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积淀了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基因，乡村性彰显着乡村的独特之处，这些典型的乡村性要素成为旅游发展的亮点，乡村旅游的发展依赖乡村性。对乡村性的探索能形成关于乡村性的理性认识，科学指导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营造，为中国广袤乡村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性主要指构成乡村地区的特征属性，也是用于区分该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本质属性[1]。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了乡村性，研究集中于概念界定[2,3]、乡村性指数评价[4,5]、乡村性的时空演化[6,7,8]、乡村性表征[9,10]等方面。依据乡村性的定义类型可以将乡村性研究划分为两类[11]，一类是描述性定义，该类研究中学者们通过总结乡村不同于城市的本质特征来界定乡村[12]，主要根据乡村特征或客观指标进行统计计算，多使用人口密度和离城市中心的距离等指标[13]，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和实践。描述性定义因缺乏动态描述和文化特征而被批评，同时，也没有一组乡村性指标能普遍适用于所有乡村。另一类是社会文化定义，学者们认为，对乡村性的描述应是多样的，取决于群体、地域特征[10,14,15]。在乡村旅游研究领域，乡村性的研究更多偏向于社会文化定义，如已有研究关注了乡村性概念在乡村旅游中的理解[16]、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测度[17]、乡村性的社会建构[18]、旅游发展对乡村性的影响[19]、乡村性感知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20]等方面。因乡村异质性较强，已有研究中对乡村性表征及感知维度没有形成共识[17]，旅游开发对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影响仍不明晰，尽管较多研究认同旅游发展对乡村性的强化作用[19]，但部分研究也指明了不当的旅游开发会弱化乡村性[21]，乡村性表征要素的空间演变规律也有待探索[22]。旅游地的乡村性是为旅游者营造，更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了乡村性的社会文化建构属性，可以从社会建构的理论视角来理解乡村性[18,23,24]。

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范式，认为社会现实是建构的，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也是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后的结果[25,26,27]。乡村性的社会建构指人类行为主体在社会活动实践中勾勒、描述、创造着关于乡村性的现实[28]。人们对乡村性的认知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基于人际的实践来不断协商、维护和建构的[29,30]。乡村性被认为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相关研究更多从乡村性物理空间的计量转向对社会空间中感知和表征的研究[10]。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能够增强乡村性社会属性的认识，实现对乡村空间变化的描摹和深度理解，丰富对乡村性表征和实践空间的研究。鉴于此，通过构建乡村性表征体系，归纳总结乡村性表征维度结构，基于公众参与式制图的方法，探讨乡村性表征的时空演变，增强对乡村性表征空间格局和演化的认识，科学指导乡村旅游实践。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案例地概况

空间选择方面，考虑到乡村旅游地多为城市居民的休闲目的地，且旅游地类型多样，为获得更为客观、公正的研究结果，进而选取了大城市周边的多元乡村旅游地。南京市周边基于稳定的市场需求形成典型的乡村旅游地，因此，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世凹桃源村（世凹村）、位于高淳区的大山村和漆桥村作为案例地。世凹村距离市中心较近，依赖牛首山景区，形成稳定的以农家乐接待为主的旅游服务业。大山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依赖政府的支持和高淳国际慢城的旅游辐射效应，同时，大山村具备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产生较好的旅游消费市场，主要以农家乐接待为主。漆桥村以明清时期传统建筑著名，也是孔姓在江南形成的最大集聚地，是典型的古村落旅游地，乡村旅游以观光游览为主，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时间选择方面，主要根据案例地旅游发展主要历程，选择旅游发展前和旅游发展后两个代表性的时间节点进行演化的分析。3个案例地均在2012年左右迈入乡村旅游初步发展的阶段，2011年，江宁区开始着力打造以世凹村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地，2012年正式开村营业。高淳国际慢城在2010年获得国际慢城联盟组织授予的慢城称号，进入旅游迅速发展阶段。漆桥村在2012年对村落进行了维护和修复，于2013年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于2014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之前，只有世凹村和大山村的少数居民自主从事旅游接待业，乡村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乡村性的变化较小。以2012年为旅游开发的主要时间节点，同时提前与推后一段时间，用2005年代表旅游发展前的情况，用2020年来表征旅游开发后的情况，以分析旅游发展前后乡村性的变化。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质性编码提炼乡村性表征维度结构，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参与式制图法揭示乡村性表征的时空演化特征。

