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结直肠癌(CRC)癌组织中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1(CDK1)、白细胞介素-33(IL-33)表达及与其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关系。方法 选取CRC患者66例的病理组织标本,另选取其癌旁组织(距离癌组织边缘最短距离>5 cm)37例,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CDK1、IL-33表达水平在以上组织中是否存在差异,并分析CDK1、IL-33表达差异与CRC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关系。结果 CDK1、IL-33在CRC组织中表达水平均高于癌旁组织(P<0.05);低分化、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高的CRC患者肿瘤组织中CDK1、IL-33表达水平越高(P<0.05);CDK1高表达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短于CDK1低表达患者(P<0.05),IL-33高表达CRC患者PFS短于IL-33低表达患者(P<0.05);CDK1高表达、IL-33高表达、肿瘤细胞低分化、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Ⅲ期均是疾病进展的危险因素(P<0.05);在66例CRC组织中,CDK1高表达率为59.09%(39/66),IL-33高表达率为68.18%(45/66),两者的表达情况呈正相关(rs=0.697,P<0.05)。结论 CRC患者癌组织中CDK1、IL-33在CRC组织中存在异常高表达,两者与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且两者表达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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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CRC)是高发于结直肠内的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1]。其发病机制复杂,在个体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由行为因素、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2,3,4]。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1(CDK1)是真核细胞周期重要调控因子,可与细胞周期蛋白的结合驱动细胞周期进程[5]。白细胞介素-33(IL-33)属于白细胞介素-1家族,与多种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6]。既往研究表明,基因表达差异、慢性炎症状态与CRC肿瘤的增殖、转移以及侵袭密切相关[7,8]。但目前临床上关于CRC患者癌组织中CDK1、IL-33表达是否于不同组织中存在差异,且差异是否会影响CRC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临床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特探讨CRC患者癌组织中CDK1、IL-33表达与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关系,以其明确CDK1、IL-33表达与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关系,为CRC诊断及治疗提供新思路,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于我院进行就诊的CRC患者66例的病理组织标本。纳入标准:①病理组织确诊为CRC[9];②临床资料完整;③接受手术治疗前未进行CRC相关治疗。排除标准:①合并内分泌疾病;②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③患者精神异常。另选取66例患者中癌旁组织(距离癌组织边缘最短距离>5 cm)37例。
1.2方法
研究标本经4%多聚甲醛固定液(北京康佳宏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固定、石蜡包埋、4μm厚度连续切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进行染色,石蜡切片后依次放入二甲苯[国药锦奇(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中进行脱蜡,梯度无水乙醇水化(福州迈新公司生产),加3%双氧水(H2O2,福州迈新公司生产)溶液以灭活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再用磷酸缓冲盐溶液(PBS,福州迈新公司生产)冲洗三遍,每次3 min,用滤纸吸干切片组织周围PBS,加入一抗(CDK1抗体、IL-33抗体,纽普生物生产),让抗体充分将组织进行无气泡覆盖,置于4℃冰箱孵育过夜,次日拿出放置于室温下进行复温1 h,甩去一抗,PBS流动冲洗三遍,每次3 min。甩干PBS后,擦干组织,加入二抗(快捷型酶标羊抗鼠/兔IgG聚合物,纽普生物生产),让抗体充分将组织进行无气泡覆盖,放于湿盒内20 min, PBS流动冲洗三遍,每次3 min。滴加DAB染色液(蒸馏水0.85 mL,依次加入A、B、C液各50μl,充分进行混匀,福州迈新公司生产),使组织被充分覆盖,放于显微镜下观察显色反应,显色反应完成后用自来水冲洗组织1 min,将切片置入苏木精染液(上海恒远生物生产)2 min,自来水冲洗30 s;放入1%的盐酸酒精分化数秒,再放入流水下冲洗30 s;氨水返蓝30 s,再用流水冲洗30 s,再将切片依次放入95%酒精-无水乙醇-二苯甲各5 min,进行脱水封片。胞质和(或)胞核中发现棕黄色或者黄褐色颗粒则表示细胞染色阳性,再于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高倍视野(400倍)观察每张切片,并计数细胞500个,依据阳性细胞占比不同分为以下五类等级:0分,阳性细胞占比<5%;1分,阳性细胞占比5%~25%;2分,阳性细胞占比26%~50%;3分,阳性细胞占比51%~75%;4分,阳性细胞占比76%~100%。根据着色强度再进行半定量判定,评分标准:不着色为0分;着色弱(淡黄色)为1分;中等着色(黄色)为2分;强着色(棕褐色)为3分。免疫反应的得分=阳性细胞的占比得分×免疫染色强度得分:阴性表达两者乘积为0分,免疫组织化学反应(-);弱阳性表达两者乘积为1~4分(+),中度阳性表达两者乘积为5~8分(++),强阳性表达两者乘积为9~12分(+++)。IL-33抗原阳性反应为细胞胞质中观察到有黄色颗粒,与背景颜色比较,无色计0分、淡黄色计1分、黄颜色计2分及棕褐色计3分;阳性细胞占比评分:显微镜下随机选取10个代表性视野计算阳性表达率,阳性表达率<5%(-,0分)、5%~25%(+,1分)、26%~50% (++,2分)和>50%(+++,3分),本研究中将“-~+”视为低表达,“++~+++”视为高表达。阴性对照用PBS标本,阳性对照用实验室已知阳性标本。
