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是一个世界性主题,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教育､生态资源相耦合,形成多元交织的复杂状态｡有效减贫是一个国家谋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统一与民族振兴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在2020年底,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以经济建设为内核,协同制度升级､人力资本提升､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中国乡村人口基数大､脱贫基础不稳定,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当前农村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脱贫边缘群体的返贫问题成为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自治区)的民族地区的建档立卡户､五保户和低保户等脱贫边缘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生活现状描述与分析,讨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脱贫边缘群体稳定致富机制｡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关于返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向度｡第一,返贫问题的基础性研究｡郭志杰等人对返贫成因､空间分布､时间延续､解决策略进行论述,这是学界较早关注返贫问题的研究成果[1]｡河南省农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对返贫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证分析,认为“返贫的实质就是贫困｡贫困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区域性”,因此贫困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标准[2]｡李晓园和汤艳对四十年来返贫问题的脉络､特征与趋势进行综合性分析,是对返贫问题研究的一次归纳总结[3]｡第二,返贫影响因素研究｡曹红平认为,自然灾害､物价､超生､疾病是湖区的返贫成因[4]｡张丽敏认为,导致返贫原因有贫困恶性循环的存在､扶贫政策措施的实践缺陷､扶贫对象的脱贫意念与脱贫积极性障碍[5]｡常齐杰认为,劳动力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缺失脱贫长效机制､脱贫政策忽视贫困脆弱性是导致返贫的主要因素[6]｡返贫诱导因素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特点,既有政府政策､贫困户自身等社会环境因素,也有自然灾害､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目前学界对返贫诱导因素的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前沿性､学术性和理论性,但还需要结合地域特征､社会文化､历史传承等因素分析脱贫边缘人口返贫的内在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第三,稳定脱贫机制研究｡苟颖萍和李宁从激励机制､脱贫考核机制､扶贫主体与区域内生动力､产业扶贫与社会保障政策等角度提出稳定脱贫机制[7]｡李海金和陈文华强调立足扶贫大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契合点,构建城乡互动与融合机制,推进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衔接[8]｡齐义军和巩蓉蓉从基础设施､教育培训､产业结构､生态补偿等视角提出稳定脱贫机制[9]｡刘司可认为,在稳定脱贫机制方面,应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发挥科技作用,构建资源保护体系,创新脱贫人才机制[10]｡部分学者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稳定脱贫机制,如开发式扶贫､创新就业扶贫机制､从制度层面建立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纵观学界在稳定脱贫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由于对民族地区建档立卡户､五保户､低保户等社会边缘群体缺乏整体性关注,因此本文选择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自治区)的民族地区的建档立卡户､低保户､五保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十余个社区的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探讨脱贫边缘人口返贫问题,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脱贫边缘群体的稳定脱贫机制｡

二、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的生活现状

2021年1月中下旬,笔者在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自治区)的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调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调查者所处县域为圆点,以50公里为半径辐射圈内村庄所有低保户､建档立卡户､五保户为调查对象进行拉网式覆盖｡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250份,有效回收214份,男性119人,女性95人｡被调查者学历结构统计:未上过学占22%,小学占49%,初中占10%,高中占15%,专科占1%,本科占2%,本科以上学历占比1%｡

(一)年龄结构

从表1被调查人口的统计数据看,处于41~60岁的边缘贫困人口占比较高,达39.72%｡26~40岁的边缘贫困人口占比较低,为16.82%｡从年龄结构分布反映出,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返贫在年龄方面具有潜在劣势和隐性诱导因素｡随着年龄的升高,生计能力逐年降低,家庭收入逐年减少,返贫风险逐年增大｡年龄变量与贫困风险变量成正比,与生计能力和家庭收入变量成反比

