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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与蚩尤、三苗的关系探究

  2020-09-12    42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蚩尤是与炎帝、黄帝处于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蚩尤族是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的土著部族,古代称为九黎族。当黄帝族进入中原时,他带领族人与炎帝族结成联盟而共同对抗黄帝族,最后失败而被黄帝所杀。蚩尤族的一支向南方迁徙,进入江南地区,与两湖地区的三苗等土著居民融合,最终形成苗蛮集团,而蚩尤也因此成了后天苗族的祖先。作为远古部族英雄和战神,春秋至秦汉之际在确立黄帝为华夏共祖的文化历程中,蚩尤在史官的笔下最终演化成为残暴无情的叛逆者形象。

  • 关键词:
  • 三苗族
  • 屈家岭文化
  • 文化历程
  • 民族
  • 苗族
  • 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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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是与炎帝、黄帝处于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蚩尤族是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的土著部族,古代称为九黎族。当黄帝族进入中原时,他带领族人与炎帝族结成联盟而共同对抗黄帝族,最后因失败而被黄帝所杀。由于其在与黄帝之战中表现非凡,成为黄帝族入主中原时最主要的对手,而被称为史前时代的“战神”。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族在其首领蚩尤被杀之后,力量大为削弱,部族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融入黄帝族,一部分向东进入东夷族活动区山东等地,而其主体部分在黄帝之后又受到颛顼、尧、舜等不同程度的打击,只好向南方迁徙,进入江南地区,与三苗和两湖地区土著居民相互融合,最终形成苗蛮集团。而蚩尤也因此成了后天苗族的祖先。

炎黄族群经过漫长的斗争与融合,遂成为史前时期中原的核心族群,至夏、商、周时期发展成华夏族群,黄帝也就成为华夏民族始祖,而蚩尤作为失败者在史官的笔下最终演化成为不守天道、有违人道、残暴无情的叛逆者形象。

然而,作为上古时期一个部族的重要首领和传说中的英雄,蚩尤及其部族的历史浓缩了我国新石器时期炎黄族和苗蛮族发展、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历程,而对蚩尤的评价与定位更关乎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当代民族观念认同等诸多问题。


一、关于古苗族


早期的苗人,在古代典籍中或被称为“有苗”“三苗”“苗民”,在大量记录上古氏族谱系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古苗族的记载,《大荒北经》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厘姓,食肉。”[1]1385《海外南经》曰:“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1]1369《山海经》中的苗民或三苗国一在西北,一在南方,都不在中原地区。

对于苗人的族源,在《山海经》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大荒北经》云:“颛顼生头,头生苗民。”[1]1385说明苗民是颛顼的后裔,头是苗人之父。而《大荒南经》则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头。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有头之国。”[1]1382如果说驩头是苗人之父,那么其祖先又变成了鲧,与大禹和夏的开国之君夏启同出一源。

头,或称“朱”“兜”,也是上古时期比较著名的古老氏族,《尚书·舜典》载,尧时,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2]14《庄子·在宥》也说:“尧于是放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3]92《史记·五帝本纪》说:“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4]20可见当时被尧舜同时驱逐至四裔边远地区的有共工、兜、三苗和鲧等四族,这四族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四个部族,且各有所源。所以,鲧、兜、三苗不可能同为一族且为祖孙三代的关系。再者,史载大禹多次讨伐三苗,如果三苗出自于鲧,作为鲧的儿子大禹应当不会不遗余力地对自己的胞族大动干戈,且置之死地而后快。

古苗族或三苗族虽然与鲧、兜、共工等族同时被驱逐,但不同的是,鲧、兜、共工等三族早期都活动在中原地区,而历史传说和史籍记载都没有关于三苗族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迹象,说明三苗族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所以在黄帝、颛顼时期也没有征伐苗人的记载,苗人与中原集团的较量只限于尧、舜、禹等时期。

《战国策·秦策一》云:“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5]16

《淮南子·齐俗训》:“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6]1255

《荀子·成相》:“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7]463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8]156

数百年的族群纷争,以三苗族的失败而告终,三苗族被迫多次迁徙,一直流落至边远蛮荒地区。

从传说和记载来看,三苗族最早的活动地在今天湖北、湖南与江西交界一带,《战国策·魏策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5]92刘向《说苑·君道》也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以不服。”[9]922《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4]20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古三苗族早期地域的中心在今湖北、湖南两省,“独北面的疆域比较明白,东部当以今日豫、鄂连境的大别山脉为界,以东邻于东夷集团,西部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伏牛、外方各山脉间,以北邻于华夏集团。”[10]66

