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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研究

2021-03-29 37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质量极为重要。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逻辑,重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对2007-2017年东、西部地区18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城镇、成果共享四个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开放程度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东、西部地区之间及区域内部之间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关键词：
农村经济
指标体系
新发展理念
新型城镇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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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就城镇人口标准而言，中国已经成功步入初级城市型社会[1]。但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伴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益凸显[2]。究其原因在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而忽视了对城镇化质量的考量。城镇化能够推动大量要素集聚，扩大基础设施和其他消费品市场的需求[3]，从而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城镇化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已然成为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关键引擎。那么，如何结合新时代思想科学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这是理论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由于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其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也必然呈现出较大区域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总目标的实现，以东、西部地区为研究载体开展比较研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逻辑主线进行测度，以期为客观认识东、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特点提供参考，为因地制宜的制定与实施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1、文献综述

城镇化质量的概念最早是由国内学者叶裕民（2001)[4]提出，他认为城镇化质量即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袁晓玲等（2017)[5]进一步指出城镇现代化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朱鹏华和刘学侠（2017)[1]则认为城镇现代化和城乡协同发展仅体现了城镇化质量的结果，从过程来看，城镇化质量强调城镇化过程中各方面的发展效率。在此基础上，之后学者认为城镇化质量还应考虑农村地区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机制、人的全面发展等内容（王富喜等，2013；邓剑伟，2016；方创琳等，2011)[6,7,8]。这不仅使城镇化质量内涵更加丰富全面，而且为合理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析城镇化质量奠定了基础。如朱鹏华和刘学侠（2017)[1]、方创琳和王德利（2011)[8]等基于城镇化质量内涵，分别从多种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认为中国城镇化质量正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张士杰和李勇刚（2016)[9]发现中部六省的城镇化质量在逐步提高，且有趋同趋势。

除了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分析外，还有部分学者更关注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土地、人口等构成要素的耦合协调性。陈肖飞等（2018)[10]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协调度整体较低，且存在空间差异。张春梅等（2012)[11]、李江苏等（2014)[12]、范建双等（2016)[13]分别以江苏、河南等省或全国为对象来研究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程度，认为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且存在区域差异。张亨溢等（2019)[14]认为重庆各县域产业经济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表现为“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其耦合类型与主体功能区划分有较高一致性。李秋颖等（2015)[15]发现山东省空间城镇化水平快于人口城镇化水平。

综合上述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测度问题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这对后续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现有研究并未与时俱进，未能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界定新型城镇化质量，深刻反映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新”特质，进而不能科学合理地进行测度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重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科学全面的揭示东、西部省份发展现状，以期为东、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2、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逻辑、体系与方法

2.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逻辑

与传统城镇化质量相比，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原则，需综合考虑城镇化的成本效益及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概念。本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范式，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城镇、开放程度、成果共享五个方面归纳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逻辑主线。

第一，创新驱动。由于土地、人口等要素推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因此，在新时代，必须转变城镇化发展动力，以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实现城镇化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

第二，协调发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重视“协调发展”理念，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市内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实现市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与乡村的同步发展。

第三，绿色城镇。绿色城镇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步。在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过程中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绿色城镇。

第四，开放程度。城镇的开放与否通过直接影响区际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城镇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在新时代，必须扩大城镇的开放程度，既要重视社会的开放包容，也要强调经济的开放多元。

第五，成果共享。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新时代，要更加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人民群众能平等享有发展机会，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2.2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及方法

依据上文的测度逻辑，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本文构建了包括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城镇、开放程度、成果共享5个子系统、10个准则层、17个测度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2.3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由于熵值法能较为全面、客观的对各指标数据进行赋值，避免指标权重受评价者的主观影响。因此，本文借鉴张春梅等（2012）、张雅杰等（2019)[16]的熵值法计算方式，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对各指标数据进行min-max标准化处理，并向右移动一个单位。

