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传播理论认为，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基础是周边传播;周边传播的基础不牢，国际传播的大厦地动山摇;周边传播的主体是“三民传播”：民族传播、民间传播、民营传播。本文研究提及的“跨境民族”属于民族传播的范畴。

“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等概念在界定上有一定的交叉，但在内涵上又有细微差别。在国与国之间，一个民族越过彼此的国界线但相互又未走得太远，可谓“跨界民族”。中国西藏的藏族和被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的藏族自然是“跨界民族”。中国云南靠近缅甸的景颇族和缅甸北部靠近中国的克钦族虽名称不同，但系同源，也可以称为“跨界民族”。中国的壮、布依、苗、瑶、彝、哈尼、拉祜、仡佬等族和越南的岱依（壮族）、瑶、赫蒙（苗族）等20多个民族以及老挝的傣泐等10多个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基因，也可以说是“跨界民族”。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和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也是“跨界民族”。一个民族在一国国界线聚居，但在另一个国家则遍布，可称为“跨境民族”。如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和紧邻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中国东北延边的朝鲜族和东邻朝鲜的朝鲜族、中国内蒙古的蒙族和北邻蒙古国的蒙族、中国云南的傣族和南邻泰国的泰族、缅甸北部的果敢族和中国的汉族等，都可以称为跨境民族。而一个民族建立了两个毗邻的国家，则可谓“跨国民族”。韩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体相同，因此，无论是对彼此而言还是在旁观者看来，朝鲜族可以称得上是“跨国民族”。当年的东西德国和后来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也是这样。由此看来，“跨境”的范围比“跨界”大，“跨国”的范围又比“跨境”大。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把上述三个概念折中地统一为“跨境民族”。那么，跨境民族在周边传播实践中有何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呢？

一、跨境民族是周边传播实践的首要客体

所谓客体，就是指主体认知和实践的对象。周边传播理论认为，周边地区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周边不宁，国家难安。周边传播是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周边传播不到位，国际传播投入再大，也必然是一锅信息的夹生饭。周边传播的内涵实际上包含三个层次：向周边传播，在周边传播，从周边传播。所谓向周边传播，是指任何国家的对外传播，首先应当向周边的己方一侧（内周边）发力，并加以巩固，减少内周边和国家或区域内陆的信息与认知落差，然后再向己方外侧（外周边）发力。因此，“加强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和周边传播实践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强化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以及多样化内容、多种方式的传播，提高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1]。

跨境民族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生存环境、民族迁徙、政治纷争、领土争夺和殖民瓜分等多种因素所致。诸如印度南部泰米尔人向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乃至太平洋东中部岛屿的迁徙、非洲索马里族的被殖民与内战迁徙和爱尔兰人在英国与北爱尔兰之间的无奈、徘徊与抗争等。而居住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南北）巴斯克人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南北）奥塞梯人则是国家领土和政治纷争双重影响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独立国家总数不到200个”[2]。由此可见，在全世界范围内，跨境民族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的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从中国地图上不难看出，与我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越南、缅甸、老挝、蒙古国、朝鲜、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陆上邻国“几乎都有民族与我国的某个民族相对应”[3]。换言之，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云南、吉林等边疆省、自治区，都有来自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越南、缅甸、老挝、朝鲜等境内的一个或多个民族跨境而居。

据《黑龙江民族丛刊》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到1996年，“中国有31个民族或文化群体跨19个国家而居住”[4]。到2015年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有34个跨境民族。其中，哈萨克族、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等，更是同时跨越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内陆国家，成为典型的跨境民族。但有时候，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个跨境民族或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汉文称中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为柯尔克孜族,称中国境内的乌兹别克族为乌孜别克族”[5]等。中国的傣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龙族、印度的阿萨姆族等其实也是同一民族。云南的景颇族和缅甸的克钦族也是同一民族。中国的跨境民族还有与尼泊尔有着宗教渊源的西藏藏族和在东三省边境附近居住的朝鲜族与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

