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1]。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则依然面临资源匮乏、土地质量退化等多重挑战[2]。因此，迫切需要寻找农业生产新动能，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等关键环节时，面临着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的高风险。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能够有效分散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坚实的屏障。因此，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明确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识别并解决影响因素，从而实现精准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1、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现实逻辑及特征分析，王树斌等从“新”和“质”双视角阐述了新质生产力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突出特征，是实现绿色驱动模式的生产力形态[3]。从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分析，李东民和郭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来实现[4]。而徐政和牟春伟提出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5]。从实证层面分析，贾康和郭起瑞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6]；赵斌等证实了政府数字化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7]。

由于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时间不长，所以对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动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便略显不足，有关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两者关系的研究较少，仅有李勇斌和刘殿国实证研究了农业保险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8]，其余多数研究则集中于农业保险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9-12]。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研究在以下方面提供了新的见解和贡献。

1）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学术界尚未深入探讨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从农业保险与农业发展融合的新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2）研究价值的深化。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的内在机理及其驱动因素。这不仅丰富了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研究内容，也为促进两者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启示。此外，本研究还为探索实现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耦合的路径提供了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西藏、港澳台除外）。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年鉴》《中国信息年鉴》《中国科技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调查报告》《绿色食品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取相邻年份均值或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2.2 变量选取与测算方法

2.2.1 农业保险综合衡量水平

在现有研究[13-15]的基础上，根据农业保险的内涵和理念，通过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农业保险效率水平、农业保险结构水平以及农业保险可持续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保险综合衡量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测度各项指标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2.2.2 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基于现有研究[16-18]，根据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理念，从新型劳动者———“新农人”、新型劳动资料———“新农技”，以及新型劳动对象———“新农地”三个维度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各指标权重，具体指标选取和权重如表2所示。

2.3 模型构建

2.3.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描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包括耦合度和协调度，耦合度体现了系统之间的相关程度，耦合度越高则相关性越强；协调度反映了系统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程度，协调度越高则正向促进作用越强。

1）协调指数。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Xij为各项指标经过标准化后的数值。

2）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表示子系统的个数，Ui表示各项子系统的协调指数值。C值与耦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研究中子系统为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因此，n=2，此时C的计算公式为：

3）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反映系统的整体情况以及协调效应，解决耦合度模型存在的局限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发展度T表示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整体情况。本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两者同等重要，因此取相同权重值，即α=β=0.5。

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19]，对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关系的划分如表3所示。

2.3.2 随机面板Tobit模型

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和耦合协调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现有研究[20-21]，通过财政、社会、环境以及交通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如表4所示。由于耦合协调度介于0～1之间，满足受限因变量Tobit回归模型所设置的条件，因此，本研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定量估计。模型设置如下所示。

表1 农业保险综合衡量指标体系

表2 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表3 耦合协调发展等级及基本类型

式中：Dit表示耦合协调度，afit表示财政支农水平，trit表示城镇化水平，enpit表示环境污染程度，trait表示交通便利程度，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3、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证分析

3.1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

从全国来看，中国农业保险水平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但是总体而言仍是一种“低水平平衡”的状态。

表4 驱动因素及其含义

2013年中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的省份有22个，勉强协调的省份有8个；2016年濒临失调的省份有17个，勉强协调的有12个，初级协调的有1个；而在2019年濒临失调的省份有4个，勉强协调的有23个，初级协调的有3个；2021年濒临失调的有1个，勉强协调的有20个，初级协调的有9个。从不同阶段来看，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度随时间不断提升，并且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均处于濒临失调至初级协调之间。

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而言，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水平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拥有较好的金融基础以及数字创新基础，能够更快更好地促进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中部及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金融基础以及发展不充足，无法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保障效力，因此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不高。总体而言，中国的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处于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之间，并且各个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3.2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3.2.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因素，本研究对中国全区域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和西北地区四大区域进行了全样本回归和次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中LR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0，说明适用于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

从全国的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支农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财政支农的水平越高，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度就越高，其可能原因如下。1）财政支农政策通常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农民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设施或进行研发投资。这些资金可以降低农民尝试新技术的风险，从而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2）财政支农政策能够推动农业保险的创新与推广，为农民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减少因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不可预测因素造成的潜在损失。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城镇的乡村辐射效应，加快保险与农业生产的数智化融合，带动农业保险精准保障农业新质化生产，从而推动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发展。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负，超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其可能的原因是环境规制可能会要求农业生产者采用更为环保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这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初始成本和技术更新难度。交通便利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交通便捷程度的提高，不仅能使新型农业技术与农业保险流入农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农业产品质量；同样也能加速乡村的各种农副产品向外输出，推动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从区域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财政支农水平在东部、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但在西北地区影响不显著，表明在中部地区可能存在财政支农结构配置不合理，大部分用于化肥和农药等农业生产补贴上，少部分用于农业保险、智慧农业的建设，阻碍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东部、中部、西部、西北地区的城镇化率均显著为正，说明各地区开始重视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保障作用，并且利用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有效促进了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发展。环境规制在东部与中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但在西部和西北地区不显著。交通便利程度在东部、西部和西北地区的系数显著为正，且西部地区最高，其可能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地况较为复杂，其交通便利程度对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运输影响极大，因此对于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协调性有极强的正向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条件可能导致各个变量对农业产出或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财政支农水平和城镇化率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而交通便利程度在西部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

表5 随机面板Tobit回归结果

3.2.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武玉环等的研究[22]，将原有财政支农指标替换为人均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其他指标不变，重新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全国角度而言，人均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城镇化率、交通便利程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环境规制则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对比而言，只是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生了变动。从区域角度而言，仅有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发生了变动。这表明基准回归模型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4、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机理，通过熵值法评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估两者耦合协调程度，并构建了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农业保险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在研究期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处于初期协调和濒临失调之间，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农业保险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到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率、环境规制和交通便利程度的影响。东部地区主要受交通便利程度和城镇化率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农水平的影响；西部地区和西北地区主要受城镇化率和交通便利程度的影响。

4.2 启示

本研究为管理农业生产风险、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促进乡村振兴以及保障现代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要想方设法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发挥农业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的功能。健全农业保险保障体系，简化理赔流程；加强遥感技术、大数据等创新驱动技术在农业保险预测及理赔中的运用，创新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增强农业保险政策性指引，推动小农户生产向现代化生产转变。

2）需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构建区域间的协同机制[23]。在重视各地区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应持续推进东部地区的农业信息化、科技化和智能化进程，以充分利用东部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上的示范和带动作用[24]。与此同时，国家应将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措施更多地倾向于中西部地区，增强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后劲[25]。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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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多元高斯随机场的估计､预测与极值研究”(21YJA910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高斯随机场的极限性质和几何性质研究”(11671115);

文章来源:王文胜,钟烨洪.农业保险与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驱动因素研究[J].山西农经,2024,(20):18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