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项拓跋(拔)氏1的族属及祖源，由于文献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记述，学界长期以来聚讼不已。总体而言，主要有两种看法:其一，“鲜卑说”，认为党项拓跋氏与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同源;其二，“羌人说”，认为党项拓拔氏源于羌人。自唐以降，这两种看法一直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滥觞于清代民国时期补史著史的传统学者。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范式的转换，相关研究日益增多。2000年以来，地不爱宝，愈来愈多的党项拓跋氏墓志被发现，更是为党项拓跋氏的族属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党项拓跋氏族属研究的文献基础

关于党项拓跋氏，《隋书》中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2，这当是化用《后汉书·西羌传》中“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3的记述，这里的“党项羌”应与《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述的先零羌、烧当羌类似，为羌人中的一种。易言之，“党项”是某部羌人的“种号”。后文中又云:“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开皇)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4据此可知，隋时的党项中即有拓跋氏。

《通典》中记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以降，西羌微弱。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5。其中指出党项是西羌的别种，而拓跋氏则是党项中最强的姓族。

《旧唐书·党项羌传》中记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6。这与《通典》中的记述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党项分布区域的东、西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以“羌酋”指称贞观时率众内属的拓跋赤辞。7

《新唐书·党项传》中记载，“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与《旧唐书·党项羌传》相比，《新唐书·党项传》行文略有变化，但内容却完全一致。8此外，参与平定黄巢之乱的拓跋思恭的事迹亦见于本卷。9据史书义例，其族属应为党项。拓跋思恭与西夏王室之间存在连续的谱系，且是后者承认的先祖。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党项》中记载，“党项，西羌之遗种。其国在《禹贡》析支之地，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舂桑，北邻吐谷浑，有地三千余里”，“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为最强”10。除了关于大姓的记述存在差异外，其他地方虽有省文，但内容与《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一致。

《宋史·党项传》中记载，“党项，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后周世始强盛，有细风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乱氏、房当氏、来禽氏，拓拔氏最为强族”11。虽然关于党项大姓的记述在文字上存在不同，但其内容与《通典》和《旧唐书》《新唐书》则基本相同。其后文中又记载，“(太平兴国七年)又银州羌部拓跋遇来诉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诏令各守族帐”12。据此可知，当时银州地方依然分布着以拓跋为姓的部落，且其被明确指出为“羌部”。同时，关于李继迁、李德明父子与宋朝之间的战和关系，亦见于本卷。13那么，继迁父子在这里被认为是党项人。

《宋史·夏国传上》中追述西夏前史时云:“李彝兴，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梁开平中，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仁福卒，子彝超嗣。彝兴，彝超之弟也。”14其中，西夏王室的祖源被追溯至唐初贞观时期内附拓跋赤辞，并详细记述了拓跋思恭以降的世系。却未言及西夏王室的族属。

综上所述，在《隋书》《通典》《新五代史》《宋史》关于党项的传记中，党项或被认为是西羌的别部，或被认为是西羌的遗种，而拓跋氏是其中的大姓，且“拓跋”常写作“拓拔”，似乎要与鲜卑拓跋氏相区别。西夏王室的先世如拓跋思恭、李继迁等都被认为是党项羌。这些成为后世出现党项拓跋氏族属“西羌说”的史料基础。

与上述正史中的记载不同，《辽史·西夏外记》中记载，“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远祖思恭，唐季受赐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继迁始大，据夏、银、绥、宥、静五州”15。在这里，西夏王室被认为是北魏王室拓跋氏的后裔，拓跋思恭是西夏王室可溯及的祖先。

《金史·西夏传》赞语云:“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按《唐书》党项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项入居银、夏之间者号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继迁再立国，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兴州而都之。”16与《辽史》相比，这里提供了更多西夏王室源自北魏拓跋氏的细节，即北魏或西魏灭亡后，居住在松州的元魏王室复姓托跋，西夏王室是这部分人的后裔。而这种说法来源于西夏人罗世昌撰写的谱牒书中关于西夏王室世系的记述。

同时，《宋史·夏国传上》中记录了元昊宝元二年遣使所上的表文，其中有云:“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17显然，元昊时，西夏王室已认为他们和元魏王室同源，且将其祖先追溯至拓跋思恭。这或是导致前述《宋史·夏国传上》在记述西夏前史时避谈西夏王室族属的原因。此外，据此亦可推测，《辽史》中关于西夏王室为元魏王室后裔的说法当来自西夏。