中国西南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最多。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的广西和云南，就有约17个民族跨界而居。[6]在全世界500万藏族居民中，有460万生活在中国，还有一些居住在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等南亚邻国。此外，中国与不丹边境的门巴族、中国和印度边境的珞巴族也是标准的跨境民族。[7]中国西北周边地区的跨境民族也不少，主要有哈萨克、土库曼、维吾尔、塔塔尔等9个跨越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民族。与西南周边相比，我国东北周边的跨境民族略少，主要有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俄罗斯族等5个民族。[8]

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血缘优势和文化优势，跨境民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特别是周边传播活动中都可以起到重要的连接和沟通作用。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集聚在周边地区，且很多是跨境民族，所以，自然是周边传播实践的首要客体或对象。因此，中国对外传播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民族传播，特别是跨境民族传播。只有解决了己方一侧（内周边）跨境民族对中国信息和文化的高度认知，才能保证周边传播的客体顺利转变为周边传播的主体，进而向己方外侧（外周边）的跨境民族进行第二次传播（在周边传播）和通过境外的跨境民族向所在国家进行第三次传播（从周边传播），才能保证周边传播活动的有力、有效和持久。

二、跨境民族是周边传播实践的最佳主体

所谓主体，就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或群体。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有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周边传播理论因此认为，任何信息、文化或能量的传播都基本上遵循近者易到、邻者易得、相似相容的规律。两个相同或相似的民族语言文化相通、风俗习惯相同，在信息的认知和接受上自然有高度的契合。换言之，信息或文化的传播在相同或相近民族间传播的速度和效果要远远高于不同民族间的传播。因此，周边传播的最佳主体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央媒，也不是任何技术先进的媒介，而是分布在国家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

中国有两万多公里陆地边境线，其中少数民族生活聚集的地区就占了1.9万公里。我国的136个边境县、区、旗中有107个分布在民族地区;中国2300多万边境总人口中有一半是少数民族;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有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景颇族等3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9]，其中有8个少数民族在国外独立为民族国家（朝鲜、韩国、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一个民族在两个或多个国家跨境而居，或者多个民族在两个或者多个国家跨境而居，不仅只有政治、文化、宗教、军事的纷争和碰撞，也必然有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情感的交流与融合。

跨境民族是讲好自身故事的最佳主体。中国的跨境民族虽然数量众多，构成复杂，但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同或者相似，一个跨境民族的内部或者几个跨境民族之间往往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比如驰名中外的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又称宋干节），本源于印度古婆罗门教，后被佛教吸收，流行于东南亚佛教盛行的地区和泰语系民族地区，甚至成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新年。其他如成吉思汗和那达慕大会之于跨境而居的蒙古族，铜鼓文化之于华南、西南地区的黎族、壮族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甚至印尼等国的少数民族，泡菜之于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与韩国，都是跨境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以此为题材的民间历史故事和加工创作的各种文化艺术及其延伸的各种活动，都是拉近和强化跨境民族地缘关系、民族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天然纽带。因此，周边传播的第一步是做好周边的民族传播，做好周边民族传播的重点是做好跨境民族的周边传播，而做好跨境民族周边传播的抓手或着力点则是收集、整理、创作和讲好跨境民族自己熟悉或喜闻乐见的故事。

