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小规模经营难以实现机械化，土地规模化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本前提[1-2]。但是，以跨区收割为代表的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使得中国尤其是平原地区在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快速实现了大型农机的普遍应用[3-4]。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实践打破了传统观点关于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机械化的论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5]。学者们认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理想模式，即农户通过农机作业环节的服务外包卷入分工经济，在不需要承担购买农机沉没成本的前提下，就可以分享农机的规模效益[6-7]。通过分工深化推动服务规模化经营，是中国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理想途径[8]。

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区农机数量呈普遍增加的趋势，区域农机供给不平衡、不匹配的局面得到改善，带动“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分工范围逐渐从跨区作业收缩到相邻县、本县甚至本村范围内[9-10]。以文中调查区河南、河北、山东、吉林四省机收环节为例，2011～2021年联合收割机数量从46.66万台增加到了94.28万台，10年增长102.06%。随着农机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容量扩张，以机收环节为例，调查区“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变化(图1)。近10年来，调查区跨区机收服务面积从1036.97万hm2,逐年减少到477.071万hm2;与之相对应“本地化”机收服务面积从1006.971万hm2,逐年快速攀升到2715.604万hm2,增长幅度达169.68%;“本地化”服务占比从49.27%提升到了85.06%。从微观数据来看，调查的1551户农户当中，72.02%的农户购买了“本地化”机收服务。

图1 “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面积与占比变化

农机和土地作为两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存在互补关系，农地规模扩张能够促进农机使用，农机使用也有助于农地经营规模扩张[11]。然而，针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关系，仍存在较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小规模经营农户通过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实现了机械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有助于缓解非农就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12],进而会抑制农地转出[13]。而对大规模经营农户而言，服务外包的成本节约效应、规模经营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促进其转入农地，对小农户农地转出的阻碍效应和对大规模经营农户农地转入的促进作用，会推高地租，并抑制农地流转市场发展[1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服务外包带来的高地租，会诱使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户转出农地，进而增加农地转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15]。同时，农机作业服务外包也成功突破了劳动力经营能力对农地经营规模的限制，通过缓解家庭农业劳动力约束、技术约束和资金约束，放松了农地规模经营的限制条件，进而促进农户转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16]。

从理论上讲，购买“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是农户节约服务外包交易成本的理性决策，但是鲜有文献讨论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意味着农机服务主体与农户之间存在以地缘或血缘为基础的人情往来，彼此居住地点临近，相互熟络，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和“自己人”社会[17]。熟人关系有助于抑制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乡土社会内部农机服务供给和需求关系的稳定性[18]。因此，相较于传统跨区作业，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通过关系型契约治理，可能会对农地流转市场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文中尝试基于已有研究，结合“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熟人社会交易特征，探究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理论逻辑。文中有助于深刻揭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新的发展趋势与农地流转市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政府农机化政策的调整提供支撑。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分析框架

农作物生命的节律性特征决定了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进而形成投入与产出对应关系的模糊性，增加了产中环节分工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劳动监督成本[19]。农业生产的这一基本特性使得农机作业环节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农户既不能以最终产出来衡量农机手的主观努力程度，也很难以肉眼观察农机手作业质量的高低，更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制衡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20]。文中将由劳动监督问题带来的成本界定为内生交易成本。农业生产存在“赶农时”效应，在单个生长周期内存在最优作业窗口期，耽误农时同样会带来产出损失[21]。农户选择农机作业环节服务外包，将面临两方面的风险，1)搜寻不到农机而耽误农时，进而导致减产；2)搜寻到农机后，需要排队等候作业而耽误农时，进而导致减产。这两种风险均降低了农忙季节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灵活性[17]。文中将耽误农时的成本界定为外生交易成本。只要农户选择服务外包，就会面临以上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