表1被调查者年龄结构统计

(二)家庭经济结构

从表2可知,被调查者家庭经济结构主要以务农和务工为主,务农家庭占43.00%,务工家庭占43.92%,依靠社会救助生活的家庭占6.54%,经商家庭占3.27%,其他占3.27%｡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三点认知｡第一,脱贫边缘人口经济发展依旧处于低水平发展模式,传统务农务工家庭占被采访家庭总数一半以上｡年龄､教育水平､认知视野等多种因素致使脱贫边缘家庭的发展仍以低水平发展为主体｡第二,偏远地区脱贫产业体系未能充分发展起来,还不能支撑起当地村民的经济结构转变｡当地未建立起乡村脱贫产业体系,因此大部分家庭经济结构依旧以传统务农和务工为主体｡后期民族地区稳定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必须依赖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产业带动脱贫边缘人口稳定就业､稳定致富｡第三,产业发展与社会兜底双链促进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稳定致富｡在脱贫边缘家庭调研中,6.54%的家庭由于身患残疾､单人居住､患有重病等原因无依无靠,家庭收入主要依赖政府救济,因此产业发展需要和社会兜底同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从以上数据看出,被调查者经济结构统计数据呈现出研究对象家庭经济结构具有单一性､不稳定性､易遭受自然灾害､工作机会少､部分社会边缘群体家庭经济以社会救助为主等问题,形成多元交织状态｡

表2被调查者家庭经济结构统计

(三)生计结构

如表3所示,务农81人,占比38%;务工65人,占比30%;学生36人,占比17%;无工作12人,占比6%;牧民8人,占比3%;其他12人,占比6%｡从数据整体分布区间看,被调查者职业结构多以务农､务工为主,二者共占6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返贫人口生计结构的脆弱性和单一性｡无工作和其他各占6%,无工作多为身患残疾､年老力衰､精神异常等社会边缘群体｡其他职业群体包括客服､居家照顾老人孩子的妇女､无固定职业者､经商者､厨师等群体｡他们的生计结构具有多元性,但群体规模小,对其职业群体规模和发展趋势需要引导､支持和鼓励｡牧民数量在被调查者总体占比中最低,占3%｡从被调查者的生计结构可分析返贫问题的经济根源,针对生计结构对返贫问题的重要影响,可因地制宜调整扶贫工作,优化返贫人口的生计结构,提高当地村民致富能力｡

表3被调查者生计结构统计

(四)家庭年收入与消费支出

关于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收入状况及返贫发生率的数值测量采用家庭年收入与消费支出交叉分析方法,竖栏为家庭年收入,横栏为家庭年消费支出(见表4)｡从表4可知:第一,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家庭年收入与消费支出基本平衡的人数比例高｡年收入在1万~2万元区间的人群家庭收入与支出平衡比例占76.09%;年收入3万~5万元的人群家庭收入与支出平衡比例占62.69%;年收入6万~7万元的人群家庭收入与支出平衡比例占81.82%;年收入8万~10万元的人群家庭收入与支出平衡比例占71.43%;年收入11万~15万元的人群家庭收入与支出平衡比例占50.0%,说明这部分人群已经脱贫,收入基本能够保证支出,但存在极大返贫风险,如果有意外事故或额外家庭支出,就可能打破收入支出的平衡线｡因此,社会兜底和救济政策需要及时跟进｡第二,以表格中支出和收入平衡值形成一个自然基准线,线的右上角数值为返贫人数及所占比例,线的左下角数值为完全脱贫人口及所占比例,此类脱贫边缘人口已获得一定致富能力,收入大于支出,家庭收入出现盈余状态,返贫风险较低｡第三,依据脱贫边缘人口收入支出基准线划分,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返贫发生率为19.63%(42/214=19.63),已经脱贫人口占80.37,完全脱贫人口且没有返贫风险人口占8%,说明脱贫攻坚成果显著,但不稳固｡

表4被调查者家庭年收入与年消费支出

三、民族地区脱贫边缘人口返贫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未建成带动整个村落致富的产业体系

偏远民族地区乡村产业体系尚未构建起来,没有带动村民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产业,脱贫工作处于低水平阶段,还未激活乡村资源发展活力和动力｡脱贫工作主要依赖政府和扶贫人员救济,农户生计方式也主要以传统种植和打工为主,连同小型家庭养殖或经济作物种植都较少,因此返贫风险大,致富力度弱｡

(二)生计方式的单一性､脆弱性

问卷数据统计得知被调查者家庭经济结构主要以务农和务工为主,务农占43.00%,务工占43.92%｡

由此显示出家庭生计方式具有单一性､脆弱性,容易受到意外因素影响｡农业化肥､农药等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农作物生产周期长,且容易受到干旱､洪涝等气象灾害影响,收益存在不稳定性｡务工受天气､工作机会､文化水平､身体健康水平影响,也呈现脆弱性｡在调查区域发现村民务工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有山工(植树､除草､下肥等)､建筑工(混凝土工､木工､钢筋工)､厂工(纺织厂､服装厂､金属冶炼加工厂等)､养殖工(蜜蜂养殖､鸡鸭养殖等)等四种类型,其中又以前三类居多｡可见,家庭生计方式单一性､脆弱性是返贫问题生成的经济根源