跨境民族是讲好区域故事的最佳主体。周边传播理论的精髓是深耕、渐进和潜移默化，不要求、不追求一步到位、一蹴而就、一鸣惊人的传播效果。跨境民族不必也没有能力或义务担负一个国家周边传播的任务。但是，我国每一个跨境民族的背后都有一个乡、县、地市或者省级行政区。他们只需要通过民族关系和情感，把自己所在的乡镇、县市的信息向境外传播到位，讲好自己所在地区的故事，或者在境内外毗邻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积极行动或者牵线搭桥，就算为周边传播和周边经济或周边文化的交流尽心尽力了。在广西周边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同讲一种语言、同饮一江水、同住一个村、同耕一垌田、同祭一座庙”[10]的现象随处可见，遇事很容易沟通或产生共鸣。像每年10月28日至30日在中越边境防城港东兴市举办的“中越边境旅游节”，就是由中越边境城市共同举办的。节日期间推出的中越两国青年在界河北仑河上对歌、文艺演出和两国风情游等活动，其主体就是当地的跨境民族京族和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

跨境民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主体。周边传播理论认为，传播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新闻信息，一类是各种形式的故事。新闻信息具有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绝对价值是对人类的大多数人有利害的关联性，相对价值是指对少部分人有利害的关联性。关联度越高，新闻价值越大。关联度的两个重要指标就是地域的远近和民族的亲疏。也就是说，新闻信息的地域或者种族关联度越高，在某个关联地区或关联民族的关注度就越高。而故事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艺术价值或艺术的感染力上，因此，好的故事或者好的艺术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和民族的界限，实现跨地区、跨文化、跨民族传播。跨境民族首先要善于讲好自己的民族故事和区域故事，而讲得好不好的标志就是看这些故事能否超越国界和国家乃至意识形态的藩篱。比如，有近800年历史的那达慕（娱乐、游戏之意）大会是蒙古族的盛大节日，据说是成吉思汗亲创。每逢庆祝战功、祭旗点将、盟旗聚会、敖包祭祀等重大活动，都要举办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大会内容丰富多彩，其中赛马、射箭和摔跤是那达慕大会最主要的内容。本来那达慕大会只是中国境内内蒙古和青海、甘肃、新疆蒙古族的传统节日，但是，该节日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盛事。蒙古国甚至将那达慕会日定为国庆节，节日当天国家领导人不仅自己要亲临现场，还邀请一些外宾前来观看。而由国家体育总局、原文化部（现文旅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8月共同发起主办的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则是一开始就邀请蒙古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我国与草原文化相关的九省区以及港澳地区等20多个代表团参加的国际文化商贸盛会。那达慕大会也随之成为展现中国文化形象、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最佳舞台，那达慕大会上各个民族的摔跤能手、赛马快手、射箭神手和舞林高手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自然就成了讲述中国故事的最佳主体。

三、跨境民族是周边传播的重要载体

所谓载体，是指能传递、运载能量、信息或者其他物质的物体。周边传播理论认为，万物皆媒，信息传播不仅是媒介传播和新闻传播，还应该包括与人相关的各种物质或非物质形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以及情感交流和人际传播。在所有的媒介传播形态中，作为一种天然的信息载体，人际传播具有最直观、最有效、最持久的传播效果。信息传播不是均衡传播和等效传播，而是具有强烈的地缘取向、文化取向、民族取向和情感取向;价值取向相同或相近的民族或个体之间相互传播的效率最高、效果最佳。跨境民族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同一族群的血缘、姻缘、地缘和文化关系使得彼此间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这种亲切感和信任感可以大大提高信息传播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认同感和效率，甚至常常产生爱屋及乌的奇妙效果。因此，跨境民族自身是周边传播实践中最重要的媒介载体之一。

跨境民族在周边传播实践中的载体价值主要体现在人际交流及其负载或延伸的文化交流和商贸交流活动上。人际交流主要包括跨境民族内部的走亲串友、通婚联姻、共同操办节假日庆典活动等。有关全国跨境民族通婚联姻的完整和最新数据虽然没有，但是，从一些学者的局部研究中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跨境民族通婚自古有之，近年来，跨境民族婚姻还呈上升的趋势。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云南省内的跨境婚姻总数中有86.1%为少数民族边民（居住在距离边境30公里之内），且大多数为同一民族。在边境线的重点村寨里，近十年缔结跨境婚姻的人数年均增长幅度超过10%，最高达30%以上。例如，腾冲县2008年有跨境婚姻487对，2013年则有1783对;临沧市2009年有跨境婚姻3888对，2011年则上升到4696对;保山市2012年有跨境婚姻7483户，2013年增加到8083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2012年仅越南籍跨境婚姻就有3259户;德宏州2011年有跨境婚姻13884户，占全州家庭总数的6.18%。[11]如果按每一户跨境婚姻相互带来十个亲戚来计算，则上述跨境婚姻每年带来的跨境探亲和人际交流将是数以十万计，由此带来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自然更是可观。