乡村性表征及其变迁主要通过质性编码进行分析，基于选择式、核心式和开放式编码3个层级展开。质性研究资料处理分为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本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类属分析，强调资料表现的主题，主要是对乡村性的表征进行横向归类[31]。

纵向研究相对于横截面的研究而言，可以描述事物的连续性变化，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合理地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纵向研究可以划分为前瞻性和回顾性两大类，前瞻性纵向研究起点是现在，追踪到未来，而回顾性纵向研究起点在过去，终点在现在。本研究运用回顾性纵向研究，需要被调查者回顾过去，也对乡村性的表征进行纵向比对[32]。本文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乡村性时间演化，作为参数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具有误差率低、高效率以及样本数量要求低的特征，能够有效检验乡村性变化方向[33]。乡村性表征的时空间特征主要通过参与式制图法展现[34]，通过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获取居民对乡村性表征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收集相关空间分布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操作步骤为，填图前，被调查者展示案例地遥感影像图和示意图，进行辅助讲解和说明，提高识图和填图的准确性。在被调查者对乡村生活观察、实践和理解的基础上，要求其标注旅游发展前、旅游发展后两时间节点中认可的典型乡村性表征元素，并勾选表征水平。基于地图，需要被调查者标注出典型乡村性表征的位置（5～10个表征要素）。根据要素进行代表性程度评价，1～5表示从“非常没代表性”到“非常有代表性”，匹配后的乡村性表征点具有空间位置属性和乡村性表征水平属性，后通过核密度[35,36]进行分析。

1.3数据来源

为了解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表征和演化过程，访谈对象主要为地方居民，辅以旅游者。地方居民对乡村性变化的感知最为清晰，居民是主要的当地调研对象。旅游者多为附近的居民，重游率较高，主要关注了其对旅游发展后乡村性表征的认知。旅游地乡村性建构的对象为旅游者，在乡村性表征的认知调查中不能忽视其话语表达。基于访谈提纲进行半结构访谈，主要关注被访谈者对旅游发展前后乡村性表征以及变迁的认知。共获取访谈时长为14.67小时，转录文本共计182 317个字符。被访谈者的主要人口统计特征如下（表1）。调研于2019年6月14—15日和8月27—30日分别在世凹村、大山村和漆桥村展开。对访谈样本进行质性编码过程中，直至第40位被访谈者的编码过程中不再出现新的核心类属，基本实现数据的饱和。

为实现乡村性时空演化的分析，对乡村旅游地村民进行参与式制图调研，在3个案例地各发放旅游发展前和旅游发展后两个时间节点的填图问卷100份，其中，在世凹村回收100份，大山村回收96份，漆桥村回收84份，回收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93.33%。旅游发展前，世凹村、大山村和漆桥村分别得到301、246、235个节点，旅游发展后分别得到291、314、228个节点，共计获得1615个位置点。对每个点进行赋值，赋值数值来自对乡村性表征的评价值。填图问卷后附乡村性评价，其中，大山村的物质环境维度题项包括山地、水域、林地、耕地、植物、动物、乡村建筑；社会行为维度包括乡村生产方式、乡村美食、乡村休闲娱乐、乡村生活方式、邻里关系、语言；精神文化维度包括乡村民俗、节庆活动、遗址遗迹、精神信仰、道德习惯、历史人物。因地方资源禀赋差异，世凹村和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评价值题项与大山村略有区别，如漆桥村的乡村建筑题项调整为古建筑、古桥和古街巷。通过ArcGIS对案例地乡村性表征进行核密度分析，搜索半径设置为10 m，其他按照默认设置。  

表1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受访者信息统计  

2、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时空演化

2.1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会形成关于乡村的不同认知。不同地域基于地方文化特征会形成差异性的乡村性表征。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随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而改变，具有动态性。在承认自然景观的差异性基础上，本研究强调人类社会如旅游发展过程对乡村性的建构。

基于质性编码，对访谈样本进行概念化，进行了3级编码，获得了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3个核心范畴——物质环境（物理空间）、社会行为（体验空间）和精神文化（精神空间），3个核心范畴从具象空间走向抽象空间，地-人地交互-人的属性转换，具有层层递进的属性，高层次的空间不囊括低层次的空间。物质环境空间是可感知的物理空间，指物理空间中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建筑聚落，包括自然景观、建筑聚落两大主要方面，社会行为空间是人类各种社会行为关系凝结的空间，包括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内容，精神文化空间是人的精神文化空间，包括民俗活动、精神依赖等[37]（表2）。建筑聚落主要囊括了自然景观、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民俗活动、精神依赖6个主范畴。  

