论》写了大量的书评。为了使《资本论》更为广泛地被接受，恩格斯在撰写《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的过程中，也常常与马克思交流意见，从而使他的诠释更加接近马克思的原意。

其次，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捍卫。1875年左右，杜林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以杜林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中间广泛传播。恩格斯认为杜林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刻意的歪曲与篡改，于是便中断正在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为写作《反杜林论》收集材料。1877年6月到8月，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中第二章“政治经济学”，并于7月到12月在《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批评了杜林的许多错误观点，对于杜林的“价值就是价格”理论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杜林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价值与价格。杜林所宣扬的“生产费用、工资决定价值”等庸俗经济学观点，恩格斯认为完全是价值的谬论，与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其目的是企图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关于“资本”的描述，恩格斯指出：“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概念’，而是指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念甚至包含不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17]杜林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就是被人们日常叫做“资本盈利”或叫做“利润”的东西。恩格斯指出这是杜林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明显的歪曲与篡改，并引证了《资本论》的内容来进行反驳。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论”对洛贝尔图斯进行了大量的剽窃。“鲁·迈耶尔在《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18]随后，洛贝尔图斯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说，“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18]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之前对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一无所知，并且指出洛贝尔图斯自己的“剩余价值论”根本就是“概念混乱”，而且他本人的“剩余价值论”相对于亚当·斯密的“剩余价值”还有着“倒退”。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18]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就像拉瓦锡的“氧化说”一样，是对过去理论的颠覆，是经济学领域里面的一个革命性变革，比洛贝尔图斯之流的经济学高上不止一个等次。同时，针对阿基尔·洛里克等人的污蔑，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里也进行了有效的反驳。在第三卷的《价值规律与利润规律》中，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进行了论述，这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责难最有效的回应。可以说，恩格斯非常严肃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巩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力，而这个捍卫过程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的一次系统的“再论述”。

四、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者与传播者

恩格斯对“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区分，认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他在后期著作《反杜林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详细论述。恩格斯后期的相关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视角来看，也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某些空白。

首先，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方式及其一系列的基本经济特点进行了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会发生转变，商品随之消除，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也会消失。这时，人们也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前资本主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政治经济形态，以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资料是共有的，以平均分配的方式进行分配；奴隶社会则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人也变成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在封建社会，是封建主占有土地资源，农民也隶属于封建主。恩格斯同时指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国家”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产生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其作用是调节阶级矛盾，并最终会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可以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次，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资本论》第一卷刚出版的时候，恩格斯对《资本论》所写的大量书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论》的沉默态度，对《资本论》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而诠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使它“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出版，以及第二卷、第三卷的出版，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恩格斯在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同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进行激烈的辩论，同样起到了扩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影响力的效果。上述种种，说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有力的传播者。

总而言之，从《资本论》创作之前，一直到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的大半生时间都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着自己独有的贡献。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更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尽全力地帮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捍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恩格斯一直自谦为“第二提琴手”，但是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补充”。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当我们在探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革命导师恩格斯高尚无私的品质及其与马克思之间至纯至深的革命友谊，在这个意义上，缅怀恩格斯本身就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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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3,237.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11,15.

易显飞,杨景钦.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J].云梦学刊,2020,41(05):51-56+94.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19ZDA003);湖南省2019年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发展理念嵌入‘原理’课程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19JG282);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名师工作室’专项”(19GG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