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探索农业农村发展新路径,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有效转移可为农民就业、再就业以及兼业提供重要路径,为农民增收提供渠道。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使城乡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分配,推动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不仅能够为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人力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通过户口转移增加城镇人口规模、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的特征,剖析其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为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提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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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峰值,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单纯的土地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支出,大量农户选择向非农转移,向城镇靠近,推动城镇化进程。1982年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等和相关政策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多元经营,为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放宽限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缓解提供途径。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各类问题浮现。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中农村劳动力薪资较低岗位较少,就业环境并非良好,导致许多农户选择在家待业。
除此之外,转移后城乡劳动力资源偏差导致了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现象增加、农村农业逐步“空心化”“边缘化”,因此,我国在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的政策制定上应注重“均衡”与“高效”。
1、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的特征
1.1 转移方向多样性
1.1.1 跨区域转移
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时,受年龄、学历、资本、教育、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在转移地点的选择中尤为慎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 562万人,外出农民工为17 190万人,本地农民工为12 372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7 061万人,省内流动10 129万人[1]。
随着经济发展,房租、交通、教育等生活消费加剧,农民工为减少生活成本选择在省内流动。同时,我国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重视农村教育事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劳动力在选择省内流动时农村与乡镇、家庭与工作更容易两头兼顾。与之相比,选择省外流动多从薪资、就业环境与社会公共服务等因素考量,此类劳动力多转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较发达地区转移,从教育水平落后地区向教育资源优越地区转移。经济较发达地区具有独特的区域资源优势以及更多就业机会与更高的薪资水平,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倍增的需求[2],见表1。
表1 2022年我国农民工输出与输入地分布
1.1.2 跨产业转移
农村劳动力原本大多从事第一产业,但城镇多发展工业服务业,因而出现跨产业转移的情况。2022年我国农民工选择第二产业就业占比47.8%,选择第三产业就业占比51.7%。受能力限制,在第二产业中他们多选择制造业和建筑业这种流水线工作、人力需求大、技术水平低、学历限制少的岗位。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与批发零售业,该类行业多计件算薪,回报率高,时间自由,对比工业劳动力要求小,成为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选择。农村劳动力资源跨产业转移后弥补了工业、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不足,还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城市经验,见表2。
表2 2022年我国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情况
1.1.3 户籍转移
教育问题是劳动力选择户籍转移的重要原因。对比农村,城市教育水平高、师资力量强、教学环境优美,子女能接受良好教育。受户籍限制,非当地户籍的学生难以获得公平的教育资源倾斜。从就业来看,城市中的第二、第三产业更为发达,对资金企业的吸引力更强,更易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范围的上限。
户籍转移的存在一方面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地关系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度转移可能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抛荒现象严重。总之,户籍转移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增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3]。
1.2 转移与回流并存
农村劳动力资源回流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外乎“难以维持生计”与“农村发展更优”两点。农村劳动力资源受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的影响,城乡间的经济差距与城乡居民、农民的身份对立,致使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存在诸多壁垒,难以融入社会环境。
此外,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生活消费水平,农民工外出务工反而加剧负担导致被动回流。我国大力发展“三农”,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各类发展和扶持农村经济的政策逐步落实,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农村发展重点,三产融合推动农业结构优化。与此同时,农村社保与教育制度逐步改革,农村环境逐步改善,新农村建设成为乡村发展的主攻点,农民工回流后的就业与生活环境得到了保障。
2、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的现实困境
2.1 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城乡保障差异明显,社保资源分配缺乏科学性与有效性。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制定应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自然资源情况以及劳动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后受户籍限制,在社保使用上多遇壁垒。此外,我国城乡社保的内容并不健全。尽管国家制定相关政策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没有迎合时代变化推出新型的政策法规,导致农民工维权的难度越来越大[4]。
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在充分了解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各类需求下,尽快制订统一、合理且高效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社会差距,带动城乡经济发展。
2.2 城镇农村劳动力难以维权
受知识能力的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法律意识与维权思维薄弱,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往往一忍再忍或采取极端方式等,某些不良企业漠视法律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殴打讨薪农民工。本地与外地身份的对立使劳动双方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一方面,尽管政府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如《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仍会钻取法律的空子。合同不平等、不续签、口头协议甚至是不签订合同的情况时有发生,极尽榨取农村劳动力利益,使维权面临证据不足等困境。另一方面,维权程序烦琐、时间久、成本高。出现拖薪情况后,农村转移劳动力可以选择包括自行协商、第三方调解、申请仲裁、行政复议等方法。一旦农民工选择利用法律维权后,不仅需要面对高额诉讼费与仲裁费,还需要面临拖薪时间越久越沉重的养家负担。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就业环境困难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0.7%,小学文化程度占13.4%,初中文化程度占55.2%,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占13.7%[1]。农村教育资源薄弱,很多劳动力缺乏正规教育或学术背景。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资源受学历限制只能被迫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多从事脏、累、差的人力劳动,雇佣成本较低,薪资待遇以及工作环境较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许多农民工面临劳动增多、花销上涨但工资却不涨的困境,且多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帮助,使就业机会更加平等。截至2022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4 615元,尽管薪资较高但在负担住房、教育、衣食住行等支出下只够勉强支撑基本生活需要。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前,还需要交费办理计生证、暂住证、健康证,极大地削减其转移意愿。农民工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随着科技发展,技术设备更新换代以及互联网的冲击,“三农”往往逐渐被边缘化。