表2对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逐级编码  

乡村性表征在旅游发展前主要以农业为核心表征，不论是物质环境、社会生活还是精神文化方面的表征均呈现农业的根源性特征，物质环境以“农田”“田园”为重要表征，乡村建筑破旧、无序；社会生活环绕着农业生产生活展开，农业生产活动增加以居民辛苦、勤劳为重要内涵，社会交往也是以情义交往为准则；精神文化表征更是以农耕文化为典型表征，民俗文化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精神追求具有淳朴的特质。旅游发展后，乡村性表征以旅游产业为核心，物质环境中农业要素减少，以观赏性景观为主，乡村建筑环境具有较大改善，整洁、有序成为主要表征；社会生活交往方面从原来的“重情义”走向偏“利益”；精神文化空间呈现出文化表征的复兴，乡村居民的精神面貌仍然具有原本的“简单”“淳朴”等特质，地方认同增强，精神文化更为富足。

在乡村性表征变迁过程中，乡村性表征随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内涵，具有显著的社会建构特征。不同群体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居民的乡村性表征更体现出农村现代化的需求，旅游者关注的是美化的理想乡村表征。乡村性测度与建构标准应考虑到乡村性的社会建构特征，在旅游地，乡村性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旅游者的需求。建构的乡村性既不是完全传统的乡村性，也不是完全现代化的乡村性，而是在保障现代化需求基础上充分保留优秀传统乡村的特质，综合表现为理想乡村的特征。

2.2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时间演化

基于参与式制图法过程中获取的旅游发展前后乡村性表征水平的评价值，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时间演化方向的判断，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演化呈现差异性特征（表3）。总体上，世凹村和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均值呈下降趋势，旅游开发并没有带来乡村性的回升。世凹村乡村性表征均值从3.690下降到3.600，漆桥村从4.141下降到3.920。大山村乡村性表征均值呈现上升趋势，从3.836增长到3.992。旅游发展前的乡村性表征水平来看，从漆桥村、大山村至世凹村乡村性表征均值依次递减。旅游发展后，大山村、漆桥村到世凹村乡村性表征均值依次递减。

物质环境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均值均呈现下降态势。世凹村的乡村性表征均值从3.967降至3.714。大山村乡村性表征均值从4.048降至3.690。漆桥村表征均值从4.044降至3.610。乡村旅游开展后，居民对山地、水域、林地、耕地、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的表征感知均弱化，对建筑聚落感知有增强，整体物质环境空间的乡村性呈下降趋势，其中，漆桥村和大山村的乡村性变动达到显著性水平。

社会行为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均值也呈现下降态势。世凹村乡村性表征均值从3.500下降为3.467，大山村从4.063降至3.902，漆桥村从4.147降至4.132。社会行为空间的表征内涵丰富，认知具有较大差异，3个村落的社会行为空间表征均值下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精神文化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均值呈上升趋势。世凹村乡村性表征均值从3.350升至3.367，大山村从3.774升至4.385，漆桥村从4.331升至4.459。旅游发展后，居民对乡村民俗、节庆活动、遗址遗迹、精神信仰、道德习惯、历史人物等方面感知均增强。其中，大山村因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在旅游开发后对地方民俗充分活化利用，居民对其表征感知更为明显，并达到显著水平。

从案例地具体发展情况来分析，世凹村坐落于牛首山风景区脚下，紧邻市场，交通便捷，居民开展农家乐旅游接待，尽管该村落进行了整体景观的改造，但是自然景观明显减少，生活具有现代化特征，整体乡村性水平弱化。漆桥村为传统村落，尽管位于城市远郊，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也进行了修缮，但是旅游开发还不完善，存在生态环境卫生问题，旅游发展对乡村性的积极影响较少，整体乡村性水平弱化。大山村旅游发展相对较好，依赖高淳国际慢城的发展，政府、企业多方积极推动该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尽管自然景观及生活方式等呈现旅游地特征，但旅游开发对精神文化要素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活化利用，活态化展示地方典型民俗，如大山叉、跳五猖、跳马灯等，精神文化感知水平的提高促使大山村的乡村性整体提高。

表3乡村性表征水平均值的变化

2.3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空间演化

根据乡村性表征水平的空间分布（图1），空间分布集中在山体、水源、林地、田地、建筑聚落、生产生活区和精神文化外显载体上。旅游发展后，世凹村、漆桥村和大山村的乡村性表征空间格局呈现集聚态势。

