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及其问题渗透在自然界、人、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正因其司空见惯就容易被人忽视。长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和误解，人们忽视了其内在价值，忽略了其分析社会矛盾、揭示事物联系的本真要义，使其未发挥出应有的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的视域下研究差异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认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且为我们认识差异性世界的内在关系与逻辑发展，特别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差异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原则。以此为宗旨，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出发，在分析辩证差异观的在场视域及其重要价值的基础上，着重从交往和认同两方面分析辩证差异观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价值。

一、曲解与批判:辩证的差异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探讨了“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等内容，其中谈到了杜林的差异规律。恩格斯对杜林差异思想作了这样的剖析:杜林虽然提到了“差异规律”，但他从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剌激或者同一刺激的持续，会使任何一根神经和任何一个神经系统疲劳”等“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来说明事物的发展。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1在恩格斯看来，杜林借用这种庸俗的例子突然“转变为”“差异规律”，显然是对“差异规律”的曲解，是对“差异”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实际上，差异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从其普遍性来讲，是指事物及其内部要素的区别，而在杜林看来，这种区别“无非是变换的愉快性的具体说明和例子”。1从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从普遍性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差异”无可厚非，但若仅仅限于此语境，则还是无法论证差异性原理及其规律在事物发展中的应有作用，于是就会忽视，甚至狭隘化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观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也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观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和忽视的重要原因。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观是在何种语境下展开的呢?恩格斯曾指出，辩证逻辑不是只满足于“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出来……而是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1在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肯定性表述中可以看出，各种事物的差别和不同不是仅仅停留于简单列举，抑或是毫无相关性的存在与说明，而是在立足于不同事物的特性中找到事物之间的“从属”关系，即在差异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识别差异，并能通过事物内部差异的比较和矛盾运动促进事物发展到更高级形式。可见，对于差异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识别层级，更要从辩证、发展的视角看待差异及其重要价值。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杜林的“差异规律”关涉的是抽象的理论层面，或是在庸俗例子中的简单推理，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基于辩证法的语境探索差异范畴，其辩证差异观是真正回归具体现实的，是认识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步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我们看到，辩证差异观在促进自然界、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皆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自然界发展中的辩证差异———不相称性是促进事物、自然界发展的基本条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形而上学者看来，对研究对象的考察是逐个的、固定的、僵硬的，这种思维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自然观的发展阶段。而对于辩证法来说，“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使差异的双方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承认，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1这无疑说明了要以发展的视角看待自然界中存在的差异要素的复杂联系，而不是把自然界中不同的事物仅仅看作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那么，之所以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多样性是变化的、发展的，是因为“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于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1才有可能达成繁殖，物种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而不断变异和发展。这就表明，事物内部的差异要素是具有不相称性的，表现为肯定要素和否定要素的不相称，在矛盾双方的较量作用下促成了事物的内生性变化和差异性发展，这种不相称性正是自然界发展的基本条件。正因如此，从认识论意义上看，比较解剖学和比较生理学揭开了自然界中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奥秘。

其二，人的发展中的辩证差异———人的思维和现实的差异性为实现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指出:“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2在此，马克思揭示了货币所带来的现实与“我的需要”“我的愿望”等的差异，即形成了人的存在与思维之间的辩证差异关系。由于工人阶级无法驾驭资本，使其“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差别”。3然而，正是这种对思维和现实存在之间差异的识别，为克服二者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人的思维和现实的差异性，即二者的差别在人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矛盾的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使思维和存在得到统一，达到解决矛盾的目的，从而促进人的思维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雇佣劳动等并非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现实产物，这就要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加以消灭。亦即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差异和矛盾要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从而促使差异双方获得统一性和一致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思维和现实的对抗性矛盾就要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而在消灭了被资本控制的情况下，人的思维和现实的差别、非对抗性矛盾就能够在人的自由自愿的生产劳动中得以充分地实现。同时这种差别和矛盾的解决不仅促进人的发展，也为过渡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三，人类社会中的辩证差异性———阶级之间的矛盾差异为社会的阶段性发展提供动力。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状况将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从纵向的视角分析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差异，即表现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从横向视角来看，在特定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同样存在着差异性要素，这种差异性要素的相互作用、否定性运动为实现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既需要“变革的无产阶级”，也需要“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4在社会变革中，不同阶级的差别和矛盾没有暴露出来，无法相互作用，矛盾也就无法得以解决和发展。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和资本的控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双方，一方成为资本的代名词，另一方则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从阶级归属确立之日起，二者就“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5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成为社会发展的否定性力量。剩余价值论告诉我们，无偿劳动的占有是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无产者成为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前发展的否定性因素，在“革命的实践”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从而建立更高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因为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差异性要素加以说明和分析，从而无法说明其灭亡的必然性以及促进其发展的否定性因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社会形态内在差异与基本矛盾的揭露，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而对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差异作出一般性的阐释。可以说，没有对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差异性要素的分析，就无法认清促进社会发展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与现实路径，就不能驱除历史认识上的诸多迷雾，从而解开社会差异性发展的“历史之谜”。