当然，与汉族通婚联姻也可以算作跨境民族的一种人际交流。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开发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没有公开提供同类数据），全国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和汉族通婚。其中，通婚率最高的前十名是赫哲族(77.6%)、俄罗斯族(74.04%)、高山族(71.78%)、鄂伦春族(65.62%)、锡伯族(58.11%)、畲族(49.9%)、满族(41.94%)、达斡尔族(41.5%)、京族(41.45%)和蒙古族(37.49%)。

无论是边疆少数民族与边疆汉族还是跨境民族之间，抑或是跨境民族内部的通婚联姻，都使得周边民族之间或者周边国家之间的人员交流规模不断扩大，人际交往和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和深化，进而有助于周边传播实践活动的展开，提升周边传播活动的效果。

作为周边传播的有效载体，围绕人际交流展开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商贸交流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周边传播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名有利。比如在该区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文化走亲东盟行、中国—东盟（南宁）音乐周等民族特色活动，不但凝聚和吸引了广西周边的跨境民族，还有效吸引了广西周边的多个国家积极参与。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总比道听途说来得更直接、更可信。广西广播电视台拍摄的《老铜鼓、新铜鼓》《泰语与壮语语言》《广西民族婚恋奇俗系列》等一系列文化纪录片，不但全方位展示了广西建区70年来的新变化、新风貌，也为跨境民族和周边国家提供了文化相似性的一面，进而增加了跨境民族和周边国家的亲近感和亲切感。特别是农历“三月三”专属的“五色糯米饭、染彩蛋、唱山歌、抛绣球、祭奠祖先、踏青对歌”[12]等全民参与的国际性特色民俗活动及壮语的使用和推广，有效唤起了跨境民族的文化同源性和族群认同感。“花山壁画”的发现与挖掘和珍贵野生动物白头叶猴的保护与研究以及源远流长的骆越根祖文化，更是勾连了世界各地跨境壮族的情感归宿和身份认同。

此外，中越、中老、中缅边境大量的边民互市、务工、旅游等活动以及与跨境民族相关的饮食、旅游、恳亲等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兴媒体的互联互通，也都为跨境民族的周边传播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缅甸北部的一些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特区如果敢等，由于民族主体绝大多数是汉人，在语言、通信、银行、教育和媒介传播乃至制度设计等方面都与接壤的云南周边县市相同相通，更是中国周边传播的绝佳主体和载体。

综上所述，跨境民族在周边传播实践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和情感优势，既是周边传播的首要客体，又是周边传播的绝佳主体，更是周边传播的重要载体，一身多能，一体多用。因此，可以说中国周边传播的成功与否，除了继续发挥国家和当地传统媒体传播渠道和优势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民族传播特别是跨境民族传播的成功与否和对跨境民族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成功与否。当然，跨境民族的周边传播也需要引导，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国家有意识和有温度、有力度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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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翔.中国周边外交的跨界民族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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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日莫奇.中国跨界民族[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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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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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戴波，赵德光.中缅、中老、中越少数民族跨境婚姻行为的经济学思考[J].世界民族，2016(2）.

[12]任旭彬.把“壮族三月三”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N].中国民族报，2019-04-05.

高菲,彭翠,陆地.跨境民族与周边传播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9,(11):14-1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ZDA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