总体而言，世凹村的乡村性表征以山地（桃花山、房后山、牛首山）、林地、田园、池塘、居民住宅、乡村主干道、唐塔、郑和墓、郑和湖等为主。大山村的乡村性表征以山地（大山、小山）、林地、田园、水库、乡村建筑、芮氏祠堂、大山寺、天地戏台、文峰塔等为主。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以林地、田园、水体（水库、池塘）、传统建筑、漆桥老街、南陵关、保平井、保安井、孔氏宗祠、土地庙等为主。以上乡村性表征也是旅游地最显著的外显要素，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乡村的核心吸引力。旅游发展后，以人为核心的要素不断影响着乡村的乡村性，建筑面积增加，自然景观面积缩减，人类活动更加丰富，以人为核心的区域成为主要集聚区域。

图1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水平的空间分布  

分维度而言，物质环境维度，乡村性表征呈现出分散性集聚的空间格局，以点状集聚分布为主，呈“小集聚、大分散”格局，且在旅游开发后，乡村性表征更趋于集聚（图2）。

自然环境维度的典型乡村性表征包括耕地、山地、水体、林地、田园等，空间分布广泛且分散。随旅游发展深入，乡村表现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进而展现在乡村性表征上。乡村用地如耕地、林地、水域转变成了旅游服务用地，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面积增加。乡村自然空间表征也从原来的生产性的景观演变成为观赏性景观。旅游发展后，乡村性表征从农业生产性景观如稻田、麦子、水田、油菜等变换为观赏性景观如茶园、枫树林等，农业自然景观面积减少，表征要素呈现出集聚分布趋势。

建筑聚落是乡村性表征的重要维度。旅游发展前，案例地乡村建筑无序杂乱、破旧，旅游发展后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修缮，形成具有典型乡村建筑风格的旅游服务社区，增强了乡村氛围。旅游用地面积具有一定扩张，出现了改造或新建的家庭旅馆、农家乐和特色民宿等，拓展了生产空间。乡村旅游地多依赖“马路经济”，围绕街道形成旅游和居住功能共存的区域，呈规模化发展。旅游发展后，乡村建筑表征点增多，建筑聚落的乡村性表征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世凹村、大山村的乡村建筑沿道路向边际扩散，旅游发展后，乡村建筑均被营造成徽派风格，乡村性感知集聚。漆桥村只在原基础上进行了修缮，村落格局仍为鱼骨状，村落格局略有扩张，建筑聚落感知分布更为集聚。

社会行为空间的乡村性表征聚集于生活空间，即居民住宅区，也分散分布于生产空间，如田地、林地附近，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特征，多为带状空间集聚格局，旅游发展后，社会行为维度的乡村性表征更集中于生活空间，呈集聚分布态势（图3）。

图2 2005年和2020年物质环境空间的乡村性表征核密度   

图3 2005年和2020年社会行为空间的乡村性表征核密度   

在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生产生活以农业生产为核心主题，表征要素分布于耕地、水域和林地等区域，生产生活表征要素数量较少。旅游发展后，随着农家乐、民宿等旅游服务业的展开，生活资料变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乡村性表征区重合，均分布于住宅区，空间演化呈现集聚特征，空间格局依赖乡村村落格局，多呈现带状空间结构特征。在旅游发展前，漆桥村、大山村以及世凹村乡村生产生活的表征要素集聚在乡村建筑、生活区，分散分布在村落周边的耕地。旅游开发后，居民住宅扩建或修建成为特色民宿、餐饮等，建筑面积有一定的扩张，旅游引导着村落生产生活元素集中在主街建筑周边，集中在居民的生活区，表征元素具有集聚态势。

在旅游开发前，乡村社会交往的表征集中分布在乡村住宅区，分散分布在乡村周边耕地、林地等区域。旅游开发后，旅游经营活动的主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另有非本地人基于旅游经营动机进驻，导致熟人社会被打破，社会交往空间仍然集中在住宅区，乡村和睦的氛围感知弱化。旅游发展前，邻里社群关系主要依赖地缘和血缘延展，旅游发展后，在地缘、血缘基础上具有业缘的新要素注入。世凹村、大山村以及漆桥村的社会交往空间也在居民住宅区形成了相对明显的集聚。旅游开发前，社会交往空间表征集中在乡村居民区和周边地域。旅游发展后的乡村居民闲暇时间减少，乡村性表征呈现减少趋势。