概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不仅呈现事物的不同和差别，更强调辩证差异在自然界、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差异的动力性、发展性功能及其认识论价值，即差异促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前进性的变化和由此及彼的转化。在以往的一些理论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差异观被曲解和被淡化的倾向，这需要我们挖掘“辩证差异”的深刻内涵及其所应当发挥的指导性作用，以准确地阐释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

二、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的内涵

将辩证法融入差异之中，是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突出地表现在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分析。

(一)关于交往差异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交往理论，也对多种交往类型作过分析，我们且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他们的交往差异思想。一方面，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类型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6个体之间呈现的“自己生命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并非仅仅是概念上的不同，而是一种现实性、历史性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人们从事着不同的生产活动。由于分工促进并固化了个体间特殊的、差别性的生产活动范围，每个人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为进一步说明个体间不同的生产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引入了“交往”概念，并明确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7因此，交往与个体不同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是由个体间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于是，个体生活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至于精神交往层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即由差异性的具体存在所决定着的差别性的个体意识展开他们的精神交往，于是，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现实中的个人就成为了自己思想、观念等的生产者。同样，各个民族的精神生产亦是差异性民族物质生产的产物。可以说，差异促使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交织互动，从而形成了人们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从内在交往和外在交往的类型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这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不同民族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各民族克服原始的封闭状态所展开的外在性和共时性交往;二是民族内部的历时性差异取决于其内部不同时代的交往与传承，实现其内在性的交往形式。于是，内在交往和外在交往均在民族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的作用下不断生成。可见，无论是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或是内在交往、外在交往等等，并非是孤立片面、静止刻板的，而是在个体、群体内及其相互的差异性交往中逐步发展的。

如果说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差异性交往的发展史，那么，我们亦可说世界的发展史同样是一部差异性交往的历史，而正是这差异性交往才使得各民族从“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关于“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剖析资本主义时代“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另一方面又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这里，“单个人”“自己”“个人”其实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体、民族需求的特殊性即差异性的表达，正因为有这种差异性交往的需求，才能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否则，各民族将永远存留于自我封闭的区域世界中，更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摆脱资本的支配，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民族和人类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消灭这种“不堪忍受”的异化，就需要“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3也就是说，只有各民族实现了世界的普遍交往，并达成了共同的阶级意识，才能共同实现对异化的消灭。其中，建立在差异性交往之上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条件。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不至于失传和中断完全取决于各民族交往扩展的情况，而只有交往成为了世界交往的时候，已有的生产力才能得以持续性的保障和发展。由此，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差异性交往的辩证本质，即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存在是世界交往的前提，在差异性交往的基础上找到各民族发展的共同之处(发展的本质、规律等)，然后再以共同的发展去指导和构建自身的差异性发展。这里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中的辩证作用，只讲统一不讲差异的交往观，难免存在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的缺陷，使具体仅仅成为抽象整体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相反，只讲差异不讲统一的交往观，就会扩大差异在交往中的作用，成为一种绝对性的放纵主义，从而割裂了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故而，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交往等理论也使得我们对差异的认识更加辩证和全面了。

(二)关于差异性认同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差异性认同的思想，即强调认同问题要在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二维视角下展开。认同是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基础源于个体存在及其自我意识的建立，是人们审视“自我”与“他者”之间“同”或“异”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主客关系的视角对比了人和动物的不同，指出“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对于人来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8由于动物缺乏这种“为我而存在”的个体的、差异性的自我意识，也就没有了彼此之间关联及其同异的识别。而人与人之间建立同异识别关系的基础在于这种生物意义、社会意义、客观的个体差别以及不同个体自我意识的多样性。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不同个体达成认同的差异性问题，并为“差异性认同”提供了这样的内在规定:认同的主客体关系只有在主体差异性辨识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对“同一”的认识，而对“同一”的识别才赋予了差异性个体的存在意义。差异与同一成为构成认同逻辑成立的两种相辅相成的要素。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思想的相关探讨能够为我们理解差异性认同提供新的视角，因为差异性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实差异的承认。