农机作业服务的“本地化”能够降低服务外包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1)“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以熟人社会关系为纽带，熟人社会的面子或声誉传播机制有助于抑制农机手的道德风险[9]。农户与“本地化”农机手在长期交易中更容易形成多期重复博弈关系，提供高质量农机作业服务的长期回报有助于减少农机手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内生交易成本。2)跨区服务主体与农户在地理空间上距离较远，交易合约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约关系[22]。而“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在信息识别和紧急情况处理上更具优势，其信息处理的“扁平化”特征有助于降低耽误农时的风险，并提高农户在农忙季节要素配置的灵活性，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

事实上，“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的价格反而高于“外地化”跨区农机作业服务的价格(表1),小麦和玉米耕、种、收、秸秆还田环节，“本地化”农机服务平均价格均高于“外地化”跨区农机作业服务价格。为什么农户会放弃价格更低的跨区服务，反而会选择价格更高的“本地化”服务?正如前文所述，“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下农机手的道德风险，同时避免耽误“农时”而导致减产的风险，并提升农户要素配置的灵活性。内生与外生交易成本的节约机制，是“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快速扩张的核心逻辑[9,18-19]。

表1 “本地化”农机服务与“外地化”跨区农机服务价格比较

“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节约服务外包交易成本，改变农地流转比较收益，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1)农机作业服务外包本质上是农机替代劳动力的方式，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约束、技术采纳预算约束和资本投入约束，降低生产成本[13,16]。但生产成本的节约效应受到农机作业环节服务外包交易成本的影响，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农户通过服务外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进一步下降，例如农户购买“外地化”跨区农机作业服务从事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要高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因此，农机作业服务交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农户自己经营农地的成本，间接提高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进而抑制农地转出。2)“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有助于提高农地经营收益，较高的农地经营收益能够提高农户转入农地的比较收益，进而激励农户转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即形成对农地转入的激励效应[23]。事实上，无论是“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还是“外地化”跨区作业服务，均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本和技术约束，增强单个劳动力的农地经营能力。但“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相较于“外地化”跨区农机作业服务而言，通过降低服务外包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转入农地的比较收益和降低转出农地的比较收益，进而形成对农地转出更大的抑制效应和对农地转入更大的激励效应。基于此，文中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图2)。

图2理论分析框架

1.2 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来自于两期一手调查混合截面数据集：1)2019～2020年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的840户农户数据。2)2021年在吉林省调查的780户农户数据。

调研团队采用如下方法开展农户样本抽样：1)综合考虑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粮食生产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选择河北、山东、河南、吉林共4省14个产量大县作为样本县。2)在每个县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三层随机抽取3～6个乡镇，共计选取51个乡镇。3)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个村，共计选取129个行政村。4)在每个村随机抽取10～20名农户户主。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农地经营情况、农机技术采纳情况等。剔除观察值缺失的样本，最终1551个样本纳入到分析当中。

1.3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地流转。

包括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文中用农地转出面积占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征农地转出，用农地转入面积占农户经营农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征农地转入。

(2)核心解释变量：“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

“本地化”是空间概念，在“本地化”状态下，农机作业服务半径一般限定在本县范围内，农户主要通过购买熟人的农机作业服务实现农机技术采纳[9]。包括两种状态，1)购买本村的农机作业服务，此时农户与农机手之间存在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联系，彼此相互熟络，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和“自己人”社会。2)购买本县其他村的农机作业服务，农户与农机手之间通常以双方均熟悉的中间人为纽带，建立交易关系，或彼此之间本身就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联系，服务半径依然局限于熟人范围内[19]。因此，文中用本村及周边村熟人交易关系来界定“本地化”状态。具体而言，在粮食作物机耕、机播、机收、机械化秸秆还田等农机作业环节当中，用购买本村及周边村熟人的农机作业服务环节数占农机作业总环节数的比重来表征。

(3)中介变量：交易成本。

采用农户对农机手作业时间及时程度的感知来表征外生交易成本，农户感知到的农机手作业时间及时程度越高，其在农机作业环节服务外包时调整要素配置的灵活性越高，服务外包的外生交易成本越低。采用农户对农机手作业质量的感知来表征内生交易成本，农户感知到的农机作业质量越高，内生交易成本越低。

