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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结构在我国的升级分析判定

2020-12-10 28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在制定适宜消费政策的过程中,加强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状况的科学判定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利用消费结构法,探究消费升级状态的局限性;其次运用CGSS数据和ELES模型,分别引入基本需求消费与非基本需求消费的分析框架,计算我国居民消费状况。研究发现,商品性消费中各类非基本消费需求均有所上升,证明我国居民对商品性消费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追求享受开始转变。教育培训和交通服务支出也开始上升,说明居民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出行体验愿意支付更多成本。在日常消费中为消费者带来更高水平的效用,则表示消费结构处于逐步上升态势。

关键词：
ELES模型
基本消费需求
消费结构升级
边际消费倾向
非基本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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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结构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一定条件下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的综合反映。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居民消费结构既涉及消费领域也涉及社会生产领域,消费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国内市场广阔,但居民消费能力还存在较大挖掘空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是否处于升级状态,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大,反映出居民消费能力不断上升。但从经济数据的表现来看,我国社会零售总额增速逐渐放缓,2019年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仅为4%左右。从电子商务发展来看,拼多多的快速崛起、名创优品等主打低价的实体零售店受到大众青睐,这似乎又反映出居民消费水平逐渐下降。

居民消费结构是否升级关键在于明确消费升级的标准,国内学者的研究确定了消费结构升级的两种分析框架,分别为物质服务以及生存发展享受。两种框架均从宏观层面出发,对消费升级表现导致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进行深度探究。根据这种观点,产生了新恩格尔系数、发展系数等新的评判标准。部分学者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设计了一些全新指标,曹晶晶和徐平(2019)认为工业品和农业品的比例也能衡量居民消费能力,从侧面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薛军民和靳媚(2019)在研究中表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表现出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张梦霞等(2020)则认为消费升级不仅包括消费结构升级,还应该包括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升级。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从微观层面的角度,引入基本消费需求与非基本消费需求的概念,建立全新分析框架,来衡量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状况,具有一定创造性。

一、消费升级或降级——全新分析框架

单纯以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所占比重来衡量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情况,具有一定局限性,脱离我国实际情况。服务性消费包括文化、教育、旅游性支出,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财富积累较少的居民普遍存在较大流动性束缚。消费支出中,教育和医疗方面所占比重依然较大,而在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会挤压其他类型消费,从而降低社会消费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就意味着服务消费的上升以及其他高品质商品的消费。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用消费结构变化判断消费是否升级不符合实际情况。随着商品品牌效应和服务意识的提升,为商品销售赋予更多意义,不再单一包括使用价值转移,还包括所提供的服务和品牌价值的部分转移,而这部分无形的价值也有其对应的价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以价格代表商品的所有价值是不科学的。例如,高档服装销售并不是单纯的商品销售,其服务和品牌价格是最终销售价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加深,使得一些服务性消费也成为居民生活必需,如交通服务、移动通信等也成为居民基本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收入层面来看,对可支配收入高的群体,消费观念转变会带动消费结构转变,这种现象与消费升级定义相符。反观可支配收入低的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会带动其购买服务性消费的欲望提升,而服务性消费的增加恰好以商品性消费的降低为代价,难以界定这种转变是否属于消费升级。

单纯的以居民日常消费中的消费类别比重作为衡量消费升级的标准过于简单,对消费升级的衡量应该回归到消费升级的本质。从本质上来看,消费升级应该是居民消费层级的提升,使消费需求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随着居民基本消费需求被满足,紧接着会产生新的发展性需求,开始学会享受生活,从而使消费行为产生更大效用。本文将居民消费划分“基本需求消费”和“非基本需求消费”两类。基本需求消费主要包括物质生存资料的消费,是居民保持正常生活的必需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发生较大变化;非基本需求消费主要包含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会发生显著变化。结合基本需求消费和非基本需求消费的分类,居民消费可能出现四种情况的变化:消费结构中非基本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性消费比重下降,属于典型的消费降级状况;消费结构中非基本消费比重上升,服务性消费比重上升,属于典型的消费升级状况;消费结构中非基本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性消费比重上升,这种情况很难判断为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需要从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进行详细分析,一般来看,多数情况为消费降级状况,但也有例外;非基本消费比重上升,服务性消费比重下降,这种情况一般产生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消费品中的服务类逐渐增多,但是商品类和服务类难以进行详细区分,整体上多处于消费升级状况。

表1非基本消费占比率

表2ELES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上显著。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一)基本数据信息

本文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9年和2019年的调查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划分为服装、食品、住房、家庭日常用品和医疗、交通、通信、服务、文化娱乐和教育支出八大类型。居民消费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本文以家庭单位数据进行研究。其中2009年有11783个样本数据,2019年有4138个样本数据,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剔除其中的缺失值和极端值,以2009年为基准对2019年数据进行平减。