(三)低水平劳动力教育程度

据问卷数据统计被调查者教育水平状况:未上过学占22%,小学占49%,初中占10%,高中占15%,从中看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低学历或无学历群体居多,占被调查者总体的96%｡教育水平与个体､家庭､社会交往群体存在一定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他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工作机会就越多,稳固经济的能力就越高;相反,个体教育水平越低,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工作机会越少,越容易返贫｡因此,返贫问题的形成与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存在强相关性｡

案例1: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东塔乡石佛寺村社区走访中,发现大多数贫困家庭都以外出务工为主,多数人是小学文化,没有稳定工作｡在与访谈者交流时,他们说,如果文化程度高一点起码可以有个稳定工作,他们感觉自己文化程度不够,很多工作根本无法胜任,所以只能依靠体力劳动来贴补家用(访谈人:吴成斌､何粉霞｡访谈时间与地点:2021年1月20日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东塔乡石佛寺村三队)｡

(四)家庭劳动力断层

调研中发现农村地区劳动力断层极易返贫｡劳动力断层指一个家庭父辈已老､子辈因上学或年幼尚未进入工作领域,不能为家庭作出经济贡献,导致家庭陷入贫困状态｡因劳动力断层返贫,虽非返贫的主要因素,但是返贫的重要促成因素｡另外,家庭劳动力断层源于家庭结构的分解,规整的核心家庭由于某种缘由而分解､分化为一种不规整､不紧凑模式的家庭,导致其功能涣散,聚力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家庭应有的聚合作用;导致主要劳动力不足,需要供养的老人和幼儿等非劳动力人口多于主要劳动力人口;导致家庭劳动力断层,家庭经济失衡,家庭陷入贫困｡

案例2: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汤达洞村一个低保家庭进行访谈时,家里5口人,两个老人和三个儿子｡户主今年60岁,身患残疾,女主人劳力渐衰｡大儿子入赘其他村做上门女婿,对老人家庭管得少｡老二有失语症,常年在外打工糊口｡三儿子正在读高中｡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父母在家务农维持,村上给评了低保(访谈人:吴成斌､何粉霞｡访谈时间与地点:2021年1月15日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汤达洞村)｡

(五)重大疾病影响

疾病返贫是乡村贫困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重病绝症给患病者家庭带来巨额经济负担｡此外,因病返贫导致家庭劳动力数量减少,对家庭发展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虽然国家在医疗保险等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我国贫困人口多,涉及面广｡因此,社会保障纵深延伸和完善需要国家和个人共同努力｡

案例3: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东塔乡石佛寺村采访了一家三口,弟弟身体健康在外打工,而哥哥患有尿毒症每周都要去透析,母亲则精神异常,家里的生活状况十分困难(访谈人:吴成斌､何粉霞｡访谈时间与地点:2021年1月25日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东塔乡石佛寺村三队)｡

(六)子女上学费用花销大

子女上学花销也是返贫问题形成的一个因素｡农村家庭中若父母务农或打工,家里又有两三个子女上学,则容易返贫｡上学需要学费､生活费､交通费,加之受子女消费观念影响,给家庭造成不小经济压力｡如若再有疾病或意外事故发生,则对农村家庭就近乎是灭顶之灾｡

案例4: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自川村有一家因学返贫｡家中有四人读书,其中三个女儿,一个大学､一个大专､一个高中,唯一的儿子在上初中｡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父亲接工地的活,但并不稳定,其他为田里农作物收入(访谈人:吴成斌､何粉霞｡访谈时间与地点:2021年1月27日于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自川村)｡

四、构建科学合理的稳定致富发展机制

2020年年底,中国农村摆脱绝对贫困,在消除相对贫困阶段,如何稳定脱贫,寻求乡村产业引领村民整体脱贫致富,将是一项系统设计过程｡通过上述的描述与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民族地区脱贫边缘群体的返贫问题及其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稳定致富机制｡基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多元化要素考虑,其稳定致富机制应该嵌入这些整体要素中,适合当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在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协同作用与整体性发展背景下,推进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发展与进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建设与实现,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民族地区稳定脱贫致富与产业健康发展的外部机制

