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李琳、刘莹(2014)指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之间或同一区域内各经济组分间的协同共生，合力推进大区域经济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初级到高级的动态转变，形成“互惠共生，合作共赢”的内生增长机制，并最终促进大区域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过程。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中心-腹地模式、省际毗邻边缘区模式、飞地经济模式以及省内城市间模式。其中，飞地经济模式在我国的实践不断扩展并取得成功，为助力我国跨区域间的经济协同发展和脱贫攻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面向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飞地经济模式虽然引入时间晚、实践时间短，但却依然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已有学者针对飞地经济模式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柳建文(2014)提出民族地区的发展可以采用飞地式合作模式，他将民族地区发展飞地模式分为两种：特殊的内飞地以及外飞地。特殊内飞地适用于地广人稀、管理半径过大的民族地区，通过直接嵌入或者接管模式，确定利益分配之后，由发达地区管理；而外飞地模式针对发展与环保矛盾较大、高寒荒漠民族地区，将工业发展及招商放到发展较好的省内行政工业区中。曾伟、陈政宇(2014)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通过对飞地经济理论及必要性分析，结合当下存在的问题，提出必须以政策、制度及上级支持为保障，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及平台搭建，才能更有效发挥飞地经济的作用。杨春平、陈诗波、谢海燕(2015)从生态补偿的角度出发，探索了成都-阿坝州工业园的模式，该文献是生态补偿与飞地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证，在分析了成都-阿坝州工业园取得的成绩后，提出四川民族地区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就是飞地经济工业园，肯定了这一模式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必要性，是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飞地经济模式的重要参考之一。

学者们对于飞地经济模式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实践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并提供了良好的完善建议。但是现有文献研究并未指出，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其他模式相比，为何我国民族地区要选择飞地经济模式，其优势及理由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因此，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我国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的必然性、可行性、重要性，以及民族地区不适用其他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的原因，为我国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二、我国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的必要性

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视，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方式来试图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这一阶段国家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方式，试图将沿海地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依靠扩散效益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这样的方式取得的效果较慢且较差，不但没有产生发展带动的效益，反而加速不均衡发展的现象。这期间我国民族地区成为发达地区资源的输出地，处在产业链最低端，仅仅靠资源的输出换来短暂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第二阶段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这一阶段国家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方式，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指定部分发达地区帮助支援民族地区，即在民族地区建设大量的工业园区，试图将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方式引入民族地区，从而直接打造民族地区的增长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民族地区要面对生态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各个开发区或者园区产生的收益并不明显，对口支援的建设更多是“输血式”的帮扶，经济发展后劲、可持续力不足。

通过前面两个阶段的发展，国家意识到简单地利用扩散效益来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而直接通过产业转移打造民族地区的增长极又会带来环境破坏的问题。因此又一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采取非均衡的经济协同发展战略，试图解决上述面临的问题，这一战略满足了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的愿望，即继续加强发达地区的“领头羊”位置，加快扩散效益的速度。同时强调整个区域的协同、均衡发展，既实现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减少自然环境的破坏。由此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其中包括：中心-腹地模式、省际毗邻边缘区模式、省内城市间模式以及飞地经济模式)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模式中，为何我国大多数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以下将分析各个模式的利弊、特点及适用性。

(一)中心-腹地模式的特点及弊端

中心-腹地模式最直接的理论就是增长极理论及辐射理论。该理论强调要在一个区域内打造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与辐射效益达到带动周边发展的目的。其实现的条件一般包括：1.由中心和腹地(非中心)城市组成。通过打造一个增长极点，实现扩散效益带动经济发展。2.优势互补。中心地区一般属于特大城市，拥有较好的各项制度作为保障，而腹地则作为资源的补充地，能够较好实现与中心地区的优势互补。3.良好的交通网络设施。这是中心-腹地模式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根据空间扩散规律，距离与经济扩散能力呈反向关系，距离越短，作用力越大，反之，距离越长，作用力越小。作为中心城市，拥有了良好的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扩散效益，这样才能带动腹地的发展。

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中心-腹地模式能够很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但是民族地区不适宜走这一模式，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心-腹地模式最大特点是依靠中心形成的辐射带动作用，而最终能否形成扩散效益是不确定的。上文提到的第一阶段就是依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效果却不明显，可以说甚至回流效应大于了扩散效益，使得发达地区更加发达，落后地区更加落后。第二，即使政府进行干预，实现了扩散效益大于了回流效益，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民族地区的发展，但是这样的速度十分缓慢。以发达沿海地区举例，通过这一区域形成的扩散效益需要一层一层地向外围突破，最后才能到达民族地区，而民族地区属于扩散的最后一层地区，这样的扩散速度是极度缓慢的，其间所能得到的效益也在扩散中逐渐削弱，能够带来的效益也是非常小的。我国多数民族地区处在中西部地区，要实现发展依靠这样缓慢的扩散带动效益速度是不够的。第三，如果直接通过在民族地区打造增长极，也许可能会增加扩散效益的速度，但是前文论述过，多数民族地区多处在生态保护区，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取舍是个问题。因此民族地区选择中心-腹地模式限制条件较多，不适合作为推广的模式。