尧、舜、禹时期,中原集团的势力范围中心在中原地区,影响所及西至陕西、南达长江北部、北到内蒙古以南、东迄山东地区。而三苗主要生活在江南地区,与中原道路迢迢、山关阻隔,为什么会导致尧、舜、禹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对其大举征讨呢?可能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崛起于两湖的三苗族迅速强大,并越过长江向北部发展,以致和北方集团发生冲突,这才使中原集团兴师动众与苗人发生旷日持久的争战。

这在考古学上也有所反映,一些学者认为,起源与发展在以江汉流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续的石家河文化就是古苗民创造的史前文化,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000—4600年,其后继者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正值尧、舜、禹时代。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江汉平原,在其中晚期则大举向豫西南地区扩张,在河南南阳地区存在着较为丰富、集中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代表性的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黄楝树遗址、下集遗址和邓州市八里岗遗址等。晚期,则几乎成为南阳地区的主流文化,遗存遍布南阳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如唐河寨茨岗、影坑遗址,新野的凤凰山、西高营、翟官坟、邓禹台、光武台遗址,社旗的茅草寺遗址,镇平赵湾遗址,淅川双河镇、埠口、雷嘴、马岭遗址,南阳黄山遗址,邓州黑龙庙遗址,方城金汤寨、大张庄遗址,南召二郎岗遗址,内乡香花寨遗址,这些遗址存在着明显的屈家岭晚期文化因素[11]。接下来,屈家岭文化又分两支向北发展,一支沿淮河东进至豫南地区,另一支则穿过伏牛山和外方山,北上进入中原地区,并形成了信阳市区阳山、李上湾、梨园堆、擂台子、魏庄遗址,信阳淮滨肖营遗址,光山王围孜、赵山遗址,驻马店市区党楼遗址,驻马店泌阳三所楼遗址,确山丁塘遗址,上蔡十里铺遗址,临汝北刘庄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等一系列具有明显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遗存。

屈家岭文化的北渐说明古三苗族的活动范围已由江汉流域扩展至豫西南和豫南地区,并深入到了中原腹地,这与向南发展的中原集团发生了冲突,于是南北两大集团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于是也就有了尧、舜、禹征伐三苗的历史事件。

《吕氏春秋·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三苗,更易其俗。”[12]499这描述的便是尧、舜与三苗族在江汉流域所发生的战争,在尧、舜的进攻下,三苗族逐渐沿长江向东转移,至大禹时期,三苗族的活动中心东移至湖南、湖北和江西交界一带,这就是《战国策》所记载的“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

大禹时代,苗人被征服,一部分融入中原集团,而大部分则被赶出了世代居住之地,分别向西南方和西方迁徙。向西方迁徙的一支到达西北的“三危”一带,即今天的甘肃敦煌地区;向西南迁徙的一支则到达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


二、蚩尤族的南迁及其与南方土著三苗族的融合


作为远古传说时代的蚩尤在后天被苗族人确认为自己的祖先,这在今天所流传下来的有关苗人史诗、苗族的故事和很多苗族的歌曲中都有所体现,成为苗人心中永久的集体记忆。比如,咸宁地区流传的苗族史诗有《格蚩爷老歌》,诗歌中说苗人始祖叫“格蚩爷老”,在苗语中“格”即“伟大的”“尊敬的”之意,“蚩爷”即为蚩尤;流传于湘西《湘普相娘》歌的开篇便说:“苗族的祖先叫蚩尤,他英勇无双。”明确将蚩尤视为苗人祖先;黔西北一带的苗民一直将蚩尤奉为祖先,他们为蚩尤立庙,世代供奉;西南一些地区的苗民祭祖时,也会祭尤公,即蚩尤[13]。滇南苗族在每年的正月都有一个名叫“采花山”的民俗活动,人们在广场中高高竖起一个旗杆,相传这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蚩尤当年与黄帝作战时因战败而走散,相约来年族人相会,并立杆为志[14]146这一事迹。在黔东南等地流传的“鼓社祭”,也是为了祭“蚩尤”及苗民的历代祖先。

蚩尤是黄帝时代的人物,而苗族却是在炎黄之战数百年后崛起的部族;蚩尤的活动地在北方中原地区,而苗人却生活在江南一带;蚩尤为史前时期北方九黎族的首领,而苗族却为南方的土著部族。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蚩尤似乎都与苗人拉不上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后天的苗人这样执着地视蚩尤为自己的祖先呢?

