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农村三产融合,且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农村资源优化调整,进而影响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与此同时,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及融合水平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的效果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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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如何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而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则是激发农村新业态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陆续发出,表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农村的应用以及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由于其特性,有利于减少信息差、优化资源流动通道、拓展发展空间,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全新动能。目前,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仍面临融合效率较低、产业链延伸不足、利益联结松散等问题[1-2]。所以如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规避风险,提升农村产业活力,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三产融合主要源于产业融合理论,立足于农业资源,主要是以农民及其相关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前提和基础,通过技术渗透、体制机制创新等多种方式,打破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使得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延伸,实现产业内部之间的融合(赵霞等)[3]。在此基础上通过缜密的测度发现,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现状主要体现在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且各区域差距在不断缩小,总体特征也从“东低西高”向“西高东低”转变(黄敏等)[4]。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新的着力点,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城乡市场对接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且东部地区和非农大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享受到的数字经济红利更大(黄婉婷等)[5]。孟维福等则将研究角度进一步细化,研究数字金融对于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的影响,认为数字金融能够解决农村地区传统金融形式服务度不高、供给不足等问题,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村三产融合[6]。农村作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三产融合通过提升价值链,扩展功能链,实现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打下现实基础(卢京宇等)[7]。
二、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于农村三产融合的影响
数字经济是当前推进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对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数字经济能精准刻画市场需求,并转换为“数据”,有利于农村整合市场信息,实时监控和预测农村产业各环节的情况,从而实现针对需求进行精准供给,避免出现资源错配,减少成本,实现农业产业生产链、供需链的有效对接。其次,数字经济具有高扩散性和溢出性的特征,易形成规模效应,赋能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环节,促进要素之间的流动,完善农村产业体系。再者,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形式,依托于电商平台,可以直接对接消费者缩短供应链,节省经营成本,实现经济效益报酬递增,使第二三产业更好的服务第一产业,促进产业融合[8]。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三产融合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农村资源优化加快农村三产融合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数字经济渗透到农村各地区并与资源要素相结合,提升了资源的可流动性。重要的是,通过采集产业间各种数据,对农业经验与知识进行挖掘和显化,依托信息技术平台实时更新资源信息与供求情况,突破农村资源在时空层面的局限,实现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有效优化,降低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9]。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还通过智能分析与决策替代资源的部分功能,使农村资源流动到其他更高效率的生产环节中,实现产供销过程数据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优化要素投入策略,高效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农村三产融合[10]。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农村资源优化,进而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搭建
在经过Hausman检验后,本文最终采用了固定效应检验,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村三产融合的基准模型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村三产融合的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RIIit为被解释变量:农村三产融合,DIGit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i和t表示地区和年份,α为目标系数,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vt和vi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本文通过既往研究,借鉴黄敏等[4]学者的指标体系构建,本文将从农村产业链延伸、农村产业多功能拓展以及农村服务业支撑三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围绕二级指标,将农户生产经营利益联结、农产品加工水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休闲农业规模、设施农业规模、绿色农业规模、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农村信息化程度作为三级指标。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借鉴李烨等[11]学者,将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普及程度以及在商贸领域的应用程度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中介变量:农村资源优化。农村的资源主要还是围绕土地资源和固定资产,因此本文将用农村土地流转率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来衡量农村资源优化的情况。对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处理,根据熵值法计算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根据权重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三产融合水平和农村资源优化进行综合评分。具体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重要变量指标体系
数据说明:借鉴黄敏等、李烨等学者构建指标体系。数据来源:具体数据是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所获取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控制变量。本文认为城乡的发展程度、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及农村的经济生活水平都会对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产生影响。据此,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城镇化率:用年末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政府干预:用财政支出与GDP之比来表示;农村经济条件: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农村生活条件:用农村居民每万人人均用电量(亿千瓦时)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时间维度选取的是2011—2021年,选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休闲农业年鉴》《中国农垦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数据,其中存在的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填充。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农村三产融合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如表2所示。模型(1)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明显地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模型(2)到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且进行了个体固定检验、地区固定检验以及个体地区双固定检验,数字经济对农村三产融合的促进作用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村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减少信息差,打破农村产业发展壁垒,降低农村产业的准入门槛,不断促进农村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城镇化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乡融合程度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村三产融合顺利进行,农村的经济条件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但影响系数较低,此外农村生活条件对于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水平无明显影响效果,但政府干预的系数为负且影响效果不强,可能是由于政府推出的具有城市偏向的政策与支农政策的影响相互抵消所致,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数据说明:根据前文所得的指标数据,运用st at a17软件计算得出。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从以下三种方法来对基准回归的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一是剔除极端值。由于数字经济水平存在极端值,影响回归效果,所以本文将通过缩尾法剔除极端值,同时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时相同,再次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5)。二是滞后一期处理。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时滞影响,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替代原变量进行回归(模型6)。三是样本筛选。在本文选取的30个省份中,直辖市在政策优势、发展目标等方面具有一定特殊性,所以为避免影响,剔除原始样本中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组数据并再次进行回归(模型7)。
表3 稳健性检验
数据说明:根据前文所得的指标数据,运用st at a17软件计算得出。
从表3的结果来看,在考虑到时滞效应、特殊值和特殊样本的影响后,系数的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在考虑到众多其他因素影响下,数字经济依旧能够显著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研究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三)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表4中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农村资源优化,在此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和农村资源优化后,系数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但系数值由0.1794减小到0.1363,与此同时,农业资源优化显著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水平,表明农业资源优化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数据说明:根据前文所得的指标数据,运用st at a17软件计算得出。
(四)异质性分析
1. 分地区回归。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探究数字经济在各地区间的促进效果和差异性。由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于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中、西部的农村三产融合水平,并且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强,但在东北地区并不显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农村产业形态较为丰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技术、资源等要素打破之前的环境限制和信息壁垒,有效促进当地农村资源的优化,优化资源配置,因此数字经济对其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的促进效果较强。但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目前低于其他地区,设施相对不完善,人才流失严重,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低。
表5 分地区回归
数据说明:根据前文所得的指标数据,运用st at a17软件计算得出。
2. 分位数回归。
由于不同程度的农村三产融合水平内部也有可能出现分化。因此,本文选取了Q10、Q25、Q50、Q75和Q90共5个分位点进行回归,由表6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Q10这个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但在高分位点处,影响系数均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显著增强,且在Q75这个分位点上,显著性达到最高点。这就表明在农村三产融合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其的促进作用越大。因为相较于其他地区,农村三产融合水平高的农村地区产业协同程度高,信息传播效率较高,要素整合能力更强,使得数字经济发挥效应的空间更大。
表6 分位数回归
数据说明:根据前文所得的指标数据,运用st at a17软件计算得出。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能够解决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存在的技术落后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通过其便捷性和信息化等优势推动农村三产融合。通过测算农村三产融合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机制。通过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村三产融合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农村资源优化,进而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且对农村三产融合水平较高的地区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数字乡村”的建设,其次就是要搭建健全的农村电商平台,由此提升农村的数字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的良好有序发展,拓宽农民的发展道路,实现乡村振兴。第二,加强农村三产融合的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农村三产融合牵涉到的主体较多,需要针对农村三产融合后的新产业形态的相关机制进行完善,推进相关政策落实落地,为持续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提供政策支撑。第三,各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各地区的数字环境与农村产业现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从而提高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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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数据要素赋能黑龙江省农村三产融合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3JYA046);
文章来源:尹龙,姜新灵.数字经济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影响机制及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2025,(01):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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