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转变市场化改革方向,旨在资源配置中强化市场的作用发挥,加快全面市场化改革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对比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经济增速缓慢,城乡社会发展失衡与城乡分割问题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阻碍。多年来,城乡一体化始终是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预计在2020年达到60%。但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可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却并不快。现阶段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除了表现在物质生活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之外,同时也体现在居民人均收入情况以及消费市场差异性。如图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11421.71元涨至2019年的16021.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8843.85元涨至39250.84元。无论是从增速还是增额,两者差距非常明显。

十八大期间,我国提出“国民收入倍增”发展目标,旨在通过加速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扩大城乡居民中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让更多居民可以尽快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情况,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探究城乡市场消费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分辨消费市场效应的真实情况,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旨在改变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提高城乡收入水平,构建良好的消费长效引导机制,推动城乡经济良好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概述

纵观历史发展,关于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学术研究从未停止,并且还未出现定论。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与地区,都会存在收入与消费关系的不同研究。国内专家和学者在西方马歇尔需求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和随机游走假说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论,并采用多种实验方式、数据研究的方法,对相关课题进行探究,提出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行为以及不同的收入特征。

李晓琴(2018)借助我国199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其结论表明,两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房价会交互性的对居民消费差距产生进一步影响。当房价高于面板门槛模型之时,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增大居民消费差距。江国才和余益民等(2018)以2013-2017年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数据为基础,采取定量分析的方式,探讨了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表明,收入水平提升能够增加居民在食品、服饰与住宿、文娱等方面的消费情况。某种程度而言,居民收入提升会让居民消费向精神与身体健康消费方面发展。钟成林(2015)在Duesenberry相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利用GMM法针对我国1985-2013年城乡居民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城乡居民间的消费示范效应较为显著,在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下,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倾向于城镇居民,但是消费示范效应会随着收入差的增大而减弱。农村居民收入不足与市场环境的种种约束,会限制农村消费结构向城市消费结构的模仿行为。

本文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法与理论分析、逻辑分析法,对相关课题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消费市场效应的作用机理和真实情况,采取了深层次的分析方式。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与消费趋势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最显著的城乡二元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其也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在居民收入水平不均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城乡商品零售价格的差异性表现。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存在,且两极化在近年来愈加严重。与此同时,“穷人消费无力”和“富人低消费”的双向错位现状,也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缺乏,所以政府才不断展开刺激消费政策,希望拉动消费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在快速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浪潮中,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依旧平均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对比国内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发现,城镇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超出农村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一倍之多。城镇居民中的工资性收入占多数,可支配转移净资产较高;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与经营净收入占比趋同。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推进了零售商品多元化和规模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城市居民在互联网热潮下,消费理念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城乡年轻一代在网络的熏染之下,逐渐开始追逐西方的生活,消费理念超前,消费心理也趋向于及时行乐、与时俱进,逐渐放弃了传统节俭的生活作风。另一方面,在文化程度差异与生活习俗差异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消费心理与消费观念的不同。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于城市,且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往往会存在辍学情况,所以整体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限制其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虽然近些年我国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但是在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消费心理上,还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效果,农村居民消费理念并未及时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也在持续下降,消费结构从之前的生存型向享受型方向转化,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现象显著,然而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消费市场作用机理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并且城乡差距较大。在此背景下,探究城乡居民收入变迁的消费市场效应,就无法完全套用西方经典的消费模式与相关理论,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实际人均收入与消费特征研究该问题。

依据“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可先确认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结果,受到宏观整体经济的影响,两者的消费函数存在同质属性。而在间歇性周期内,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则与宏观整体存在差距。从收入分布变迁的角度考量,随着居民收入与财产分配的空间结构出现变化,则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将体现为复杂性的情况,即消费受到收入的阶段性影响,收入分布对消费信息的集合影响具有单一性特征,有区别于西方的多线性映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分布变迁消费市场效应,体现为非线性与阶段性情况。

结合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情况,可以发现所谓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消费市场效应,具体指的是基于城乡地区居民非连续性周期变化的消费行为前提下,以收入分布变迁为切入点,探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居民消费需求的实际情况,以及在收入影响下所表现出的不同消费行为特征和消费倾向等。比如在农村地区,电子商务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也推进了农村电商在金融行业的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企业较多,例如,京东白条、支付宝花呗、既有分期和校园贷等。其中,在我国享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声誉度的两大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分别是京东白条与支付宝花呗。根据京东集团发布的财务数据显示,京东白条的累计使用额度超过300亿元,在满足居民的互联网信贷消费需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与工具的支持下,消费信贷的推广一方面积极促进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转化为购买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改变,优化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根据恩格尔定律,在收入水平提升的背景下,高层次的消费支出会不断提高。

图12015-201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迁对消费市场效应的影响方式探究,可从收入水平和分布变迁的形状变化两个层面入手,前者主要是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准,将决定城乡居民整体性消费情况,而后者的形态则体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改变,也会直接影响实际消费的情况。在实际消费中,由于居民消费心理和需求差异,容易造成消费分层情况的出现。