1.3随访
指定一名护士通过患者门诊复诊、电话或微信随访方式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为期3年随访,以掌握患者CRC复发、转移及生存情况,随访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并统计CRC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其中PFS为患者术后至第一次发生CRC疾病进展或死亡时间[10]。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版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应用Spearman秩相关性检验;P<0.05,数据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应用GraphPad Prism5.0软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CDK1、IL-33与CRC患者3年PFS的相关性,选用Log-rank法,检验标准P<0.05。
2、结果
2.1 CDK1、IL-33在CRC组织与癌旁组织中表达差异对比
CDK1、IL-33在CRC组织中表达水平均高于癌旁组织(P<0.05),见表1。
表1 CDK1、IL-33在CRC组织与癌旁组织中表达差异对比(例,%)
2.2 CDK1、IL-33表达与CR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低分化、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高的CRC患者肿瘤组织中CDK1、IL-33表达水平越高(P<0.05),见表2。
2.3不同CDK1、IL-33表达水平患者PFS对比
截止2022年6月,CDK1高表达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为33.58个月,短于CDK1低表达患者35.12个月(logRankχ2=5.627,P<0.05),IL-33高表达患者PFS为33.95个月,短于IL-33低表达患者35.64个月(logRankχ2=4.696,P<0.05),见图1、2。
表2 CDK1、IL-33表达与CR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例,%)
图1不同CDK1表达水平PFS图
图2不同IL-33表达水平PFS图
2.4多因素分析
CDK1高表达、IL-33高表达、肿瘤细胞低分化、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Ⅲ期均是患者病情进展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多因素分析
2.5 CDK1与IL-33表达的相关性
在66例CRC组织中,CDK1高表达率为59.09%(39/66),IL-33高表达率为68.18%(45/66),其中IL-33高表达同时CDK1高表达36例,两者表达情况呈正相关(P<0.05),见表4。
表4 CDK1表达与IL-33表达的相关性/例
3、讨论
CRC是一种消化道恶性肿瘤,可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健康,据近几年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其发病率正呈明显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11]。其中手术切除是CRC优选的治疗方法,术后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但如果合并远处转移,患者生存率则会显著降低[12,13]。因此,CRC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是治疗CRC的关键。
本研究显示,CRC肿瘤细胞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中CDK1、IL-33表达水平存在差异,且肿瘤细胞低分化、伴淋巴结转移以及TNM分期越高,肿瘤组织中CDK1、IL-33表达水平越高,其PFS则相对较短,说明CDK1、IL-33表达与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可能存在关联。分析原因可能为:CDK1可调控真核细胞有丝分裂细胞周期G1/S和G2/M期,与CRC的发生、进展以及预后情况息息相关,在多种肿瘤细胞中CDK1表达失调呈现出过度表达状态,能直接导致人体细胞周期生理过程出现紊乱,细胞分化过程发生障碍,促进CRC细胞的恶性增殖与转化[14,15]。而细胞白介素在机体免疫反应调节与细胞活化增殖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IL-33为白介素家族中主要的促进癌变因子,可与其受体蛋白ST2结合活化核转录因子κB与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以及信号通路上调环氧化酶2分泌和通过前列腺素E2途径改变巨噬细胞浸润与极化,从而调节基因转录,重塑肿瘤微环境,继而促进CRC侵袭与远处转移[16,17];这均进一步提示CDK1、IL-33表达情况与CRC疾病进展密切相关,当二者在患者CRC组织中表达水平上调时,预示患者肿瘤组织恶性程度越高,更易转移且易发生预后不良,PFS进一步缩短[18,19]。
本研究还发现,CDK1与IL-33表达呈正相关,说明CDK1与IL-33表达相互影响。分析原因可能为,IL-33参与机体炎症、感染以及免疫反应等多种生物学活动,其可通过激活过磷酸化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有效抑制细胞线粒体凋亡通路,维持肿瘤细胞存活机制,减弱肿瘤细胞自我凋亡能力,从而促进CDK1显著表达,进而影响细胞周期进程,使细胞周期由G2/M检验点向异常M期方向推进,促进CRC肿瘤细胞异常增殖与转化[20]。