其实，这种党项拓跋氏源于北魏拓跋氏的看法在晚唐时期已经出现。中和三年，淮南节度使高骈巡官崔致远在其代拟的《贺杀黄巢贼徒状》中有云:“右臣得进奏院状报:定难军拓跋相公、保大军东方逵尚书奏，于宜君县南杀戮贼徒，并生擒贼将”，“拓跋相公、东方尚书或力微裔孙，或曼倩余庆，皆申秘略，共弭凶徒，能顺天诛，遂陈月捷”。18其中，定难军拓跋相公指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力微即北魏神元帝拓跋力微。在这里，拓跋思恭被描述为拓跋力微的裔孙。

以上即是所谓的党项拓跋氏族属“鲜卑说”的文献基础。此外，姓氏类文献中的记述亦值得关注。《元和姓纂》(成书于元和七年)中记述，“《后魏书》云，黄帝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黄帝土德王，北人为拓后跋氏，后拓后跋氏，从省文为拓跋氏。孝文帝迁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19。这是此后姓氏类文献中关于拓跋氏记述的蓝本。岑仲勉先生发现，“《通志》拓跋氏之文，与《姓纂》拓跋，几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唯此数语(即‘黄帝土德王，北人为拓后跋氏，后拓后跋氏，从省文为拓跋氏’在《通志》中作‘黄帝土德王，北人以土为拓后，受为跋，号拓后跋氏，后从省为拓跋’)，今《姓纂》讹舛既多，上举数语，又文义难晓”，“就一般推测，《通志》此节，当亦录自《姓纂》，固知上举《姓纂》数语，显有夺文”。20据此可知，其一，“北人为拓后跋氏，后拓后跋氏”当作“北人以土为拓后，受为跋，号拓后跋氏”;其二，《通志》关于拓跋氏的记述当是抄撮自《元和姓纂》，只是《元和姓纂》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讹。需要强调的是:其一，魏收撰《魏书·序纪》中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21这与《元和姓纂》所引《后魏书》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因其所引的《后魏书》可能是魏谵或张太素所撰之《魏书》。其二，《元和姓纂》将北魏皇族拓跋氏与党项拓拔守寂做了明确的区分，指出前者在孝文帝迁洛后改为元氏;且没有言及二者之间存在同族关系。

《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记述，“拓跋，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或说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长，遂以为氏”22。紧接着在抄撮了《魏书》中记述的北魏帝室自始均至魏孝文帝拓跋宏之间的世系后又云:“太和二十年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唐时，党项以姓别为部，而拓跋氏最强，有拓跋赤辞，与从子思头、其下拓跋细豆皆降，擢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又有静边州刺史拓跋朝光、乐州刺史拓跋乞梅。其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天宝末，战有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裔孙拓跋思恭，咸通末讨巢贼，僖宗以为夏、绥、银、宥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姓李。其弟思谏、思钦皆节度使。”23与《元和姓纂》相比，虽然在记述内容上存在不同，但是在叙事结构上却基本一致:其一，得姓缘由;其二，孝文帝改姓元氏;其三，唐代的党项拓跋氏人物。此外，增加了拓跋氏在孝文帝改姓后降为庶姓，散在夷狄的叙事情节，尝试建构唐代党项拓跋氏人物与北魏皇族之间的同源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姓氏急就篇》中记曰:“拓拔氏，鲜卑索头部。称代，改为魏。至孝文改元氏。后周拓拔廸，又吐谷浑拓拔木弥。党项亦有拓拔氏，唐有思恭，赐姓李。五代楚天学氏(士?)拓跋恒。”24《姓氏急就篇》是王应麟仿照史游《急就篇》的体例撰写而成，以姓氏诸字排纂成章，目的是方便记诵。易言之，《姓氏急就篇》是童蒙识字之教材，亦是常识读物，其中观点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一般认知。

二、单纯依靠传世文献研究党项拓跋氏族属的阶段

清代民国时期补史著史的传统学者大多接受了党项拓跋氏是北魏帝室拓跋氏的后裔。《续通志·西夏载记上》中记载，“李彝兴，夏州人也，本魏拓跋氏后。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25。显然，这段记述承袭自《宋史·夏国传》，只是采信《辽史·西夏外记》中的记述，将《宋史·夏国传上》中的“本姓拓跋氏”改为“本魏拓跋氏后”。此外，胡玉冰先生发现，“《西夏志略》卷五抄录自《续通志》卷604《载记十一·西夏上》，卷6抄录自《续通志》卷605《载记十二·西夏下》。《志略》卷5、卷6仅省去《载记·西夏》这样的小标题，其余内容与格式皆完全照抄《续通志》”26。