精神文化空间的乡村性表征主要是依赖历史遗迹、民俗活动等现实要素来展现。实际上，因为各乡村文化依存的差异，呈现的历史遗迹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差异性。整体围绕遗址遗迹、民俗活动等外显文化遗存呈集聚分布特征（图4），全局具有“小集聚”的分布特征，呈多点随机分布。同时，精神文化要素都是长时间的累积，旅游发展前后空间格局差异较小。

图4 2005年和2020年精神文化空间的乡村性表征核密度   

民俗活动的乡村性表征呈散点状分布，民俗活动及其外显表征依赖村落的发展历史，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呈现“小集聚”的分布特征。在旅游活动的推进下，乡村民俗被活化利用，居民也成为民俗文化的表演者，其乡村性感知更为明显。大山村的乡村民俗丰富，打叉、跳五猖、长街宴等民俗活动在旅游活动的推进下成为乡村文化重要表征。同时，也有乡村旅游地修复、重建重要的民俗和文化表征，实现乡村性的建构。漆桥村新修建了南陵关和孔氏宗祠，呈现新的集聚空间。

精神依赖层面的乡村性表征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大差异，随着旅游发展，乡村精神文化要素得到活化利用，感知更为明显，精神文化要素的乡村性表征空间分布倾向于集聚。旅游发展前的乡村居民的精神依赖表征主要集中于村落的寺庙、戏台、祠堂、古井等精神文化表征点，旅游发展后，修缮了原有建筑，整理、规划并建设了新的乡村精神文化载体，如大山村修复了农耕文化园，漆桥村修复了孔氏宗祠、南陵关，乡村文化的重要表征仍集聚分布在原有区域，有部分表征点的增加，表征强度增高。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1）基于访谈和质性编码，本文对访谈文本进行类属分析，收敛了乡村性表征的3个核心范畴分别为物质环境、社会行为和精神文化维度，6个主范畴分别为自然环境、建筑聚落、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民俗活动和精神依赖。旅游发展前乡村性表征与农业密切相关，旅游发展后的乡村表征以旅游为核心要素，旅游特征显著强化。

(2）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征时间演化呈现差异性。世凹村和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水平具有下降态势，大山村呈现上升趋势，这反映了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具有辩证性。但也存在共性，案例地乡村性表征精神文化维度呈现增长趋势，物质环境和社会行为维度主要呈下降趋势。

(3）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呈现更为集聚的演化特征。物质景观、社会行为和精神文化空间的乡村性表征分别呈现“小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小分散”和“小集聚”的分布特征，依赖于人类活动和旅游活动的展开，以地为中心的农业空间结构特征转移到以人为核心的旅游空间表征上，均呈现更为集聚的发展趋势。

3.2讨论

乡村性表征维度方面，已有研究强调了物质环境、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38,39]是吸引城市旅游者前往乡村的重要吸引力，也是乡村和城市区别之处，本研究形成的乡村性维度是对旅游地乡村性主要表征的提炼和总结。乡村性表征演化方面，居民和旅游者对乡村性表征的认识产生了变迁，这一变迁反映了乡村旅游地的社会现实。按照社会建构主义，乡村性的认知是社会主体基于社会实践形成的共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变迁，乡村性认知的元素和内涵也随之变迁。基于此，乡村性不是僵化的地理空间，而是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认知，是动态变化的。进而，旅游地建构的乡村性需要符合旅游者乡村性体验需求，应具有理想乡村的特征，符合时代需求，也是对传统乡村性的推陈出新。