表2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借鉴已有研究[24-26],从以下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1)决策者个体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务工经历、农业生产培训、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农户感知的本村平均地租水平。2)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劳动力总数、农业劳动力占比、老龄劳动力占比、家庭农机具原值、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是否加入合作社、与县城距离。3)为了控制区域内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文中以县为单位设置13个虚拟变量作为地区虚拟变量。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表2)。

1.4 模型设定

需要首先检验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Landi为农户i的农地流转行为，Locali为“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Controlij为一组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控制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农地转入和转出变量的取值介于0到1之间，属于两端截断的被解释变量，为了避免估计偏误，文中同时使用OLS和Tobit模型开展基准回归分析。

但是，基准模型面临潜在内生性问题。“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与农地经营规模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大规模经营农户对农机作业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更敏感，交易成本带来的家庭收入损失更高，其更倾向于优先购买“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文中拟采用工具变量法纠正上述内生性问题。借鉴从地区层面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27],文中采用农户所在乡/镇购买“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比例(以下简称“地区本地化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从理论上讲，地区本地化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条件。1)地区本地化水平是乡镇范围内所有农户购买“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总体情况，与个体农户购买“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决策息息相关。2)地区本地化水平并不会直接影响个体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由于内生变量为介于0～1的两端截断变量，基于连续变量的2SLS方法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为了保证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文中同时采用2SLS和条件混合过程方法(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来纠正内生性偏误，CPM适用于内生变量为分类变量、受限制变量等多种情况[28]。

为了考察交易成本在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与农地流转之间的中介作用，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2)和(3)式中为农机作业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包括内生与外生交易成本，其他变量含义与(1)式一致。由于逐步回归法在检验精准度上的劣势，文中采用直接检验中介效应大小的Sobel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基准结果分析

表3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和(2)列结果表明，无论是将农地转出视为连续变量的OLS回归，还是将其视为截断数据的Tobit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同理，第(3)和(4)列结果表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入。从具体数值来看，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程度增加1%,农地转出占承包地面积的比重减少0.287%,农地转入占经营农地面积的比重增加0.405%。2017到2020年，观察区内1551户样本农户农地流转总面积从256.07hm2增加到404.55hm2,增长148.48hm2,按基准回归结果测算，有84.17hm2是因为农机服务“本地化”而造成的，占比为56.69%。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和健康状况正向影响农地转出而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农地转入；参与农业生产培训的农民，更倾向于增加农地转入、减少农地转出；拥有党员或村干部身份的农民，更可能转入农地发展成为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感知的租金水平负向影响农地转入，而正向影响农地转出。农业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发展成为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进而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农机具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特征，进而阻碍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占比越高，农地转入越少；兼业化程度越高，农地转入越少。

2.2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处理。

基于工具变量的2SLS和CMP估计结果(表4)。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方面，在2SLS估计结果中，Anderson LM统计量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与弱工具变量问题。CMP估计结果中，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12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CMP估计结果优于基准回归。2SLS和CMP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区域本地化水平对农户“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采纳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2SLS和CMP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均表明，在纠正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依然显著抑制农地转出并促进农地转入。

表4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2)替换核心变量。

为避免量化标准单一带来的结果准确性质疑，文中用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作为农地流转决策的替代变量，农地转出和转入意愿分别用“您是否有转出农地的意愿”和“您是否有转入农地的意愿”来表征。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第(1)、(2)列所示。估计结果表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但显著提升了农户转入农地的意愿，这一结果支持了“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的结论。考虑到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分别属于一年两作和一年一作平作机械化区域，文中基于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数据重新估计了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同时文中以小麦机耕、机播、机收和玉米机播、机收、机械化秸秆还田(玉米为免耕直播区)六个环节为例，用农户“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采纳环节数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T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第(3)、(4)列所示。估计结果再次支持了“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的结论。