周春在《西夏书》中指出，“拓跋氏，《后魏书》云:黄帝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黄帝土德王，北人以土为拓，后受为跋，号拓后跋氏。后省为托(拓)跋。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沈约《宋书》以为李陵之后，号索头部，此异说也。元魏与南凉同祖，拓跋、秃发出于鲜卑，而西夏出于党项，疑元魏之后入于党项，未可知也。或谓黄帝少子悃迁于北土后，统党项为拓跋氏。此则伪造不经矣”，随后引用了郑樵和王应麟罗列的北周以降的拓跋氏人物。27其中关于得姓缘由的记述，当来自《通志》。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元魏之后入于党项”的推测，未见于《元和姓纂》和《通志》，而与《古今姓氏书辩证》中“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的说法颇类似。此外，他还将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党项人拓跋赤辞、拓跋朝光、拓跋守寂和拓跋兴宗等纳入《西夏书·家人传》中，这暗示了周春或许将这些人都视为西夏王室在唐代的祖先。

张鉴在《西夏纪事本末》中认为，“西夏，本魏拓跋氏之后，其地则赫连国也。当唐僖宗时，远祖拓跋思恭为夏州偏将。以中和元年与太原节度使郑从谠讨黄巢有功，受赐姓曰李”28。显然，这里关于西夏王室拓跋氏祖源的认知源自《辽史·西夏外记》。

戴锡章在《西夏纪》中指出，“西夏，本赫连国地，而其先则魏拓跋氏后也。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梁开平中，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29。其中，“西夏，本赫连国地，而其先则为拓跋氏后也”当为化用《辽史·西夏外记》中的记述。后文则全袭自《宋史·夏国传上》，这与《续通志》中的叙事结构相同，即关于西夏王室与北魏王室的关系方面，采信《辽史·西夏外记》的记述，关于拓跋氏在唐五代时期的世系方面，则承袭了《宋史·夏国传上》中的记载。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继承了“西羌说”观点。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追述拓跋思恭的祖先时云:“拓跋思恭，本党项羌，始祖赤辞，初臣吐谷浑，……(赤辞)乃与(从子)思头俱内属。分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姓李，遂职贡不绝。开元中，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元(玄)宗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以赤辞孙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天宝之乱，守寂有战功，擢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诱党项、浑、奴剌入寇。……于是召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刺史入朝，代宗厚赉之，使还绥其部。自后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朝光居银夏，号平夏部。贞元中，有夏州刺史拓跋乾晖、银州刺史拓跋乾曜、拓跋澄等，俱官其地。思恭，乾晖裔孙也。据有宥州，称刺史。”30其中，明言拓跋思恭的族属是党项羌。其原因是作者主要采信了《通典》及《旧唐书》、《新唐书》系统文献的记述。此外尚需指出的是，作者在唐代的党项拓跋氏人物之间建立了初步的世系:拓跋赤辞为始祖，守寂为赤辞孙，思恭为乾晖裔孙

当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及体制进入中国后，党项拓跋氏“鲜卑说”在西夏学界依然占据学术主流的地位。1955年，唐嘉弘先生撰文指出，“正史建立西夏的元昊，是拓跋赤辞的后裔”，“西夏居民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族系”;“史籍上之所以笼统的似乎有三个拓跋氏(后魏、吐谷浑及党项)，原因在于曾经居住在黄河自河套上溯至青海沿岸一大片土地上的居民，长时间的族系支派非常复杂，叛服不常的长期对立状态，加上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影响下不予重视的心理，未加考辨，所造成的误解。实际上，吐谷浑里的拓跋氏，由后魏拓跋氏一系而来，党项羌中的拓跋部，即吐谷浑的拓跋氏;所以，只有一个鲜卑拓跋氏”。31唐先生继承了前述清代民国时期补史著史的传统学者的一些观点，认为拓跋赤辞是西夏王族的远祖。并尝试采用民族迁徙诠释党项拓跋氏族属“鲜卑说”的观点。