(二)省际毗邻边缘区模式的特点及弊端

省际毗邻边缘区模式又被称“行政区边缘经济”，是指国家经济内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而在行政区交界地带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区域经济。要实现省际毗邻模式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地理位置相近，环境与自然条件相似。我国部分民族区域属于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域带，从自然环境、人文条件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也促使相互之间发展成为可能，例如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就属于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交界带。省际毗邻地区涉及地区广，同属于一个自然文化地区，在产业的选择和发展上具有共性和分工性。

湘鄂渝黔省际毗邻边缘区就是该模式在民族地区实践的典型代表，为具有相同发展条件的民族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但是它的实践并不能大范围的运用，究其原因有三点。第一，省际毗邻区模式涉及的地区较多，权力的交织过多。这一模式多数情况涉及三个以上行政区，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产业选择上复杂性更明显，相互之间的无序竞争也比较强烈。第二，地域的特殊性。省际毗邻非常强调一个地域的特殊性，即自然文化、产业发展、地理位置的集中化，而不具备这样条件的民族地区就不能适用这一模式，可复制性降低。第三，即使存在多数的民族省际毗邻地区，其发展规模也较小。涉及民族地区的交织毗邻区多为发展较落后的地区，无论从硬条件发展环境和软条件发展理念来看，都很难形成较大的规模产业。因此，省际毗邻模式适用的局限性较大，不适合作为大规模的推广方式。

(三)省内城市间模式的特点及弊端

省内城市间模式，指以特定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联合周边数座城市形成的城市群发展模式，与中心-腹地较相似，都是通过打造一个具有增长极的极点，通过扩散效应实现周边地区的发展，不同的是省内城市间强调一个省域内几个城市的共同联合发展，跨越范围只在省内，这一模式能够较好地利用扩散效益，使得回流效应最小化。实现的条件包括：1.经济的相互联系。同在一个省域内，打造具有互补性经济的产业相对容易，因此该区域内的经济联系较紧密。2.地理位置相近。在不跨越省级行政区域的前提下，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交通距离都不远，资源的流动较为畅通，从原材料地到最后的市场之间阻力较少。3.便捷的交通。省内城市间模式必须依靠强大的交通体系支撑，各个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网、快速路段网、轨道交通网等设施必须非常完善，拥有联系各个城市的城际交通轨道网络。典型的代表是长株潭城市群，同为湖南省的境内，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在发展中取得了较好成效。

从省内城市间模式来看，内部城市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且区域之间的跨度不大，在管辖权限的协调上也不像跨省合作一样复杂，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得较好选择模式之一，但是从实践来看，民族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甚至鲜有这一模式在民族地区实践，究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多数民族地区交通基础条件较差，无法形成省内城市的交通轨道网络。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交通基础条件较差，从而无法达到实践这一模式的条件。第二，从客观的选择来看，民族地区就被排除在城市群的考虑范围内。省内城市间模式目的是要实现城市群的规模化，形成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而我国民族地区通常远离这些中心城市群的范围。

三、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飞地经济模式的重要性

通过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是必要的，同时也具有可操作性，它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较好地完成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守好攻坚战成果的重要抓手，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飞地经济模式与第一产业的创新融合

农业发展问题从来都是关乎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头等任务，我国的“三农”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至今连续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围绕着强农、惠农和富农的新政策，表明了我们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我国民族地区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受到地理位置、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面临土地碎片化、生产粗放化、技术低端化问题，而飞地经济与农业的结合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在异地流转土地，将民族地区的政策、资金、扶贫项目放到“飞入地”，不仅解决了土地破碎带来的非集约化生产，也缓解了扶贫资金使用混乱、利用效率差的问题。飞出地的产业扶贫资金对飞入地(企业)的注入，不仅可以满足飞入地(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帮助飞入地产业得以更好地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得飞出地达到脱贫奔小康的目的。以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为例，采取了“龙头企业+贫困对象+产业项目”的精准扶贫模式，在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花垣核心区花垣镇紫霞、辽洞、道二等村集中连片流转了1200亩土地，用于高标准种植优质猕猴桃，三年内实现就近就地培训农民种植优质猕猴桃技术知识和技能达2000多人次，就近就地解决农村农民富余劳力就业达50000多人次，2017年初果实现销售收入180万元。