以居住、衣着、食品消费为例,在不同消费阶段,往往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住消费占比将逐渐提升,而食品消费在其整体消费中的占比将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在健康、文娱活动等方面的表现,也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消费热点的转变会导致收入分布形态的转变。以汽车为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汽车消费的水平不断提升,并且在收入差距的作用下,城乡汽车消费走势也会有所不同。随着城镇汽车消费市场逐渐饱和,即使收入水平提高,城镇汽车消费水平也不会有所提升,但是在此期间,将会加快推动汽车消费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对于新兴市场的产品而言,在收入差距下也会影响城乡居民进入市场的速度。总体来讲,其收入水平走势和形态变化作用相符合。

十九大报告中对消费问题非常重视,不仅肯定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还为了增强消费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基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即消费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失衡,尤其是消费供给的品牌结构、质量与档次无法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升级,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动能特征愈加凸显。按照十九大报告内容,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需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的开放性改革,尤其是要加大服务市场与服务产业的开放性投入。目前我国服务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业竞争缺乏,缺少开放机制等。

本研究采用AIDS模型针对居民收入变迁和消费市场作用机理展开研究,并对该模型进行以下调整:首先,放弃支出等于收入的假设,让其更贴近我国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思想。其次,对模型的动态性进行扩展,因为收入分布变迁属于动态过程,但是AIDS模型描述的是静态模式下的消费需求,两者的整合需要满足动态特点。需要解释的是,之所以选择AIDS模型,除了该模型有着可一阶近似任何需求系统、完全满足选择公理等优势之外,还因为结合后期增加收入变迁因素的分解,AIDS模型支出项会自动生成相应分解。最后,通过改进后的模型实现对收入分布变迁需求效应的分析,实证检验收入分布变迁对现阶段消费结构变化的作用,并对其原因展开具体分析。

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收入水平,升级消费结构

第一,创新技术带动现代化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并增加创收。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需要合理分配农业生产资源,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将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则有助于降低经营风险。政府政策性的农业补贴也将为农民提高收入带来基础保障。

第二,基于产业升级背景,优化三大产业结构,为农民增加非农收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背景下,政府需要鼓励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城乡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拓宽农村的农业外部收入渠道,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第三,广泛开展科学化惠农政策,帮助贫困农村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做好农村农业发展的扶持工作,通过积极财税政策,协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

所谓农村消费市场结构,即一定时间范围内,农村居民在各个类型消费品与劳务支出方面的数量比例与关系。伴随国内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农村市场消费结构相应调整,从最开始的生存需求和解决温饱问题,转向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来自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较之前有了显著性改变,主要除了涉及衣食住行之外,还涉及医疗保健、通讯费用、教育、娱乐等领域,都呈现出明显增长。特别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增长速度较快,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农村地区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其对农村地区消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客观而言,消费市场升级其实就是消费结构升级,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支出与总支出的比例结构有所转变。在此背景下,要借助“互联网+”计划,持续推动农村电商的良好发展,促使农村消费市场从低端逐渐转向高端,包括大家电等越来越丰富的商品类型与各种农业生产资料、服装消费品等。

(二)统筹城乡发展,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农村经济增速缓慢,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城乡社会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分割问题成为了制约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关键要素。探究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效果凸显。正是由于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导致我国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非常明显。多年来,城乡一体化始终是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截至2016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7.4%,预计在2020年达到60%。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却并不快。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需要政府首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生产要素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环境,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利用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城乡人口的非合理化布局,也是造成生产要素在农村聚集力低的原因,需要取消制度性歧视,废除城乡户籍制度差异,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方式,均衡市场供需发展。通过逐渐完善政策体系,为消费需求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而且要迎合多个层面消费者的需求,为中高端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为农村消费者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刺激农村地区消费增长。

针对我国农村居民不良的消费环境问题,建议从下述几个方面优化农村地区市场消费环境:

第一,加强农村地区硬件设备建设。在互联网时代电商经济热潮下,建议逐渐提高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供水供电和交通道路方面,要提高硬件建设水平,为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第二,重视对农村地区市场发展的引导,加强对农产品和相关消费产品的监管。统筹城乡商贸流通市场,严厉打击假冒仿造商品。在农村地区加强健康消费观的普及和宣传,培养农村居民消费信心,引导其现代化、合理化消费。

第三,建立健全农村商贸流通市场体制。重视对农村地区消费市场的扶持,使其具有自身独有特点,将零售产业与批发市场紧密衔接,提高建造大格局市场的重要性,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商贸流通领域中。科学建设物流网络,扩展流通渠道,采用先进物流技术,依靠拍卖或提供样品的贸易方式,完善市场化管理体制。

第四,加强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通过有效、可行性的措施来保护森林资源,并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整治。防止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采,对当前绿色资源进行保护;综合治理已经存在的污染问题;大力开发智能化现代科技资源,比如太阳能资源、沼气资源等;此外,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利用水力、风力资源,发展农村风力发电、小水电站,解决生活用电和照明问题。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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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西安市知识产权服务业现状调研及发展战略研究——以专利代理机构为分析维度”(16JK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