马克思恩格斯的承认思想“是以一种历史批判叙事的外观”9呈现出来的，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承认观的批判和超越;另一方面是基于资本逻辑语境下对承认概念的解构和建构。黑格尔“承认逻辑”的生长点在于人的“能思的心灵”，10即人之能动的思维通过对对象的认识，形成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概念性认识。基于此点，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看到，承认并非是在思维中实现的，从其应然状态出发，它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历史活动的产物。而这一历史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下“异化承认”、特殊利益等的揭露，以及超越资本逻辑后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共同利益的“新”承认探寻。在马克思那里，资本逻辑下的承认是如何达成的呢?他揭示出“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11是资本逻辑语境下的必然事实，是交换的前提和条件。人被确认和被肯定仅仅因为他可以被交换、被“利用”，成为他人获得“自私利益”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被需要的状态成为一种对人自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可见，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是在资本的赤裸裸交换关系中达成的。为进一步揭示这种虚假、异化的承认关系，马克思从信贷的虚假性入手，指出在信贷中“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12这使得没有获得信贷的人不仅仅被判决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被判决是不配得到信任和承认的。显然，资本逻辑的本质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而是私欲、逐利和剥削。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与自身的特殊利益相比，每个人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这种虚假的承认关系也只是披上了“等价交换”外衣的特殊性存在，从而粉饰着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掩盖了实际上存在的剥削关系，无情地剥夺了无产者、穷人的被承认的权利。

对此，马克思认为，要想扬弃并解构资本逻辑语境下异化的承认关系，就要彻底地摆脱私有制的禁锢，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真正实现人作为人的本质和尊严的复归，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肯定和承认。到那时，人们同其劳动、劳动产品的关系不再是畸形异化的，人们能够在劳动中被承认、被尊重、被肯定，并在劳动中实现个体价值的创造。正是基于这一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对承认展开了新的诠释，即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3在这里，“活动和享受”是由社会共同体中的单个人创造和生成的，并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存在被承认、被认同。这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利益需要的相互满足，更彰显了人们通过生产劳动达成的相互承认的良性状态。因此，要想形成人们之间的真正认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4亦即是说，只有在人们自愿分工的前提下，即每个人都能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愿望的条件下，不同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才能被看作是他们自身的联合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基于充分尊重和承认差异性的个体所形成的具有主导性和推动性的统一。由此，我们认为个体的差异性存在是实现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个体差异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差异性认同的辩证本质就在于，认同是基于差异和同一的双重视角，认同的主客体之间(即自我和他者之间)并不是要割除他们之间的“差异”要素，而是在“差异”要素中汲取具有主导性的“同一”要素，这种“同一”要素为双方之间的互相认同、互相尊重、互相承认构筑起“桥梁”。因此，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存在和利益需要是共同利益实现和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也只有在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基础上才能不断释放多样性全面化发展的力量。

三、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的当代价值

如果说以往的差异范畴是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将辩证差异观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中，是认识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可见，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展开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当代意义，这既有助于我们从差异性认同的视角对“普世价值”进行再批判，又利于在交往差异的指导下为直面差异、解决矛盾提供现实性指导。

(一)澄清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一些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的认同构成了挑战，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5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宣扬一种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的“同质化”的“普世价值”，无视国家、民族、个体所具有的差异性和发展性。“普世价值”的理论基调是在以普适性取代差异性的特征下完成的，然而，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众多的文化样态，形成各自迥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主体价值观的多样性显而易见。因此，“普世价值”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社会和阶级，尤其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如英国哲学家伯林指出的:“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至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16可见，“普世价值”是无法掩盖西方某些国家在价值观上的霸道和对差异性的无视。

从以上差异与同一的辩证关系来看，世界上不存在脱离差异的同一，也不存在脱离同一的差异，那种试图摆脱一切差异的“普世价值”观念是不存在的。没有脱离差异而存在的同一，也就是没有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同一。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永恒的道德”时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13在恩格斯看来，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其价值诉求具有历史性，其合理性也只有在历史发展中才得以展示。尽管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指向道德领域，但作为一种价值立场和思维方法，它对于揭露“普世价值”的永恒性和普世性仍具有重要的批判性指向。而要真正实现差异性认同就必须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在普遍交往和相互认同中去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17“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对“普世价值”的超越，它是以承认和维护人类文明形态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前提，寻求人类在发展中价值观的相互认可、相互尊重乃至价值共识为宗旨，是满足各国人民在差异发展中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价值理念。

