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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2025-01-25 8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以国内各省（市、区）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建立耦合模型以评价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并采用泰尔指数对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得分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分布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格局，且两者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两极分化现象。在耦合协调水平方面，虽然逐年有所增强，已达到中级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且表现出从东部到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的非均衡性特征。此外，新型城镇化的区域总体差异正在减少，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在扩大，区域内差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农村经济
协调关系
新型城镇化
泰尔指数
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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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乡村对城市的发展贡献巨大,但乡村在享受发展成果方面,尤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长期落后于城市｡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发展逐渐进入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户籍城镇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低于城镇化速度”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但由于传统城镇化模式的粗放和被动,导致农村资源和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引发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对此,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强调以人为本,推动产业､就业和人口协调发展｡随后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目的都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国外研究提出Desakota､区域网络､“城乡动力学”等多种理论模型｡国内研究更侧重于对理论内涵､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等的分析,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核心,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质量发展(周冲和吴玲,2014)｡倪鹏飞(2013)强调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地位｡学者还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新视角,如张春玲等(2019)从多方面衡量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李燕娜(2020)构建了涵盖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的城镇化指标体系｡目前,评价体系综合了人口､经济､环境和空间等方面｡中国社会以农村为基础(肖黎姗等,2015),发展涉及物质､精神和村文化层面(袁久和和吴宇,2018)｡王艳飞等(2016)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农村经济角度,构建了农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广泛,包括生态环境､低碳经济､农业现代化和土地利用以及行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但关于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是城镇化可能导致农村资源流失,阻碍农村发展;二是城镇化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如何使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更加协调发展,是目前关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旨在揭示两者的耦合协调特征以及发展途径｡

表1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市区(港澳台地区由于缺少数据,不纳入讨论范围)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2012-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补齐｡

(二)指标体系构建

在明晰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内涵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借鉴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绿色四个子维度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借鉴甘明玉等(2022)的研究,选取经济实力､居民生活､增长潜力三个子维度测度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基于科学性､系统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指标,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子系统评价体系,参考具体指标选择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最早是指物理学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后引入经济学中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具体测算步骤如下(姚成胜等,2015)｡

第一,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熵权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作用指标:

式(1)､式(2)中的Aij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值,Xij为第i年第j项单项指标取值,maxXj和minXj分别为j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第二,计算第i年份第j项指标的比重:

耦合度(C)是衡量两个系统之间互动程度的指标,其值域介于0-1之间｡耦合度越高,表明系统间的耦合程度越强;反之,则表明耦合程度较弱｡然而,在两个系统均表现出高水平或低水平发展时,耦合度可能无法

准确反映它们的综合效能与协同效应｡因此,引入了耦合协调度(D)的概念,其值域同样位于(0,1)区间内,且D值越高,表示系统间的协调性越佳｡此外,综合协调指数(T)用于衡量耦合协调度对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此框架下,f(x)和g(x)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得分,而α､β作为待定权重,反映了两者对系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在一般情况下,假定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对系统影响的重要性相等,故设定α和β的值为0.5｡借鉴邓宗兵(2019)､王建康(2021)的研究,将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并参照张帅(2023)的研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表2所示｡

表2耦合协调度分类体系

2.泰尔指数模型｡泰尔指数,亦称锡尔指数,源自信息论中的熵概念,是一种衡量区域内外差异性的统计工具｡该指数通过分析观测数据,量化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水平｡泰尔指数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其分解能力,它能够区分总体差异中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这种分解有助于研究人员更深入地理解区域差异的根源,从而为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从Shorrocks的研究可以得出,广义熵指数GE为:

本文研究采用广义熵(α=1)时的公式,即式(11),定义:

在式(13)中,T表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其中,n代表研究涉及的省份数量,i用于区分不同的区域,j用于标识具体的省份｡公式中的μ定义为全国各省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分的平均值,计算方式为｡T的数值反映了省份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T值越低,表明区域间的差异性越小;相对地,T值越高,表明差异性越大｡特别地,若T值降至0,则意味着所有区域在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了一致;若T值增至ln(n),则表明区域间存在最大的发展水平差异｡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区域间TBR和区域内TWR,其中,区域间差异TBR和TWR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14)中,ni表示区域i内的省份个数,μi表示区域i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分｡

