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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协同发展实证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2024-10-24 11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乡村振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根本，研究两者间的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方法】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并使用Tobit面板模型，探究驱动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在时序演变中的协调关系逐渐加强，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提升，长江上中下游各省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但在整体上有所改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程度上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支持等因素的驱动。【结论】针对长江上游地区，要加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针对长江中游地区，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产业布局力度；针对长江下游地区，要继续完善产业结构并加强政策引导。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耦合协调度
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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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如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1]，在乡村振兴[2]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有着许多探讨。其一，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看，姚兴安等[3]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及聚类分析，为未来数字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价值参考。谢康等[4]探讨驱动数字经济创新、数字经济运行和数字经济政策三个领域的八大新规律。其二，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看，黄承伟[5]表示乡村振兴目标是通过协同发展多方面，增强地区联系，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项松林等[6]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析安徽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稳步上升，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但各地市水平参差不齐。

以上研究提出了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理论支持，但在定量研究方面仍存在难题。因此，需要深入探讨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上述不足，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综合评估。此外，结合Tobit面板模型进行量化因素驱动程度分析，从而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准确的评估和理论依据。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确定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

1、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与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较性，本研究选择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研究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来源获取原始数据。针对极少数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处理。通过以上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得到全面可靠的数据集。根据指标特征，将数字经济10个指标分为数字网络发展、农村数字服务及数字经济交易3类；将乡村振兴18个指标分为农业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事业、人口状况及居民生活水平5类，如表1所示。

1.2 研究方法

1.2.1熵权法

熵权法[7]用于多指标权重的确定，由于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子系统是综合性系统，熵权法可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量化不同指标在模型中的贡献度。基本步骤如下：

表1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第一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归一化：

其中，xij表示原始数值，Xij表示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值；max{xj}和min{xj}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xj表示第j个指标的数值。

第二步：计算指标权重。将指标的差异度转化为相对权重，确定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大小：

其中，n代表时间总量，m代表指标总量。

第三步：综合评价得分。

1.2.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描述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和协调关系的模型。本研究着重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8]。

其中，，T=αU1+βU2；耦合度(C)表示两者相互依赖程度，综合发展指数(T)用于评估两个子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D)用于衡量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同时，发展系数(α和β)被用作权重参数，以反映各子系统对整体发展的贡献程度，一般认为其重要程度相同，因此可以取α=β=0.5。

1.2.3协调度分类

通过衡量耦合协调度，可深入了解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包括它们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在低水平上相互制约，进而评估系统的整体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9]，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1.2.4 Tobit面板模型

本研究中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可归类为受限因变量。故选取Tobit面板模型[10]如下：

其中，y*it为潜变量，yit为因变量，xit为自变量，γ为自变量系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

2、实证结果分析

2.1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时序演变特征

如表3所示，在2013年到2020年的时间段内，各指标基本上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表明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发展情况来看，整体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说明各地区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发展都有所提升。从耦合协调度等级来看，从2013年的“勉强协调发展”逐渐提升到2018年的“初级协调发展”，表明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逐渐改善。

表3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的时序演变整体特征

2.2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空间演变分析

如表4所示，本文选取期初和期末两个时间点，2013年长江上游的西藏、青海的协调等级为轻度失调衰退，而2020年没有变化；2013年长江中游(江西、湖北、湖南)的协调等级为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2020年江西和湖南协调等级有所提高，江西达到了初级协调，湖南达到了中级协调；2013年长江下游(安徽、上海、江苏)的协调等级比较分散，从初级协调到良好协调不等，2020年上海的协调等级上升了一个等级。由此可见，整体上各地区在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协调度空间格局上有所改善，长江上中下游在协调度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表4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

2.3 Tobit面板模型

2.3.1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根据已有研究及多方面数据可行性，选取金融发展、电商发展、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劳动力质量、居民生活水平作为驱动因素，如表5所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变量取对数。

2.3.2结果分析

如表6所示，在长江中游，金融发展的影响显著并且正向(0.433)，说明在长江中游，金融发展对该地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长江上游(0.040)和下游(0.086)，电商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长江上游，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并且正向(0.176)。在长江上游(0.064)和下游(0.182)，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长江中游，政府支持有显著正向影响(0.686)。在长江上游，政府支持有显著负向影响(-0.186)。在长江中游，劳动力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0.295)。

表5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表6 Tobit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3、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用熵权法对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权重分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两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序和时空演变进行研究，以Tobit面板模型对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在时序演变中的协调关系逐渐加强，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提升，同时，长江三大区域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第二，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但在整体上有所改善。第三，长江中下游金融发展促进耦合协调度提升，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电商发展促进耦合协调度提升，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劳动力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耦合协调度。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对长江上游地区，加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协调发展。加大对上游地区的投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发挥生态优势。第二，对长江中游地区，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产业布局力度，进一步提升协调度水平。继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农村产业发展；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生产条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提升乡村经济发展的后劲和韧性。第三，对长江下游地区，继续完善产业结构，加强政策引导，保持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加大对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投入，保障生态环境质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

参考文献:

[1]韩君,高瀛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4):45-66.

[2]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J].光彩,2021(3):7.

[3]姚兴安,闫林楠.数字经济研究的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2):3-8.

[4]谢康,肖静华.面向国家需求的数字经济新问题､新特征与新规律[J].改革,2022(1):85-100.

[5]黄承伟.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防止返贫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逻辑､实践挑战及理念创新[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1):5-12.

[6]项松林,孙悦.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分析与展望:以安徽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39(9):1168-1175.

[7]陆远权,张源.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12):85-89.

[8]韩秀丽,胡烨君,马志云.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3,39(11):122-127.

[9]周德田,冯超彩.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基于耦合度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20,39(5):107-115+141.

[10]陈卫洪,路雯晶,王莹,等.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视角[J].生态经济,2023,39(11):128-135+155.

基金资助:景德镇陶瓷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几类Kirchhoff方程解的存在性”(000/202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