表5替换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

(3)纠正选择性偏误。

对于存在农地流转的农户，可以观察到农地流转规模占比，但对于不存在农地流转的农户，则农地流转规模占比为0,此时被解释变量属于非随机样本选择的特殊“偶然断尾”情况，为了纠正“偶然断尾”样本导致的选择性偏误，文中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重新估计式(1)。分为两步，第一步基于Probit模型估计出农户流转农地的概率(选择方程);第二步，估计流转农地规模占比方程(结果方程)。选择方程需要包含识别变量，文中选择“本村是否有政府农地集中流转的项目”作为识别变量，如果本村有农地集中流转的项目，会影响农户流转农地的概率，但并不会直接对农地流转规模产生影响。估计结果(表6),无论是农地转出还是农地转入，选择方程与结果方程的符号一致，且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后，农机作业服务的“本地化”依然抑制农地转出，并促进农地转入。

表6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2.3 农地转入与转出的平衡：耕地资源禀赋、兼业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的调节效应

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抑制了农地转出、促进了农地转入。但是，从理论上讲，在没有外部主体介入区域农地流转市场的情况下，农户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的数量应该相等，即只有存在农地转出，才会有农地转入。上述结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没有农地转出，哪来的农地转入。事实上，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不同耕地资源禀赋状态农户和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1)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起点与耕地资源禀赋特征有关[14,29]。对于初始承包地规模较大的农户(以下简称“大规模农户”)而言，在服务规模经济效应的影响下，“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对其服务外包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和经营农地比较收益的提升效应更大，因此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大规模农户提高农地投入的激励更大。而对于初始承包地规模较小的农户(以下简称“小规模农户”)而言，存在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在没有“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状态下，由于“外部化”的跨区作业服务交易成本较高，会降低经营农地的成本与农地转入的比较收益，此时在服务外包高昂交易成本的影响下，农地转入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具有转出需求的小规模农户无法顺利转出农地。第二种状态，在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状态下，大规模农户不会转出农地或者更倾向于转入农地，进而增加了农地转入需求，此时具有转出需求的小规模农户将能够顺利转出农地。因此，在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的诱导下，大规模农户会通过转入农地进一步增加农地规模，而小规模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农地，进而实现农地转入与转出的平衡。

(2)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领域的配置是影响农户农地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30-32]。对于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交易成本节约效应对其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更大。因此，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增加农地投入的激励更大。而对于兼业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通过刺激市场上的农地转入需求，促进其顺利转出农地。即，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下降，农户越不会转出农地或者更倾向于转入农地，进而实现农地转入与转出的平衡。

为了检验以上农地转入与转出平衡的逻辑，文中将农户初始承包地规模、兼业程度(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与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的交互项纳入模型，估计结果(表7)。第(1)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负，第(2)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正，且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初始承包地面积的增加，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会更加抑制农地转出，并更加促进农地转入，这一结果支持了上述推论。第(3)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正，第(4)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二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兼业程度的提升，会抑制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转出的负向影响，并抑制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转入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同样支持了上述推论。

表7调节效应估计结果

2.4 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检验“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影响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包括外生交易成本(农机作业时间及时程度)和内生交易成本(农机质量)两条机制。Sobel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8)。农机作业时间及时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系数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外生交易成本→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成立，“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降低服务外包外生交易成本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同理，农机作业质量的Sobel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内生交易成本→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成立，“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降低服务外包内生交易成本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从中介效应占比来看，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的影响，分别有61.45%和72.34%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的。

2.5 进一步讨论：转入转出的均衡与农地流转租金

既然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那么会不会加剧农地流转市场竞争，进而推高农地流转租金，实现农地转入和转出在更高租金水平上的均衡?由于缺乏村级层面客观租金的数据，文中将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租金(万元/hm2)纳入模型当中，来分析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意愿租金的影响。OLS模型估计结果(表9)。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转出和转入意愿租金的影响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正，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水平提升1%,农地转出意愿租金增加172元/hm2,农地转入意愿租金增加80.5元/hm2。这一结果表明，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通过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地流转市场的竞争，使得农地流转供需在更高的租金水平上达到均衡。