(二)推动构建人类新文明类型

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深入，人类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危机和国际问题，但就推进全球治理而言并不乐观，究其根本在于全球治理语境下霸权主义依然兴风作浪、为所欲为，零和博弈思维以及美国优先发展理念阻滞着全人类共同努力、合作共赢的发展。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社会的命运实际上由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操控着，在处理和面对全球共同利益问题时，国际社会并没有平等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裁量权，尊重差异、包容发展、合作交往思维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主要障碍。因此，审视和反思全球治理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就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紧迫课题，而人类要想超越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蒙蔽下脱离出来，就要勇于探寻和建构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形态。由于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在处理重大全球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积极姿态，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客观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18而这一新文明类型的构建是超越了资本主义逻辑和现代性历史限度的产物，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9由此进一步引发出深层次的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文明类型何以达成“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差异性个体(国家、民族、族群等)在全球交往中具有怎样的现实地位。

其一，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差异性交往观，形成“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无论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构想，从其现实存在和发展维度来看均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们要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视野去考察普遍交往与价值共识等问题。不可否认，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存在整体与个体、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利益差异，这就要克服主体间相互对立、对抗和排斥的状态，形成各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承认、相互需要、相依为命。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20是推进人类走向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生产力持续性发展的同时，唯有普遍交往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合作与相互认同的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14换言之，只有通过尊重他者的交往实践活动，才能充分把握差异性个体之间“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关系，才能逐步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进而实现不同国家、民族在全球性发展问题上的价值共识。

其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差异性交往观，正确认识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4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才能得以统一。同理可知，共同体中的平等性交往也是以各个国家的独立性、差异性存在为前提，并以它们的充分发展为主要条件，同时在交往中超越了特殊性存在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18这种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它以相互平等的尊重关系取代资本语境下的从属关系和霸权地位，以各个国家的自由联合取代不同利益集团间无休止的斗争状态。对差异性个体而言，即对各个国家、民族而言，依靠共同体不断实现其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对共同体而言，其存在依赖于各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确把握个体和共同体二者间的辩证关系，为构建人类新文明类型提供了逻辑与实践上的价值遵循。

因此，构建新文明类型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的当代发展。探究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有助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立场、方法去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实践中检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三)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仍属于“需要”和“生产”两个范畴之间的矛盾，但有了新的发展特征，即表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因未能全面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心理落差。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即在差异性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为指导，提出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应对策。

其一，基于辩证差异观的视角，我们要防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存在的负向差异，确保社会长期有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受差异主体发展起点、发展速度、发展程度不同的影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等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不充分上，与人民心中的期待产生了落差。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差异，其中有促进社会健康、积极发展的正向差异，也有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负向差异。从辩证差异观来看，差异既是促进交往、认同的动力，又是导致分离、对立的阻力，而导致差异的负值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将个体利益最大化。邓小平对“个体利益最大化”这类负向差异的弊端早有警觉，他认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因此，保证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就要防范种种负向的差异因素及其扩大化的趋势。这就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14这既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价值取向。在新时代，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的能力与优势。

其二，立足于辩证差异观，我们要在内部交往过程中破除差异的固化形态，逐步实现弥合差异的正向功能。解决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就要破除原有差异的固化形态，即社会发展中凸显的并长期存在的种种差异，这些差异的维持将加剧并不断反映着社会的不公平，使得差异性要素无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正向价值与功能。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性明显的国家，如何弥补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调动不同区域、产业、个人的发展积极性成为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而破除差异的固化形态就是要在差异性交往中逐步完成。近年来，我国区域政策转向了加强区域合作和交往、缩小区域差距的协调之路，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重大战略。一方面，这些不同区域能够实现交往的前提在于它们具有“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发展特征，在交往中取长补短、优势互补，逐渐缩小着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区域间的差异性交往能够使各区域“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区域的整体性协调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强大的合力，从而促进经济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实现差异要素的正向功能。当然，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差异性交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4所以，在全方位协调交往关系中破除差异的固化状态，充分发挥差异的正向功能，是社会朝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的重要环节和发展趋势。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差异观为人类进行差异性、发展性活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一方面，辩证差异观有效说明了我国当前存在的差异性问题，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形成的差异性、不平衡性的利益格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多样化和丰富性等等，诸多差异问题亟待协调和解决;另一方面，辩证差异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更有力的分析视角，无论是存在于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差异性问题，都需要我们在辩证差异的视角下加以协调和解决。需要强调的是，差异是不能完全被消除的，差异是无所不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要在社会发展中正视差异、尊重差异、包容差异、协调差异，不断拓展释放差异正向功能的有效治理之路。

注释：

1.(2)(3)(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3､487､471､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1)(2)(3)(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0､520､541､5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9.陈良斌:《论马克思承认理论的历史---逻辑谱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3页｡

13.(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536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15.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18.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20.(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71页｡

21.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2页｡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5.(2)(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1页｡

于佳.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差异观及其当代价值[J].东南学术,2020(03):9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