三、结果分析

(一)时序演变趋势

根据评价结果绘制得到图1,显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农村经济及其耦合协调度11年间平均值的演变趋势｡研究期间,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得分从2011年的0.36增长至2021年的0.55,年复合增长率为4.13%,显示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但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虽有曲折向下的情况,但总体趋势向好,且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发展态势更加明显｡截至2021年,农村经济发展得分相比2011年以6.79%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此外,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整体上呈现出日益强化的演变规律,且已经从2011年的勉强协调转向2021年的中级协调,但协调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从发展阶段来看,2013-2020年,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维持在初级协调阶段,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二)空间演变格局分析

第一,空间演变差异｡从区域角度来看,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具体来看(见图2),新型城镇化发展得分表现最好的是北京市,达到0.72,其次是上海市和浙江省,而西藏地区的分数最低,仅为0.31,与最高值相差0.41,反映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多数地区(如福建､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属于中等水平,且区域间差异较小｡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广东省表现最好,其次是福建省和江苏省,而甘肃省的得分最低,仅为0.27｡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平均得分为0.36,其中,有14个地区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而近一半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

图1新型城镇化､农村经济及其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

图2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平均得分

表3显示,研究期间,中国不同地区在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上展现出显著地域性差异,整体趋势遵循“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的非均衡性特征｡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均值从2011年的0.5756增长至2021年的0.7328,从勉强协调过渡至中级协调;中部地区亦表现出相似的增长趋势,其耦合协调度从2011年的0.5230上升至2021年的0.7184,标志其发展已进入协调阶段｡相比之下,东北和西部地区虽有增长,但协调水平整体上处于初级协调水平｡就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数值分布来看,2011年,各省份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值区间为[0.3269,0.6132],最高为北京市,最低为西藏地区,极差为0.2863,标准差为0.0558;2021年,各地的耦合协调度值区间为[0.6418,0.7749],广东省最高,青海省最低,极差缩小至0.1331,标准差降至0.0376,显示出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

第二,泰尔指数分析｡对空间演变趋势分析发现,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为了分析这种差异的主要来源,进行泰尔指数的计算,并将研究样本的31个地区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泰尔指数总体下降0.0374,表明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减小,其中,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更为显著｡相反,农村经济发展泰尔指数总体上升0.0055,反映出总体差异的扩大,同样由区域内差异主导｡这表明,区域内差异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表32011-2021年各区域耦合协调度均值

表42011-2021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泰尔指数

表52011-2021年中国省域农村经济发展泰尔指数

四、结论

本文借助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泰尔指数,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综合指数整体上升,东部地区发展优于西部地区,区域间两极分化明显;第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逐年提高,但提升空间犹存｡耦合协调发展的地域性差异显著,呈现东部至西部递减的非均衡性｡2021年较2011年,耦合协调度的极差与标准差减小,表明城乡融合差异缩小,发展态势积极;第三,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差异在缩小,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在扩大｡区域内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主要受地区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地区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上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5]王颖,孙平军,李诚固.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18,38(7):59-66

[6]马历,龙花楼,戈大专.中国农区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途径[J].经济地理,2018,38(4):37-44

[7]王维.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评价及其时空格局[J].经济地理,2017,37(8):60-66

[8]乔家君,马玉玲.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J].地理研究,2016,35(12):2283-2297

[9]周冲,吴玲.城乡统筹背景下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200-202

[10]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江海学科,2013(1):87-94

[11]张春玲,杜丽娟,马靖森.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1):102-108

[12]李燕娜.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2):172-177

[13]肖黎姗,余兆武,叶红.福建省乡村发展与农村经济聚集耦合分析[J].地理学报,2015,70(4):615-624

[14]袁久和,吴宇.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农村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评价[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17(2):218-226

[15]王艳飞,刘彦随,严锭.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6,36(1):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