为了解决这一悬念,有学者将九黎族与苗族联系起来,认为古代文献提到的九黎族就是苗民的前身,换言之,九黎族就是古苗族。而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那么当然也就是后来苗族人的祖先了。如闫德亮的《从九黎到三苗再到苗族————兼论蚩尤神话与文化》一文认为:“蚩尤所统领的九黎族是神话时代东夷集团继太昊、少昊之后崛起的最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它们在与华夏集团黄帝部落联盟的涿鹿之战中或融合于华夏族,或迁徙至江汉地区形成三苗。三苗在与华夏集团尧、舜、禹部落联盟的战斗中或融合于华夏族,或迁徙到西南的云贵川地区,成为今天苗族的祖先。”[15]苗人将蚩尤视为自己的祖先依靠的是从古到今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和歌诗,而学者们将蚩尤视为苗人的祖先主要依据则是九黎族就是古苗族。

然而从文献记载来看,苗族源于九黎族的说法却没有可靠的证据。《国语·楚语下》载:“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及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16]204这段话记载的是,少皡之时九黎族扰乱社会,这其实指的是蚩尤带领其族人与黄帝族发生大战的事件。颛顼时,严格划分神与人、天与地之间的界线,实际上也是强化部族上层包括酋长与祭司等与普通族人之间地位之差异,以此来恢复天下秩序。到尧舜时代,南方的三苗又像当年的蚩尤反抗黄帝族一样来对抗尧舜,尧也重新启用重、黎的后代来平治天下。这段话里所表达的是:三苗族和上古的九黎族一样是一个不守规矩、破坏社会秩序的部族,但却并没有表明九黎族与三苗族的渊源关系。说三苗为九黎之后的文献较早见于东汉末年郑玄语,《尚书·吕刑》孔疏引郑玄语曰:“有苗,九黎之后。”三国时人韦昭在注《国语·楚语下》时也说:“三苗,九黎之后。”[16]204这些大概都是受到了“三苗复九黎”一语的影响。

既然三苗族不是九黎族的后裔,蚩尤也不是江南土著三苗人的始祖,那么,蚩尤为什么会成为后天苗人的祖先呢?这是因为蚩尤族在中原战败之后,一部分向南经豫西南进入江汉平原,进入古三苗族的居住区,并与三苗族逐渐融合,遂成为三苗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关于蚩尤的种种传说也一同被带入这一地区。所以《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1]1382蚩尤被杀于北方,如果那时果真有“桎梏”,也应遗失在北方,不应当出现在南方,只能说明这是蚩尤的后裔带过去的传说。因为蚩尤的后代经过与黄帝大战的洗礼,又有较为先进的军事技能和武器,于是反客为主,成为江汉平原一带最有实力的部族,久而久之,蚩尤的英雄事迹也被三苗人所接受,并逐渐变成了三苗族共同认可的祖先。屈家岭文化晚期大规模向北方扩张,并进入到郑州一带,极有可能是蚩尤后裔中的一支企图返回中原的结果。

融入三苗族的蚩尤后裔在尧、舜、禹连续打击下,最终向更边远的山区迁徙,遂演化成为后天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如果说早期的土著三苗族是一个较为单一的部族,而在三苗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苗族则是融入了包括中原蚩尤族在内的众多的部族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族群,蚩尤理所当然地成为苗族群体的祖先之一。于是蚩尤也由古三苗族文化意义上的祖先变成了后天苗族实质上的祖先。


三、对蚩尤形象历史改塑的认识


在史前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自然环境恶劣,面对风雨雷电侵扰,水涝干旱灾害,各种疾病困苦,先民们保证基本温饱的愿望与要求十分强烈。而能够带领自己的氏族或部族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有较为充足的衣食、保证族人生命安全的优秀首领自然会受到族人的拥护,且在他离世的若干年还会被族人记住,并奉之为部族的英雄。这样的首领其事迹也会代代传诵,如远古神话传说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等事迹被世代传诵,女娲、后羿、神农、大禹等本就是部族的首领和英雄。同时,各个部族或族群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战争,在战争中能够带领族人有效地抵抗外敌,确保部族成员的安全和自己的领地不被攻占;或使自己的部族力量变得强大,文明得以进步,这些部族首领也会被后人牢记,如伏羲、黄帝、太皞、少昊、尧、舜等。还有一些部族的首领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经过殊死搏斗却以失败而告终,成为悲剧英雄,但他们也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被族人和历史所记住,如传说中的刑天、蚩尤、共工、夸父、相柳、鲧等。