王忠先生也认为“西夏民族以党项羌为主，王族则是统治党项羌的鲜卑族拓跋部”。理由有三:其一，“元昊曾夸耀自己的祖先‘本后魏帝’，又说自己称帝建国是‘循拓跋之远裔’”;其二，辽东鲜卑族西徙后在羌中建立了吐谷浑和南凉，南凉利鹿孤子樊尼曾“率兵西济河，逾积石，抚有群羌”，后来受吐蕃役属的多弥国即樊尼建立的国家，而西夏王室的祖先即出自多弥;其三，因为拓跋部与吐谷浑同为鲜卑，且拓跋部为党项羌中最强，所以吐谷浑主慕容伏允与拓跋赤辞通婚。此外，他还推测，吐蕃征服党项羌时，遭遇拓跋部的强烈反抗，失败后拓跋部被解散，部民成为嗢末。论恐热之乱后，嗢末内迁依附唐朝。西夏始祖拓跋思恭是嗢末首领。32与唐氏相类似，王先生亦采用民族迁徙诠释“鲜卑说”的观点，并进一步细化，指出西夏王室的祖先出自受吐蕃役属、由南凉后裔樊尼建立的多弥国。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党项拓跋氏并非北魏帝室拓跋氏之后裔。杨志玖先生在回答读者的提问时指出，西夏是隋唐时期的党项羌，唐时党项中即有拓跋氏一部。他认为前述《宋史·西夏传上》和《金史·西夏传》中的记述是不可信的，因为更早的记载都未曾有这样的记述，且元昊自称元魏之后，是很晚的说法，可能是向北宋夸耀其出身的高贵。33陈寅恪先生亦指出，“夫拓跋思恭之自称拓跋氏，不过自讬于后魏之裔以自夸耀，近人乃混鲜卑族之拓跋与党项族之拓跋为同一族类，误矣”。3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依然持续。吴天墀先生认为，“根据西夏王室拓跋氏的自述，他们的先世则是出身于鲜卑族系;我们联系一些现存有关史料看来(来看)，认为这还是可以相信的”，在注释中，他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其一，林宝《元和姓纂》中已经指出西夏先世的拓跋氏是元魏的后裔，并非元昊为了称帝才故意伪造的祖先历史;其二，鲜卑利用“群羌”建立国家的先例不在少数，如乞伏西秦、秃发南凉和慕容吐谷浑;其三，鲜卑族姓与西夏统治阶级具有深厚的关系，如李继捧的祖母是鲜卑独孤氏等。35后来，他又补充指出，由于党项和吐谷浑的统治者都是出身鲜卑族，而他们所统治的都是羌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处境和利害关系，这导致二者之间关系深密，不同寻常，如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室的结亲及其对后者效忠不二。36之后，他更是撰文对其观点进行申述:其一，“在党项共同体内部既有统治族拓跋氏与被统治族羌人的区分，虽年深月久，混合同化，矛盾之迹已不显著，但细加探索，双方对立的消息，仍然难以掩盖”;其二，“党项拓跋氏有‘弥药’的称号，吐蕃建国时已具较高文化水平;又魏、周时期北方贵族酋豪有以‘弥俄’或‘弥俄突’命名之习，殆‘弥药’称号所自出，这也说明党项拓跋氏应属鲜卑而非羌族”。37在继承了前述唐、王两先生论证的基础上，吴先生补充了一些新证据:其一，引述《元和姓纂》中的记载;其二，鲜卑族姓与西夏统治阶级具有深厚的关系;其三，从语言学的角度将“弥药”与“弥俄”“弥俄突”相联系。

汤开建先生援引唐、辽、宋、元、明五代的文献记载，力证西夏拓跋氏确实源出拓跋鲜卑，其自称元魏后代，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冒认”。即使不能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代，但其与元魏同出一族应属无疑。此外，他还对鲜卑拓跋氏进入羌部落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南凉灭亡后，秃发傉檀投降西秦，到吐谷浑慕璝时，西秦、南凉的大部分土地并入吐谷浑，南凉秃发鲜卑必有一部分归附吐谷浑，进入吐谷浑部族中。秃发樊尼投奔北凉，北魏灭北凉后，樊尼率部徙居黄河、积石山以西的羌人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吐谷浑的主要居地。易言之，有相当一部分的南凉秃发氏进入了吐谷浑部落中。隋末，吐谷浑遭到重创，拓跋氏(即前述秃发氏)率部东徙，吸收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人，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了以鲜卑拓跋氏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38显然，汤先生此说主要是对前述王忠先生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和引申。

唐嘉弘先生亦对其观点进行申说:其一，羌是一个他称泛名，而非自称专名;其二，羌人属“羊”种，党项属“猕猴”种，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共同体;其三，党项拓跋氏和鲜卑吐谷浑之间具有深厚关系，说明他们是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心理状态的同一族属关系。39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继承了杨志玖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李范文先生认为，“虽然史书上出现过鲜卑拓跋氏、党项拓跋氏、吐藩[蕃]拓跋(秃发)氏、吐谷浑拓跋氏、匈奴拓跋氏等等。实际上只有两个拓跋氏:即鲜卑拓跋氏和党项拓跋氏，西夏的统治者属于党项拓跋氏，而不属于鲜卑拓跋氏”，“由于语言和时间的不同，各种‘拓跋’(或‘秃发’)均有其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40后来，根据俄藏西夏文文献，他进一步指出，“西夏文《杂字》和西夏人撰的汉文《杂字》，把西夏皇姓‘嵬名’()列入番姓首位。而鲜卑拓跋氏在汉文《杂字》中称‘昔壁氏’。用西夏文译成的唐代类书《类林》中，鲜卑的西夏译文为‘’，即汉文《杂字》番姓之‘昔壁’。在唐代就已融入番族的鲜卑人以‘昔壁’为姓，而西夏皇族姓‘嵬名’而未姓‘昔壁’，这证明党项拓跋氏并不是鲜卑拓跋氏”。41李范文先生注意到了西夏人对于党项拓跋氏和鲜卑拓跋氏的区分，这是证明党项拓跋氏并非鲜卑拓跋氏的关键证据。