(2)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公式）

其中，表示年第个省市第个指标的标准化数据。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公式）

(4)通过线性加权的方式得到各省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发展水平得分：

（公式）

借鉴中国统计年鉴对我国区域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重庆、四川、贵州、广西、甘肃、宁夏和新疆。表1的具体测度指标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衡量；户籍管制程度用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比值衡量；城镇基尼系数计算方式参见田卫民（2012)。指标数据来源方面，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他指标数据以《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为主要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作为补充。

3、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结果

3.1新型城镇化质量各子系统发展水平

基于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本文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东、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城镇、开放程度、成果共享5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如图1所示。

图1手新型城镇化质量各子系统得分均值

从创新驱动子系统来看，2007年得分高于1.4的省份只有北京，2012年得分高于1.4的省份是北京、上海，2017年得分高于1.4的省份有10个，其中东部有8个省份，西部仅有内蒙古、新疆2个省份。这表明2012年之后，各省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较大，西部地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市的智慧化建设。

从协调发展子系统来看，各省市协调发展水平得分总体呈上升趋势，少数省份近几年开始下降，如河北、甘肃、新疆，其原因是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从得分均值来看，排在前列的省份是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协调发展水平最差的省份是贵州，仅为1.38，是所有考察省份中唯一一个得分均值低于1.4的省份。

从绿色城镇子系统来看，得分均值较高的省份是江苏、广东，得分均值较低的省份是甘肃、宁夏，表明东、西部地区绿色城镇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综观各省市的绿色城镇发展水平得分，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开放程度子系统来看，在2007—2016年，西部地区均值略高于东部地区均值，表明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具体而言，在考察期内，得分一直排在前两位的省份是四川、江苏，其经济和社会的开放程度都较高。

从成果共享子系统来看，在2007—2017年，北京、上海的得分一直位列前两位，是东、西部地区仅有的2个在考察期中每年的成果共享得分都高于1.6的省份。从得分均值来看，排在第三位的省份是天津，仅为1.35，与北京、上海的差距较大，这表明成果共享水平存在极化分布。

3.2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

2007年以来，我国东、西部地区各省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呈不断上升态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之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仍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而言，西部地区2017年新型城镇化质量平均发展水平得分仅为1.39，相当于东部地区2009年的平均发展水平，这表明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要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从区域内部来看，海南、福建、天津、河北在考察期内每年的综合得分均低于东部地区的均值，甘肃、贵州、宁夏在考察期内每年的得分均低于西部地区均值，表明区域内部的不同省份之间新型城镇化质量协同发展能力较弱。

图2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下载原图

4、结论及对策

本文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城镇、开放程度、成果共享五个层面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对2007—2017年我国东、西部地区18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各子系统和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来看，东、西部地区在不同子系统的表现各不相同。具体而言，在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城镇、成果共享四个子系统方面，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在开放程度子系统方面，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

(2)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在2007-2017年，东、西部省份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但是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东、西部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转变城镇化发展理念，以本文提出的五大逻辑主线为基础，客观认识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现状，制定全方位综合发展政策，提升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二是要立足于宏观大局层面，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深化改革区域互助机制，实现新型城镇化质量在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朱鹏华,刘学侠.城镇化质量测度与现实价值[J].改革,2017(9):115-128.

[2]齐红倩,席旭文,高群媛.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变特征[J].经济学家,2015(11):26-34.

[3]王雨飞,冷志明,丁如曦.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与房地产市场发展转型:“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学术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6,51(2):181-185.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1(7):28-32.

[5]袁晓玲,贺斌,卢晓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估及空间异质性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6):125-132.

[6]王富喜,毛爱华,李赫龙,等.基于熵值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J].地理科学,2013,33(11):1323-1329.

[7]邓剑伟.后GDP时代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文献的分析[J].求实,2016(5):54-61.

[8]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11):1931-1946.

[9]张士杰,李勇刚.城镇化质量､动力因子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12):86-91.

[10]陈肖飞,郭建峰,姚士谋.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4):715-724.

[11]张春梅,张小林,吴启焰,等.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7):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