综上,CRC患者癌组织中CDK1、IL-33在CRC组织中存在异常高表达,二者与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且二者表达存在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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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浩勇,虞积耀.读新版WHO(2010)消化系统肿瘤分类[J].诊断病理学杂志,2011,18(2):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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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消化系早癌内镜诊断与治疗协,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消化道肿瘤协作组,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肠道学组,等.中国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与诊治共识[J].中国医刊,2015,50(2):14-30
文章来源:向前,韩玉超,李闪.结直肠癌组织中CDK1、IL-33表达及与其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关系研究[J].实用癌症杂志,2023,38(07):1089-1092+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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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作为消化科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其发病并非单一因素所致[1],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在结肠癌的发病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相关研究显示[2],结肠癌在特定家族中呈现出明显的聚集趋势。在结肠癌的演进过程中,异常细胞在结肠内壁开始不受控制地增殖,逐渐堆积形成肿瘤。
2025-09-02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临床治疗结直肠癌患者常用术式,术后患者会长期出现强烈痛感,易诱发肠梗阻等异常情况,并会对其睡眠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病情恢复[1⁃2]。外科术后常用自控静脉镇痛(PCIA)镇痛,效果良好,但可致患者出现呕吐、呼吸抑制、恶心等诸多不良反应[3]。
2025-08-25高龄结直肠癌患者常合并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且该类患者在术前由于受负性情绪(焦虑、紧张)、麻醉药物刺激、手术创伤等因素影响,易导致血压、心率等血流动力学指标波动,进而增加手术风险,故高龄结直肠癌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围术期护理一直是结直肠外科研究的重点问题[5]。
2025-08-04临床治疗直肠癌多采取根治术进行治疗,取得较好治疗效果[2]。而根治术后患者多采取肠造口,患者无法自然排泄,只能通过造口排泄粪便,对患者身心健康影响较大[3-4]。由于疾病与肠造口,多数患者存在负面情绪,且肠造口容易导致多种并发症,对患者日常生活影响较大,故而需加强对患者的护理支持,改善患者身心状态[5]。
2025-07-31术后吻合口瘘的预防措施中,临时肠造口术的应用日益广泛,这使得造口患者群体持续扩大[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医疗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患者在疾病适应方面,特别是心理调适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4]。因此,提升患者的适应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5-6]。
2025-07-30结直肠腺瘤作为结直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的癌前病变,是一类发生在结直肠腺体组织上皮细胞的良性肿瘤,研究发现结直肠腺瘤与结直肠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氧化应激与身体抗氧化能力的不平衡。
2025-07-26CD36(Clusterofdifferentiation36,CD36)是一种高度糖基化的细胞表面单链跨膜糖蛋白,与多种细胞的脂质摄取、免疫识别、炎症反应、分子黏附以及细胞的凋亡过程有着密切关系[4]。LDH-A(Lactatedehydrogenasea,LDH-A)是肿瘤细胞有氧糖酵解,即“Warburg效应”途径的关键酶,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关系密切。
2025-07-24目前,该病治疗多以手术为主,但长期随访发现,仍有部分患者术后存在复发转移风险,预后欠佳[2]。若能于早期构建以肿瘤相关生物标志物为基础的预后预测模型,则有助于寻找新的治疗靶点,提高抗肿瘤效果。B7同源蛋白3(B7⁃H3)是一种免疫调节蛋白,其在T细胞的分化、成熟中具有一定作用,且在多种恶性肿瘤内均有表达,与肿瘤生长、转移等有密切关系[3]。
2025-07-18结直肠癌(colorectalcancer,CRC)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中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尤其高。2020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死亡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分别位居第2和第5位,其中2020年新发病例55.5万,死亡病例28.6万[1]。并且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有上涨趋势,严重威胁国民健康[2]。
2025-07-18结肠癌作为一种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1]。结肠癌是一种由细胞内分子变化累积引起的复杂疾病,其基因及表观遗传变异在不同患者中表现多样[2]。淋巴结转移是结肠癌进展和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方案和生存预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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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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