(二)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拓展线性支出模型测量居民消费中的基本消费需求和非基本消费需求。ELES模型是LES模型的拓展模型,在其中加入了消费-储蓄因素,重点分析不同消费类型所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收入弹性以及消费价格弹性等指标,了解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该研究模型一般认为基本消费需求不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也符合实际规律。非基本消费需求属于超额需求,是随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动的部分,这一基本假设也符合实际情况。根据以上假设,构建研究模型,模型基本形式为:

piqi=piγi+βiY-j=1nPjγj,i=1,2,3,…,n

模型中,pi为第i种类型商品的价格,qi为第i种类型商品的实际需求量,γi为第i种类型商品的基本需求量,βi为第i种类型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Y为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三)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调查数据和测量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1为非基本需求消费比率,表2为ELE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beta值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由表1可知:相较于2009年,2019年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显著上升,总消费支出也显著上升,属于以上分析的第一种类型,属于典型的消费升级情况。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据前文分析,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商品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中均包含非基本消费需求部分,并且服务性消费明显高于商品性消费。因此可以判断,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符合客观规律;当商品性消费需求明显增多,服务性消费和商品性消费中的非基本消费需求部分的差异开始降低。原因在于消费者开始选择更高层次的消费来提升生活品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部分服务性消费开始转变为生活必需品。但这部分需求的上升并不能表明我国居民正处于消费升级状态,因此进一步分析ELES模型回归结果。

综合分析表1和表2的分析结果可知:第一,商品性消费中各类非基本消费需求均有所上升,证明我国居民对商品性消费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追求享受开始转变。教育培训和交通服务支出也开始上升,说明居民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出行体验愿意支付更多成本。在日常消费中为消费者带来更高水平的效用,则表示消费结构处于逐步上升态势。第二,普通居民的非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大方面,在消费结构中医疗服务支出开始增加,但非基本消费需求开始减少,可能的原因是数据统计只包含自付医疗部分,而随着我国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虽然居民医疗服务支出增加了,但是总体消费支出呈现下降趋势。在教育支出中,基本消费支出减少,非基本消费需求增加,随着义务教育逐步普及,居民在基本消费支出随之减少,但同时随着家长对青少年的课外教育重视程度提高,兴趣培养、课外补习支出增加。住房需求方面,消费支出总额呈现下降态势,非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上升,表明我国居民开始追求高品质的居住体验。

三、讨论

经济形势的变化瞬息万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结合我国实际,确立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现实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加科学合理的看待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状况。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作为分析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状况的有效工具,具有一定粘性。与静态指标相比,边际消费倾为研究提供动态视角。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现阶段居民的非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与之不符时,表明消费结构在未来会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对未来具有一定预测作用。

分析基本消费需求时,综合非基本消费比率和ELES模型回归结果,本文发现商品性消费中各类非基本消费需求均有所上升,证明我国居民对商品性消费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追求享受开始转变。教育培训和交通服务支出也开始上升,说明居民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出行体验愿意支付更多成本。在日常消费中为消费者带来更高水平的效用,则表示消费结构处于逐步上升态势。普通居民的非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大方面,在消费结构中医疗服务支出开始增加,但非基本消费需求开始减少,可能的原因是数据统计只包含自付医疗部分,而随着我国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虽然居民医疗服务支出增加了,但是总体消费支出呈现下降趋势。在教育支出中,基本消费支出减少,非基本消费需求增加,随着义务教育逐步普及,居民在基本消费支出随之减少,但同时随着家长对青少年的课外教育重视程度提高,兴趣培养、课外补习支出增加。住房需求方面,消费支出总额呈现下降态势,非基本消费需求支出在上升,表明我国居民开始追求高品质的居住体验。

使用ELES模型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时,分母小于0,原因在于收入极低时,有些居民可能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ELES模型假设变化关系为线性,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受到消费生命周期和消费者粘性的影响,消费函数呈现非线性状态的概率增加。

参考文献：

[1].李桂静.居民消费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5)

[2].曹晶晶,徐平.政府财政支出､对外开放与居民消费结构变迁——来自中国经验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23)

[3].薛军民,靳媚.居民消费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22)

[4].张梦霞,郭希璇,李雨花.海外高端消费回流对中国数字化和智能化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0(1)

[5].范兴昌.流通创新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区域差异性分析——基于东中西区域面板数据[J].商业经济研究,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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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晓彤,黄蕊.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的互动机制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要素配置分析[J].经济学家,2017(2)

张福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分析判定——来自CGSS数据的证据[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