1.继续推进政府从单一行政主体到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尽快改变以单一政府行政管理方式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大力推动政府主导扶贫制度的创新与落实,明晰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与边界,细化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责任主体｡以此为契机,吸引多元化社会主体参与到地方性的稳定致富机制网络中,多主体协同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循序渐进中推动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此外,在政府职能转型的基础上,建立自上而下的专门新型扶贫机构,统一管控和调度扶贫项目,避免多部门功能重叠,消耗扶贫合力｡

2.继续完善就业扶贫政策｡坚持实施脱贫户就业创业行动,对脱贫户建立动态追踪信息观察系统,准确掌握脱贫边缘群体的发展动态信息,并将其作为完善扶贫政策､改进扶贫工作的基础性依据｡设立就业扶贫机构以及相关基金会组织作为推动乡村就业的帮扶平台,尽其所能地引导与扶持具备创业潜力与资质的脱贫户实现自主创业｡以减税､奖励､智力支撑等多元化方式鼓励企业带动农户就业创业帮扶,规定在本地创收达到一定额度的企业长期帮扶带动一定比例贫困户稳定脱贫｡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企业进驻贫困地区带动乡村发展,鼓励人才回乡创业,多渠道完善就业扶贫政策,打牢贫困地区脱贫户及孵化产业发展根基｡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定脱贫必须构建完善､健全与均衡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为支撑｡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需要创新“一主多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所谓“一主”,即城乡社会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谓“多元”,即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础上,创新社会制度建设思路,通过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证脱贫边缘群体的当下与未来｡在“一主多元”制度建设中最大限度完善民族地区脱贫边缘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4.完善和健全金融扶贫制度｡完善和健全金融扶贫制度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招｡金融扶贫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与流动性弱的难题,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扶持贫困地区合作性金融发展,发挥其贴近农民､灵活多样的优势,创新金融扶贫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银行业机构通过“特惠贷”“深扶贷”等产品带动村民脱贫的机制｡

5.增强市场活力,完善市场运作机制｡继续加强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引导农户进入市场,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创新灵活利益机制,使农户分享扶贫收益,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创新制度建设,调度多方资源,增强市场活力,为乡村产业发展构建高效可靠的市场运作机制｡

(二)民族地区稳定脱贫致富与产业健康发展内部机制

1.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之间的气候､水文､历史等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依托现有的制度性与政策性红利以及地方性的自然资源与产业基础,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组建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组织,塑造地方经济品牌符号,创建文旅融合体系,推动地方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特色产业发展､产业扶贫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建立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

2.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在脱贫工作实施中,人力资本质量与产业发展脱节､等靠要的依赖意识给长效脱贫带来困境,因此在后期的脱贫工作中必须加强教育扶贫,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教育扶贫主要分为两部分,即成人教育､儿童教育｡加大对农村成人技术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使农户能够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尽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及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乡村产业发展的强劲人力资本;加大儿童教育扶贫力度,优化乡村教育资源,提高贫困地区儿童教育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教育脱贫的长效机制｡

3.大力推进乡村科技扶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离不开科技下乡的在地化成果转化与运用｡需要重点推进科技扶贫事业的发展进步,实行“科技入户工程”“科技入乡村产业工程”,促进当代科学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功能性转换,为乡村传统经济发展注入科技的动力势能,提高其发展的技术含量和发展质量,使农户转型为科技型的现代职业农民｡

4.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要与生态保护双向并重,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生态产业和绿色农业扶贫模式,调整人地关系,依托不同地区的自然生态结构与地理区位,发展地方性生态产业类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延伸支柱产业链,建立生态环境改善与资源持续利用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郭志杰,方兴来,杨世枚,等.对返贫现象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1990(4).

[2]河南省农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返贫问题及有效控制返贫的对策研究[J].调研世界,1999(12).

[3]李晓园,汤艳.返贫问题研究40年:脉络､特征与趋势[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6).

[4]曹红平.对湖分析[J].老区建设,1998(S1).

[5]张丽敏.扶贫攻坚中返贫问题的成因与对策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9(28).

[6]常齐杰.河北省Z县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9.

[7]苟颖萍,李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

[8]李海金,陈文华.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J].中州学刊,2019(12).

[9]齐义军,巩蓉蓉.内蒙古少数民族聚居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10]刘司可.推动湖北建立与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建议[J].决策与信息,2019(5).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宁夏自发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19BSH155);

文章来源:吴成斌,何粉霞.民族地区已脱贫边缘群体返贫及其化解机制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5,(02):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