表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9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

3、讨论

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这一快速发展的服务外包模式会对农地流转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既有研究更多的关注“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原因，未能建立起“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与农地流转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文中基于微观农户数据，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节约服务外包交易成本，降低了农户自营农地的成本，进而间接改变了农地流转的比较收益，形成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与对农地转入的激励效应。这一结论丰富和完善了农机作业服务与农地流转关系的研究。与农机服务市场的“本地化”趋势相对应，2016年以来农地流转速度放缓[26]。文中从服务外包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比较收益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农机和农地两种要素连接在一起，探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机与农地两种生产要素的动态匹配关系，从而建立农机服务“本地化”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在理论逻辑关系。在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的背景下，1)中国农业机械化政策的基本逻辑逐渐从单纯增加农机供给，转向提升农机投入效率和减少产能浪费上来[21]。2)“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地流转供需关系。农机作业服务的“本地化”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反映了土地规模化与服务规模之间的矛盾。政府在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应当考虑存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加速农地流转市场供需结构失衡的风险，推动土地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融合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研究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1)由于缺少行政村层面的农地流转数据，文中无法继续讨论租金问题，未来研究可继续讨论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2)由于无法获取耕地深浅、播种密度、收割清选损失等农机作业质量的客观技术性指标，文中借鉴已有研究，采用主观变量来表征交易成本。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受到受访者主观意识的干扰，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能够准确衡量交易成本的客观技术指标，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

4、结论

文中基于河北、山东、河南、吉林四省调查的1551户农户数据，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显著提高了农户对农地投入的需求，从而改变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程度增加1%,农户农地转出占承包地面积的比重减少0.287%;相反，农户农地转入占经营农地面积的比重增加0.405%。这一结果在纠正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后依然成立，在不同变量、不同样本下保持一致。2017～2020年，观察区内1551户样本农户农地流转总面积增加148.48hm2,按基准回归结果测算，有56.69%的农地流转是由农机服务“本地化”引发的。

(2)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通过节约经营农地过程中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改变经营农地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具体而言，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对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的影响，分别有61.45%和72.34%是通过降低经营农地过程中服务外包交易成本实现的。

(3)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在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的同时，通过耕地资源禀赋、兼业程度的调节渠道，实现农地转出与转出的平衡。在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的诱导下，1)承包地面积较大的农户会通过转入农地进一步增加农地规模，而承包地面积较小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农地。2)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下降，农户越不会转出农地或者更倾向于转入农地，而兼业程度较高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农地，进而实现农地转入与转出的平衡。

(4)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地流转市场的竞争，使得农地流转供需在更高的租金水平上达到均衡。具体而言，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水平提升1%,农地转出意愿租金增加172元/hm2,农地转入意愿租金增加80.5元/hm2。

5、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在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应当考虑存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加速农地流转市场供需结构失衡的风险，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核心在于节约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因此应加快构建农机作业服务信息共享平台，推进“互联网+农机作业”工程，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同时应加强对农机手作业质量培训和组织化建设，提高农机手作业技能熟练度，并通过农机服务组织设计针对农机手道德风险的奖惩机制，降低内生交易成本，以此来遏制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诱发农地流转市场供需失衡的趋势。2)鉴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存在差异，应适度鼓励小农户、兼业农户与老龄农户就近将农地外包给农机作业服务主体，促进农地有序向“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主体集中，推动农地流转市场与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良性互动。对于规模经营农户、专业农户与非老龄农户，应鼓励其与“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3)在适应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政府应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根据区域农机饱和状态，实时调整补贴范围，避免“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范围内部同类农机保有量饱和而无稳定作业量引发产能浪费，进而缓解农地流转市场供需结构失衡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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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303077); 吉林大学“强农兴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2024QNXNZX04); 吉林省“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揭榜挂帅”科研项目(JJKH20241315HT)资助;

文章来源:魏素豪,宗刚.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11):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