蚩尤作为上古九黎族的首领,带领自己的族人与外来的黄帝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被杀,虽然失败了,但却在当时和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故事得以永远流传,甚至被后人视为天神,代代祭祀。

但是,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部族英雄在后世典籍里却被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叛逆之臣。《尚书·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2]157《逸周书·史记解》说:“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17]67《史记·五帝本纪》称蚩尤为乱臣,“蚩尤作乱,不用帝命”[4]3。《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说蚩尤“诛杀无道,不慈仁”[4]3。《路史》将蚩尤描述成一位暴君:“顿戟一怒并吞无亲,九隅无遗,文无所立,志士寒心。”[18]20《汉书·古今人物表》把蚩尤划入了“下下愚人”序列。无论是正史还是野说,几乎都将蚩尤作为反面人物加以批判。

实际上,将蚩尤视为反面人物是从春秋战国以来才开始的,至汉代基本定型。这也正是一批文化精英和史官们建立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帝王世系的时期。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神一定是至高无上的,是智慧、道德、正义、王道的化身,而蚩尤作为曾经与黄帝殊死搏斗的敌对人物,一定也理所当然被塑造成集邪恶、残暴、奸佞、无道于一身的典型,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黄帝的正义形象,从而确立其崇高的地位。

在这一场塑造上古圣贤的文化运动中,不仅蚩尤被改塑成为反面人物,而且那些曾经与黄帝族及其后继者颛顼、尧、舜、禹等进行过斗争的史前英雄都毫无例外地被描述成了丑恶无道之徒。如共工,共工氏族本是活动在以今天河南卫辉市为中心区域的一个古老氏族,为炎帝后裔,当炎帝族与黄帝族的战争中失败之后,共工族人依然没有放弃抵抗,最后被颛顼、尧等所败。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因为反抗黄帝族,共工后来就被刻画成为一个反面人物而出现在历史上。《国语·周语下》说:“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我,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16]35《淮南子·兵略训》说:“共工为水灾,故颛顼诛之。”[6]1274《逸周书·史记解》曰:“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17]67再如鲧,曾经大力治理水患,颇有成效,后来被杀。《国语·周语下》说鲧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其“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与共工为同类人。对于这两位史前时期的英雄,当史家将其描述成邪恶之人的同时,也有些人为之鸣不平,如韩非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效。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19]325按韩非的说法,共工与鲧都是尧的反对者,他们被打击不是因个人发动洪水或治水不力而获罪,皆因部族之间的斗争。

当代一些学者希望能够重新定位蚩尤的历史地位,陈靖在《贵州日报》发表的《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贡献》[20]、潘定智的《从苗族民间传承文化看蚩尤与苗族文化精神》[21]等文都认为蚩尤应当和炎帝、黄帝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建造者和中华民族的先祖,所以应该将炎帝、黄帝、蚩尤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史前时代,中华大地上生活着不同氏族、部族和族群,也有着自己的祖先,他们的事迹以神话、传说、史诗为载体通过代代口头流传或文献史料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在《山海经》中出现的上古东方英雄帝俊,其在《山海经》中的地位远超炎帝、黄帝、尧、舜、禹等,但他却是东夷族的远古祖先,后世帝王谱系的重建不得不被剔除,从而被淹没在历史文化殿堂的最底层;在神话传说中有着补天、造人大功的女娲是母系氏族时代最杰出的女性首领,由于部族的迁徙与融合,她在传说中与伏羲结成了夫妇,最有资格成为始祖的她却丧失了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地位;发明八卦、渔网、嫁娶之礼的伏羲,也是东夷族早期的著名祖先之一,虽然在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却最终也没有获得公认的民族共同始祖的地位。除这些之外,还有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少皞等,他们都被淹没于历史的重构之中。

炎帝和黄帝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既有其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是漫长历史过程中反复塑造和文化选择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我们不否认女娲、蚩尤、帝俊、伏羲、共工等对史前文明发展的贡献,也不否认他们作为史前时期各个氏部或部族祖先的身份,也可以确定他们作为英雄的地位,但却因历史的选择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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