乡村性的时间演化方面，已有研究证实，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一般乡村的乡村性呈现弱化的趋势[6,7]，而在旅游情景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演化存在差异，有研究提出，旅游发展能够对乡村性产生积极影响，刘沛林和于海波在对传统古村落的研究时发现，旅游开发实践对爨底下村的乡村性传承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主要是增加居民经济收入以及修缮住宅等提高了本地居民对乡村性传承的认可[39,41]。但也有研究指出，旅游开发与乡村性保护之间存在悖论[42,43]，席建超等基于野三坡旅游区3个村落土地利用演变进程分析发现，旅游发展水平越高，乡村性水平越低，并强调旅游发展与区位条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本研究对多元案例地乡村性演化结果的分析可知，乡村性演化存在差异性，佐证了旅游研究领域中对乡村性演化结果辩证性的认知[44]。资源本底千差万别的乡村基于多元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会产生差异性的演化方向。世凹村主要依赖便利的交通与紧邻市场的区位条件开展乡村旅游，但受现代化影响较大，综合形成乡村性弱化趋势。漆桥村为传统古村落，虽然也位于城市远郊，但开发不完善，旅游的积极影响较小，综合导致乡村性的弱化。而大山村位于城市远郊，资源禀赋较好，在旅游发展动力的推动下形成乡村性增强的趋势。因此，可以进一步佐证旅游发展水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是影响旅游地乡村性演化的重要条件的观点[42]。分维度乡村性水平的演化显示，乡村性在物质环境和社会行为维度均具有弱化倾向，说明现代化发展进程对乡村旅游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旅游发展使得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渐非农化，也改变了乡村物质景观面貌，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影响了生活方式，促进了居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综合影响下形成乡村物质环境和社会行为维度的弱化。而在精神文化维度方面具有显著提升，均反映了旅游发展对文化要素的提炼和挖掘。尽管部分精神文化要素如民俗活动已经脱离了原有的使用场景，但是在旅游情景下被活化利用，并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本地居民比较认同的地方精神文化表征，展现了乡村精神文化风貌。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乡村如何建构乡村性将显著影响乡村性感知的演化方向。

乡村性的空间演化方面，呈现了乡村性表征显著集聚的特征。从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来看，乡村旅游地一点都不“自然”，因为它们是由人类干预，基于特定社会和文化面向旅游者的构建[45]，投射着当下的价值观念。自然景观呈现显著的建构特征，不再只以农业生产种植为主，观赏性的自然景观成为主要景观。建筑景观也进行了外立面的修缮，展现了统一的风格，强化了乡村氛围。社会行为方面，乡村性的表征主要是通过人际活动展开，包括农家乐餐饮服务，展现了旅游活动对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居民交往行为也受到旅游活动的制约和局限。精神文化更多是对地域文化进行挖掘和营销，增强旅游者文化体验。乡村性表征的空间演化展现了社会建构的空间过程。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受到多元要素的影响，除了受限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先天条件外，更多受到现代化发展（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发展政策等）[8]和旅游发展（旅游发展水平、政府支持、资本投入等）[41,46]两大主导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乡村的物质环境、社会生活、精神文化日益与城市趋同，乡村性弱化，而在旅游发展动力下，乡村旅游地营造着典型的乡村景观，努力增强旅游者的乡村性体验。但是，在此过程中乡村性建构又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为基本要求，因此，乡村性表征也呈现出现代化特征，综合影响着乡村性的演化。旅游发展动力下的演化过程更多是社会建构的综合结果，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背景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认为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乡村性认知，甚至认同乡村性认识先于地理空间存在进而影响旅游地的建构。基于政府、企业、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地的理想化设想，多元行动主体基于利益、权力开展协商，主导着乡村性的建构。乡村旅游地多元行动主体基于本地资源特质和乡村性的认知综合建构乡村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性的演化结果。

3.3研究局限与展望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行乡村性的研究，实现了乡村性研究从物理空间到社会文化空间的转变，也实现了从客体空间到主体空间的发展过程，有利于乡村性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仍存在不足和局限。首先，研究关注的是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地，世凹村和大山村均以农家乐模式为主，乡村性表征变化明显，其他类型的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变迁情况存在差异，未来也可以基于多类型乡村旅游地进行比较研究，多元异质的乡村使得研究结论的推广应该慎重。其次，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社会认识的形成过程，未来可以深入关注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建构的作用过程。社会建构主义认同不同的案例地基于差异性地域文化形成的乡村性表征具有显著差异，未来可以进一步比较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呈现的乡村性表征。最后，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纵向调查，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一定欠缺，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前瞻性纵向研究，甚至是开展更长、更多时段的跟踪调查。纵向调查过程中难以剥离旅游发展和其他社会进程对乡村性的影响，可以进一步通过准自然实验法，进行一般乡村和旅游乡村的对比，剥离出其他因素的影响，关注旅游发展对乡村性的单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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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玉程叶青张平字.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J]地理研究.2015,3410)1864-1874.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流动性视角的公路交通与旅游景区时空关联及耦合机制——以江苏省为例”(4207117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旅游发展对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影响研究”(22YJC79004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社会表征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演化及机理——以西递､宏村为例”(SK2021A0114)共同资助~~;

文章来源:洪学婷,黄震方,贾文通等.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其时空演化[J].旅游学刊,2023,38(09):4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