(二)飞地工业园的成功实践

我国民族地区工业总体发展缓慢，集聚效应不明显，使得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而飞地经济在工业的运用可以大大缓解这些问题。飞地经济的运用便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发达地区先进的产业与技术管理方式引入到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建立工业园区实现经济发展。以玉溪高新区与江川区合作共同管理建设龙泉工业园区为例，截至2018年底，龙泉园区入驻企业28户，建成特固电气、联塑科技、腾达机械等14个项目，总投资约17.5亿元，用地约1000亩，产值约23.8亿元，税收约1亿元。在建项目升华电梯二期、龙泉彩印、巨鹏燃气、博能燃气、德兆环保等14个项目，总投资约90.4亿元，用地1618亩，产值约176.3亿元。从案例看出，飞地经济在工业的运用方式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反向飞地经济模式的创新运用

过去东中部地区飞地经济模式主要通过传统的承接产业，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是带来的是环境的破坏和产业的低端化，可持续性较低。而现在飞地经济模式已经从过去建园区的方式，转变为新型科研飞地、总部经济、孵化园模式，其中最大的特点是飞出地与飞入地角色的互换，不仅解决了我国民族地区环保红线的问题，也实现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典型案例是以衢州海创园为代表的飞地经济新模式，不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发达地区建立自己的科创飞地，还能吸收与共享各种发展要素，引导对口的产业在原行政区建立制造基地，实现研发与生产的跨区域联动，为衢州本地的产业转型提供一个向外的窗口和落脚点，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的双向流动，这样的一种新模式对于民族地区发展来说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四、我国民族地区飞地经济实践的可行性

我国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具有实践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飞地经济强调两地的合作与优势互补，对于民族地区来说飞地经济除了具有帮扶性质之外，互利共赢也是其最大的特点之一。东部地区在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之后，经济迅速崛起，比起中西部乃至民族地区有着先天的优势，在先进技术、管理方式、产业发展上都具备比较优势。而西部民族地区处于我国内陆地区，加上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较为落后的局面。近年来随着国家陆续颁布协同发展的相关战略，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合作不断紧密，民族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是合作的有力前提，民族地区从2010年开始尝试并实践飞地经济模式，例如北京市与新疆石河子市的合作、成都市与阿坝州的合作、内蒙古与河北的合作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民族地区今后发展完善飞地经济模式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民族地区的政策能够保证发达地区的发展需求，使得飞地经济的实践有了政策的保障。

第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实行产业转移，由于受到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升高等因素影响，中部地区逐渐成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目标，而当时这样的合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需求，中部地区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由于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边远的民族地区，交通信息等客观因素影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选择面很小，选择项目也不够理想和适用，承接的产业多为“三高”企业项目，环境的破坏也比较大。随着国家开始重视环境的重要性，环保红线的规定使得多数民族地区不能盲目地在当地发展工业，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飞地经济的合作模式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跳出当地的工业发展，选择异地建立工业园区，将民族地区的政策、资金与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结合，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典型的案例如成都-阿坝州工业园就是生态补偿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同时，飞地经济的实现形式也不断在改变，浙江衢州海创园的科研飞地将会是民族地区借鉴的有效方式，与传统共建园区不同，科研飞地经济选址及用地更加高效，经济的收益更大，人才的培养更加科学。

第三，我国从建国开始就持续对民族地区进行帮扶，从早期的普遍性救济到民族地区区域救济，再到以贫困县、贫困村的开发式扶贫，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是聚焦以贫困户为基本单位的精准扶贫策略，体现了国家对于打赢这场扶贫“战役”的决心和科学谋略。虽然当下我国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但是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历史传统问题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相比较其他地区更容易在脱贫之后返贫。而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较贫困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不仅可以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生产，还能形成工业的集聚效应，带动两地的共同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

五、结语

我国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果相比较东部地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特点发展的模式尤为重要。我国民族地区要想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取得有利契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较为科学，并有可操作性、实现性。当前是我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契机，各地区纷纷出台适合本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与规划，飞地经济这一模式也成了民族地区选择的重要方式。四川民族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不仅要有序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还提出要坚持把产业园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会同成都共同推进成都-大凉山加工贸易区的建设，构建聚集产业发展的“飞地”高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到要构建嵌入新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飞地经济，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建立总部在州内、生产基地在“飞地”或生产基地在州内、总部在州外的区域合作新模式；甘孜州在《甘孜州“十四五”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的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飞地经济，有序开展清洁能源。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选择飞地经济模式有其必要性、重要性及可行性。

飞地经济模式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已经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融入协同经济发展圈的重要抓手，未来飞地经济模式的探索与研究也会不断创新，为我国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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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幸,任冬林.我国民族地区飞地经济模式适应性分析[J].商业经济,2023(07):14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