针对上述诸位先生的论述，周伟洲先生指出，“弥药与弥俄突除了音有些相似之外，并无任何关系。弥俄突多为高车(铁勒)人姓氏，与鲜卑姓氏也相距甚远”;“党项拓跋氏是源于元魏拓跋氏，而非南凉秃发氏;元魏、南凉统治者最早虽然同源，但早在三世纪初就分道扬镳，成为同源异流的不同族属”，而且“所谓有南凉秃发氏进入吐谷浑的说法，仅只是一种推测;即便有秃发氏流入吐谷浑，也很难说他们最后又变成了党项最初八大部中最强的拓跋氏”。之后，他总结道:“截至目前所有论述党项拓跋氏源于元魏拓跋氏的论著，均未能举出较为确实的证据，而凡所举出的新的或旧的论据，都可以从另一角度加以解释。因此，在没有较为确切的论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仍应相信较早和较为确实的文献记载，即党项拓跋氏源于羌”。42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从事西夏史研究的学者多持党项拓跋氏(尤其是西夏王室)为北魏王族拓跋氏后裔的看法。而持党项拓跋氏为羌人后裔看法的学者，除李范文先生外，杨志玖、陈寅恪和周伟洲等先生均非专门从事西夏史研究的学者。此外，持党项拓跋氏族属为“鲜卑说”的学者，则大都认为《辽史》《金史》《宋史·夏国传上》中记述的西夏王族自己的说法更可靠;而持“羌人说”的学者，基本上都相信以《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为代表、时间上更早的文献更具真实性。与清代民国时期补史著史的传统学者相比较，二者对于其观点的论证都有所推进和细化。前者将周春“元魏之后入于党项”的说法进一步细化，根据南凉利鹿孤子樊尼曾“率兵西济河，逾积石，抚有群羌”的记述，建构了秃发樊尼统治羌人形成党项拓跋部的叙事情节。同时，也注意到了以拓跋赤辞为代表的党项拓跋氏与吐谷浑之间密切的婚姻和政治关系，并将其归因于二者均为鲜卑。李范文先生则指出西夏文文献中西夏皇族姓“嵬名”，而在唐代就已融入番族的鲜卑人以“昔壁”为姓，从而论证党项拓跋氏在其与鲜卑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并不认为自己的族属是鲜卑。

不过，正如周伟洲先生所指出的，关于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氏的观点，隋唐时期的文献并无明确的记载，均为学者们根据相关的记述进行推测的结果，这是“鲜卑说”最明显的缺陷。与此相应，持“羌人说”的学者仅从晚出这个方面对中唐以降《元和姓纂》以下的姓氏类文献及《辽史》《金史》《宋史·夏国传上》等正史中的记述进行批驳，稍显单薄。如能从文献性质和史源等方面对于上述文献进行考察，或可使其论证更具说服力。

三、引入出土墓志研究党项拓跋氏族属的阶段

2000年以来，在陕西榆林地区和内蒙古乌审旗一带出土了一批唐至北宋时党项拓跋氏墓志，主要包括《拓拔守寂墓志》43(唐开元二十五年立石)、《李仁宝墓志》44(后晋开运三年立石)、《李彝瑾墓志》45(后周广顺二年立石)、《李继筠墓志》46(宋太平兴国四年立石)、《李光睿墓志》47(太平兴国四年立石)、《李光遂墓志》48(太平兴国五年立石)，以及最近新公布的《拓拔驮布墓志》49(开元十六年立石)。由于《拓拔守寂墓志》铭序中曰“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铭文中亦曰“三苗之胤，惟羌有光。五代返本，复昌于唐”;而《李彝瑾墓志》铭序中云“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李继筠墓志》铭序中曰“公本系族，乃后魏之苗裔也”，铭文中亦云“后魏华族，浚源巨渎”，《李光睿墓志》铭序中云“本后魏之华宙，朔野之大族”，均追述其祖源于后魏拓跋氏50，这又一次引起了关于党项拓跋氏族属及祖源的讨论。

