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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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但当前我国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许多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对个人的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除自身教育水平外,代际间的传递使得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能够通过不同途径进而影响到子代的收入水平。因此,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基础上,探究二者间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15年CGSS数据实证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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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缩小收入水平差距,提高收入水平是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快速的转型,知识等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教育不仅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我们提高自身知识存量,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同样也是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
以往学者们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大多表明,教育对于个人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其收入水平也会随之增长。此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子代的受教育年限也会受到父母特征的影响,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因为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一般意味着其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其可以通过增加对子代的投资等方式来提高子代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提高子女的收入水平。虽然已有学者在研究家庭背景与子代收入间关系时涉及到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但是对于二者之间传导机制的探究以及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基于2015年CGSS的微观数据,对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代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水平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岳昌君等(2004)选择高校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表明,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毕业生的起薪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世伟等(2008)研究认为,家庭背景这一因素对个人收入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其对个人收入的正面影响也逐渐增大;与父亲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个人收入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谢周亮(2010;2014)对于家庭背景和个人收入水平进行了许多探究,发现父代的教育水平与子女收入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并且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子女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最高。祁翔(2013)研究发现,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父母对子代教育投资和父母与子代互动时间方面的投入均会增加。祁翔等(2015)构建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政治面貌三个维度来对家庭背景进行度量,结果表明,家庭背景相对较好的子代的教育回报率比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要高一些。蔡蔚萍(2016)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国外也有一些学者探究了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收入之间的关系。Albert等(1979)认为家庭背景因素例如父代的学历水平、职业地位以及其所处的行业等会对子代的劳动供给产生一定影响。David等(1993)发现在工资决定方程中加入父母学历这一因素,会使估计出的个人的教育收益率下降1/4到1/3,即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的学历水平在决定个人收入水平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还有其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例如Behrman等(1999)的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其对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投资。
三、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可以发现父代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来对子代收入产生影响:
第一种是人力资本影响机制。一般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就相对越高。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可以通过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来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从而对子女的收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中,子女的学历越高越有优势,收入水平也会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能够运用更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来培养孩子,同时给子女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以及更加舒适的学习环境,从而有助于子代获得更高的学历水平。
第二种是社会资本影响机制。首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职业优势以及所掌握的更多社会资源等为子女在志愿填报、专业选择等问题上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子女进入收入水平较高或者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和工作单位(杨帅等,2020)。其次,父母还可以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本通过各种渠道直接为子女安排更好的职位和工作单位。这也反映了社会资本所带来不公平问题。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的收入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杨瑞龙等,2013)。
第三种则是基因遗传影响机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了父母的学习能力较强,通过生物上的基因遗传影响,使得他们的子女也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学习能力,从而提高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有助于提高子女的收入水平。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了探究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代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该数据集中有本研究所需的相关变量,包括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被调查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民族等。其次,CGSS调查数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法,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份,能够有效的代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情况。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选取了数据中18~60岁的有收入的群体作为研究样本,以子女的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CGSS问卷中A模块的“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作为数据来源。核心的解释变量包括两个: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根据调查问卷中的“您父亲(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判断。同时参照以往已有的相关文献,在实证分析中控制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户口、地区、健康状况、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当前工作单位的类型以及父亲所拥有的政治资本水平(以父亲是否担任职务来衡量)等数据中可获取的变量。
(二)计量模型
由上文可知,子代的收入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其变量类型是连续变量,因此本文以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所构建的计量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公式1。
在式(1)中Inci是个体i取对数后的收入,也就是子代的收入水平,Edui表示个体i的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Xi则表示其他可能会影响子代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被调查者i的年龄、性别、户口、地区、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的类型以及父亲拥有的政治资本水平等变量。εi是随机扰动项。系数β1代表了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
(三)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水平同样具有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0128,虽然低于父亲的回归系数但同样显著。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只有单位类型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除父亲的政治资本这一变量以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为了探究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本文从性别、户口以及地区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特征子代的收入水平的影响。从分地区样本的分析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样本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水平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样本中系数同样为正,但并不显著;分城乡样本的结果表明,城镇和农村样本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对子代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但城镇样本的显著性要高于农村样本;分性别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子代中男性收入水平带来的正向影响要高于子代女性。
五、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代的收入水平确实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问题也同样存在。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从而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逐步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第一,教育投入适当地向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倾斜,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在保证偏远地区学生教育环境公平的基础上,通过社区帮扶、网络培训等方式提高弱势群体家长的文化程度,帮助家长更新教育理念。
从学校和家庭两方面共同努力,使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二,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以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例如,遗产税的征收有助于缩小代际间的收入差距,促使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收入。第三,完善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主要针对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收入水平的社会资本影响机制,通过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严厉打击就业过程中的“走后门”和“找关系现象”,保证就业和收入的公平。
参考文献:
[1]杨帅,孙明.家庭背景、专业选择与收入回报———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西北人口,2020(02).
[2]连增,何蓉,李超,韩冬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传递—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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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当代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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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方:吉林
专业分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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