2.4 户籍制度限制权利享受
户籍制度是国家对公民进行人口管理和资源分配的制度,由此被赋予包含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不同户籍可以享受不同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这种管理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与非农民户口二元管理,将城镇居民与农民两者的身份对立开来,加之我国医疗、教育、社保等服务大多以户籍所在地为准,导致农村劳动力到了城市中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劳动力转移后被迫处于弱势地位。事实上,劳动力转移后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用户籍限制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并不合理。各类社会公共服务应以户籍制度为主,劳动贡献为辅,两者相辅相成,推动农村劳动力跨区域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
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建议
3.1 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农村劳动力资源在转移后,同时兼具“农民”与“工人”多重身份。积极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活动,能提高自身资本,增加工作范围的上限,适应人力资源市场,找寻更加合适的职业。当前,对于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的培训资源较少且存在暂时性,培训活动缺乏可持续性,内容与方法缺乏创新性,往往做尽“表面功夫”。政府应积极整合社会培训资源,引导企业、高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到农户转移技能培训之中,建立高效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培训体系与后续跟进服务。从培训参与者角度来讲,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培训宣传力度,有效发挥农户带动作用提高农户参与度,使其了解职业技能培训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各类培训主体进入农村与当地劳动派遣机构合作,以实地教学、参观教学以及讲学等培训方法,吸引农村劳动力主动参与到培训中。从培训内容来讲,转移培训应首先考虑当地(省内或市内)特色,根据经济组成结构制订培训内容,科学、有效地分析农村劳动力中各个群体与个体的不同培训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内容[5]。
3.2 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在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属于保健因素。加快建成多层次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能力能够有效提高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首先,坚持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合理配置社会保障资源,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推进城乡社保统筹发展等。其次,要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使每个农民都能公平地成为社会保障决策的接受者。最后,要积极发挥市场作用,积极了解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多样化需求,制订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现阶段,健全覆盖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离不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梯度对接及互动机制建设,逐步提高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度[6]。社会保障体系应当由户籍地提供社会保障向居住地提供社会保障转变,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仍能发挥实效,而不是局限于管理体制的框架下。
3.3“三产融合”拓宽就业渠道
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是两个或三个产业融合发展,如农业工业化,农业企业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提高工业技术装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运用现代化的工业手段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层次加工。另一方面是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融合,如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应结合城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因素,合理分配生产要素,整合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各行业龙头企业。此外,优化生产结构,把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延长生产链条、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农村人力资本,推动农村产业兴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政府应制定针对性政策,以培育特色产业为中心鼓励新型融合产业创立,培育龙头企业,引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由此为农村注入生机与活力,为农村劳动力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4 积极鼓励劳动力返乡创业建设家乡
伴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电商行业成熟发展,各类金融资本涌入农村,农业工业化逐步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资源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农民工在城镇工业、服务业中获取知识、吸取经验,获得资本,迎合政府政策并向家乡农村转移,通过创办企业与私人工商户等,为乡镇农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情况。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贷款渠道、直接补贴等方式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落实农村“双创”激励扶持政策,为创业者提供有效的创业环境,缓解其创业压力,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
4、结束语
乡村振兴本质为民,无论实施何种政策,都要确保城乡农村劳动力均衡。过度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抛荒现象频繁发生。过度引导劳动力回流农村,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极大地浪费人力资源。助农不仅仅实现其转移或回流的意愿,更要为农民转移后的生活与工作提供后续保障。事实上,农村劳动力无论在城市就业还是乡村务农,都在自身的岗位上散发着人性的光点,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N].中国信息报,2023-05-04(2).
[2]艾小青.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影响机制及收益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2(6):130-137.
[3]李丽华,朱凤荣.农民工户籍转移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1):96-97.
[4]徐一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分析[J].就业与保障,2023(8):10-12.
[5]宋英.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J].农家参谋,2022(17):168-170.
[6]柳如眉.健全覆盖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内涵及实现机制[J].党政干部学刊,2022(11):42-47.
文章来源:李灵欣,李昕.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建议[J].山西农经,2024,(20):35-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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