根据李彝瑾和李继筠墓志中的记述，邓辉、白庆元指出，“拓跋部李氏家族出于后魏的说法不单单是李元昊本人的创造，而是一个在拓跋李氏家族中长期流传的说法。建立西夏国的拓跋部出于北魏鲜卑的传说，可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有所据”。51后来，汤开建先生将其前述论文收入其论文集中时，亦利用上述墓志对其论文进行了修订，他指出，“四通新发现元昊家族先祖的拓跋氏墓碑(指李仁宝、李彝谨、李光睿和李继筠四人的墓志。———引者注)异常一致地显示，众口一辞(词)地申明:党项拓跋氏源出元魏，为鲜卑人的后代。这就清楚地说明，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拓跋氏称自己出自元魏之后为鲜卑拓跋并非创自元昊，而是党项拓跋氏长期以来对自己祖先族源的追认”;至于《拓拔守寂墓志》，他则认为其中的“‘名王弥府君’当即‘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正因为拓跋氏为鲜卑，故在鲜卑、吐谷浑中能位居‘名王’，这既可反映拓跋鲜卑在吐谷浑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又可证明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之密切关系”。52

根据拓拔守寂和李仁宝等的墓志，周伟洲先生亦撰文指出，“纵观有唐一代，党项拓拔氏在唐初以拓拔赤词(辞)，开元、天宝时拓拔思恭、兴宗、守寂一族，唐末以拓拔思恭一族，先后三次名著于史籍”，“而有关史籍及出土墓志等，在记述前两次党项拓拔氏的祖源时，均云其为西北戎狄———羌族，仅在唐元和年以后，个别史籍如《元和姓纂》才有了关于其源于后魏拓跋氏的记载”。拓跋思恭因收复长安之功，赐姓李氏，拜定难军节度而雄踞夏州后，“耻于再言其祖源于西北之戎狄———羌族，而当时又有党项拓拔氏源于阴山贵种、元魏帝室拓跋氏之说，在当时姓氏、种族攀附之风的影响下，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攀附上元魏帝室鲜卑拓跋氏为其祖先。这也就是出现在五代时党项拓拔氏(李氏)的墓志，甚至文献中，云其祖先为元魏拓跋氏后裔之由来”。53

对于《李光睿墓志》中记述李光睿“本后魏之华宙(胄)，朔野之大族”，杜建录等认为，“是因为唐元和年间成书的《元和姓篡》把拓跋守寂误定为鲜卑的后裔，以致以讹传讹，使五代以来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均认为夏州拓跋李氏源于鲜卑”54。显然，杜建录等并不认可《李光睿墓志》中关于其祖源的记述，反而同意其祖先为党项羌的观点。

在考释《李继筠墓志》的论文中，陈玮先生指出，“李继筠应为党项羌族，而不是北魏拓跋氏后裔。墓志称李继筠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是因为《元和姓纂》卷十‘拓跋’条云:‘开元后右监门卫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藩也’，将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的缘故”55。在考释《李彝谨墓志》的论文中，陈氏指出，根据墓志中的记述，似乎李彝谨为北魏拓跋氏后裔。但根据其先祖《拓拔守寂墓志铭》及《旧唐书·党项传》等记载，李彝谨应为党项羌族，而不是北魏拓跋氏后裔。而且，他再次认为墓志称李彝谨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是因为《元和姓纂》将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56在考释《李仁宝墓志》的论文中，针对“志文称其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之后”的记述，陈氏则表示赞同“周伟洲先生已指明其为攀附”的看法57。显然，与杜建录等先生类似，陈氏亦不认可李仁宝、继筠和彝谨等人墓志中关于其祖源的记述，反而赞同隋唐正史及《通典》系统文献中的记述。

关于志主的祖先世系，《拓拔驮布墓志》中云:“其先黄帝子昌意之后。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因轩辕氏以土德王，北俗谓土拓，谓后拔，故以拓拔而命氏焉。当有魏握符建元，历祀数百，典章文物，备在良史。德配天者主中原，勇候月者雄边服。宗成帝王之业，枝分亭障之间。其后，有蒿头川王是称党项，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种落蕃殖，控弦十万。代修职贡，纳款王庭。属隋室分崩，吐蕃承爨，伺握无援，大见侵伐。曾祖兀思，恢简多智，沉靖有谋，为浑人所怀，所居成聚，因共立为浑项王焉。鸠逋散，均嗜欲，物其土宜，同其国俗，法是与举，人用大振。祖吴伽，英果电发，雄气飙骇，忿东胡之请地，怒西师之过轶。利甲兵，搜车乘，闻吐蕃无备，与浑部潜谋，堕城十数，斩首万计。革面夷落，屈膝圣朝，以贞观七年款关内附，有诏封西平郡王、兼授西平州刺史。父岳，幼而敦敏，雅有隽才，景命不融，中年徂逝。”58墓志的公布者据此认为，《拓拔驮布墓志》志文印证了史料及学者关于“鲜卑说”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在此前出土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拔氏墓志中，大多数皆言其先祖出自后魏或与后魏同源，仅时代较早的《拓拔守寂墓志》云其先祖出于西羌。究其原因，或是因代远年湮，家族族源记忆模糊，《拓拔守寂墓志》撰者认为拓拔守寂家族为党项族，误信了《隋书》等史籍中党项出自‘西羌’的说法。如果以此作为党项拓拔‘西羌说’的立论支撑，似乎孤证难立”，“《拓拔驮布墓志》镌刻于开元十六年(728)，比《元和姓纂》早了84年。可见，此前近一个世纪，唐人已经有党项拓拔氏与鲜卑拓拔氏同源之论，并长期在拓拔驮布家族中流传，《元和姓纂》中拓拔守寂‘亦东北番也’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所据的”。59

综上所述，根据出土墓志，党项拓跋氏攀附元魏帝室的现象最早可追溯至唐开元十六年立石的拓跋驮布墓志，但由于2018年才公布，在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相反，比其立石晚9年的拓跋守寂墓志，由于公布时间较早，其中的记述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重视，对于党项拓跋氏的族属研究具有极大的决定性。因此，在这一时期，“羌人说”占据了主流地位，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然而，在研究方法上，上述研究简单地将墓志视为一种史料，将其作用限于“征前代之事实”和“匡文史之讹谬”，通过史志对勘，以志证史、补史或驳史。细言之，这种方法大致有以下三种表现方式:其一，墓志有记载而史书缺载，以志补史。其二，墓志与史书均有记载，且内容基本相同，史志互证，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其三，墓志与史书虽然均有记载，但两者之间存在扞格之处，或先验地默认墓志作为“遗留性史料”在真实性方面的优先权，以志正史;或鉴于“记述性史料”———史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史驳志。60当然，关于党项拓跋氏族属的记述比较复杂，两种相互对立的记述在传世文献和墓志中均有发现。因此，墓志的出现并未解决传世文献中关于党项拓跋氏族属记述的矛盾之处。汤开建、周伟洲二先生在墓志公布后均未改变其所持的观点，只是将墓志作为补充自己观点的新史料而已。汤先生强调以北魏拓跋氏为祖源的墓志虽成立时间晚，但数量多。相反，周先生则强调以西羌为其祖源的《拓拔守寂墓志》成立时间更早，而后出墓志则为攀附。

笔者认为，墓志是一种与传世文献不同的文体，有其独特的撰述体例和形成路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体例和路径亦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将墓志纳入史学研究的领域时，我们应该把墓志作为一种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具体而言，首先，重视撰述体例和形成路径对其资料来源和内容取舍的限制。其次，虽然不能完全排斥将墓志与传世文献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但需要反对将两者仅仅作为史料直接进行简单的对勘。在将两者结合时，要重视两者在撰述体例、形成路径和写作目的之间的异同，从而在对勘考辨时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61

如拓跋守寂志盖阴刻有追赠拓跋守寂的册书，其中有云“宜赠上卿之位，以饰重泉之礼。可赠鸿胪卿，仍令夏州刺史郑宏之充监护，主者施行”，而拓跋守寂的墓志撰者也是这位夏州刺史郑宏。这似乎表明《拓拔守寂墓志》62为官撰，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因此，其关于拓跋守寂祖源的记述就需要与当时唐朝官方的立场一致。于是，直接引用了《后汉书》中“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的记述，这与作为唐朝官方文献的《隋书》中的记述相一致。

与此不同的是，《拓拔驮布墓志》并无撰人，按照当时的风俗，极有可能是其家人请别人代为撰写的，其中关于其祖先的信息当由其家人提供。关于得姓缘由，除了有拓后跋氏和拓跋氏的微小差异外，与《元和姓纂》等姓氏类文献的叙事结构基本相同。易言之，二者当来自当时的谱牒或姓氏书。前述五代宋初党项拓跋氏(当时已赐姓李氏)墓志中关于其祖源的记述与此情况基本相同。进而言之，《辽史》《金史》《宋史·夏国传上》的关于西夏王室祖源的记述亦当是来自该家族的谱牒，而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初唐以来流行的谱牒和姓氏书中保存的关于拓跋氏的记述。

四、余论

何德章先生曾指出，在北朝后期北族人的墓志中存在大量伪托望族和冒袭先祖的现象63。范兆飞先生亦认为，“六朝士族的谱牒直接决定家族成员的婚姻和仕宦。职是之故，六朝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攀附祖先必须慎重”，“隋唐以降，统一帝国逐渐强化中央威权，在国家权威日益强化的情况下，科举制成为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士族子弟的政治利益逐渐从带有学院烙印的士族谱籍中剥离而出，攀附郡望的‘官僚’属性逐渐淡化，演化为士庶竞相追逐而又各自瓜分谱系知识的社会风气。谱系和血统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比较有限，虽还能在某一时刻发挥作用，但毕竟渐成历史云烟，不再是历史的主流。这个重大的历史变迁，酿就中古墓志中旧籍新贯鱼龙混杂、谱系构造虚实相参的复杂‘乱象’。这些特征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古士族追溯祖先的边界逐渐模糊化，有目的、有组织地攀龙附凤逐渐成为唐人追认祖先的常态”。64显然，隋唐以降，随着九品中正制被取消，攀附由于不再能影响现实的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再受到官方的禁止，这导致冒袭先祖现象的泛滥，党项拓跋氏追祖北魏皇祖拓跋氏应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

注释：

1.文献中“拓跋”亦作“拓拔”,为行文方便,下文中除引文外,统一写作“拓跋”｡

2.《隋书》卷83《党项传》,中华书局,1973,第1845页｡

3.《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第2869页｡

4.《隋书》卷83《党项传》,第1845､1846页｡

5.《通典》卷190《边防六·党项》,中华书局,1988,第5169页｡

6.《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5,第5290页｡

7.《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第5291页｡

8.《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中华书局,1975,第6214-6215页｡

9.原文作“拓拔思恭”,见《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第6218页｡

10.《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中华书局,2015,第1032页｡

11.《宋史》卷491《党项传》,中华书局,1977,第14137-14138页｡

12.《宋史》卷491《党项传》,第14138页｡

13.参见《宋史》卷491《党项传》,第14139-14146页｡

14.《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82页｡

15.《辽史》卷115《西夏外记》,中华书局,2016,第1523页｡

16.《金史》卷134《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第2876页｡

17.《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5页｡

18.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卷6,党银平校注,中华书局,2007,第136页｡

19.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卷10《拓跋》,中华书局,1994,第1576页｡

20.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卷10《拓跋》,第1576-1577页｡参见郑樵《通志》卷29《氏族略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第474页｡

21.《魏书》卷1《序纪》,中华书局,2017,第1页｡

22.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王力平点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602页｡

23.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第602-603页｡

24.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下,《四库全书》第9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697页｡

25.《续通志》卷604《载记十一·西夏上》,新兴书局,1963,第6601页｡

26.胡玉冰校注《西夏志略校证:<西夏志略>考略(代序)》,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第9页;参见《西夏志略校证》卷5《载记上·李彝兴》,第120页｡

27.周春:《西夏书》卷10《官氏考》,《续修四库全书》第3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699-700页｡

28.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得姓始末》,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第22页｡

29.戴锡章:《西夏纪·卷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第27页｡

30.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龚世俊等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第5-6页｡

31.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32.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33.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

34.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附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54页｡文末记载附记撰写时间为1964年｡

35.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2页,第8-10页注(3)｡

36.吴天墀:《西夏史稿·再版后记》增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04-405页｡

37.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38.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9.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95-107页｡

40.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第126页｡

41.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第46页｡

42.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第7-14页｡

43.图版及录文分别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第51-52､224页;亦见于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76-82页｡

44.图版及录文分别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第81､251页;亦见于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104-107页｡

45.图版及录文见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128-130页;录文亦见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84-386页｡

46.图版及录文见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141-146页;录文亦见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第386-388页｡

47.图版及录文见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133-140页;录文亦见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第81-83页｡

48.图版及录文见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147-149页｡

49.图版和录文见段志凌､吕永前《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期｡此外,因《拓拔驮布墓志》公布于2018年,除了公布墓志的论文外,本节涉及的论著基本未言及该墓志｡

50.与这三方墓志不同,《李光遂墓志》中仅云“上祖乃轩辕氏之苗裔”,考虑到:其一,北魏皇族拓跋氏将族源追溯至黄帝(即轩辕氏);其二,本志与《李继筠墓志》的撰人同为摄节度掌书记郭正;其三,两志撰写时间只相差一年时间,或可推测这暗示了《李光遂墓志》亦认为志主为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裔,但因其并未明言,故不论｡

51.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第391页｡

52.汤开建:《党项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党项西夏史探微》(繁体字版由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商务印书馆,2013,第11､16页｡

53.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54.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第86页｡

55.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56.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39-240页｡

57.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39页｡

58.段志凌､吕永前:《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期｡笔者对于部分标点进行了改动｡

59.段志凌､吕永前:《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期｡

60.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61.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62.因为拓跋守寂名字见于传世文献,所以除了在墓志引文中写作拓拔守寂外,其他地方都写作拓跋守寂｡

63.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都北朝碑志札记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135-141页｡

64.范兆飞:《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尹波涛.党项拓跋氏族属研究述评[J].西北民族论丛,2019(02):308-325+354-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