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深刻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是五个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中国农业须按照习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提出的“绿色发展观”基本原则,发展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但是,由于传统命令性的农业管理模式和以增产为核心目标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面源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2015年以来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严重影响了乡村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近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各部委,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支持制度体系,希望借此扭转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

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化肥使用量零增长”政策,希望解决化肥过量施用问题,但近年全国化肥使用量一直维持在5900万吨左右,2017年农用化肥投入仍高达434.35kg/hm2,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225kg/hm2)的1.9倍1。当前农户滥用化肥行为并不能单单从经济角度解释,究其原因在于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还不足,导致绿色农业行为的推动政策不具备长效性。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建立以价值规律为核心,具有精准性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规范引导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通过生产端牵动生态端,平衡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户的经济利益,才能破解当前农业生态环境困境。

目前,国内外学者运用经济学经典理论,以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产权制度等社会环境因素为逻辑主线,研究农户生态或绿色化生产行为。一是基于农户及其家庭特征等内部因素研究农户的生态行为。如宋言奇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户的环境保护行为有所影响2。赵佳佳等学者利用OLS与Logit模型指出,农户风险态度中的模糊风险和损失风险是影响安全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3。Kumarilp认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户施药行为4。张云华通过构建相关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农户家庭人口、耕地特征、与涉农企业的联系等影响农户绿色施肥行为5。二是基于外部环境因素分析探讨农户生产行为的选择。马骥指出资金、机械、市场、时间会影响农户秸秆资源的有效利用6。陈欢指出政府宣传、农技培训等有效的外部信息传递可以实现农药施用的减量7。丁焕峰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实施禁烧政策,不同情境下农户选择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8。KaineG指出政府禁止使用高效农药、发放生物农药补贴、开展农药培训的措施可规范农户施药行为9。上述研究表明,农户的行为选择是综合考虑其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结果。

余威震等学者利用Logistic-ISM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差异的因素。行为与意愿之间的偏离是影响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关键10。在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数量庞大、差异显著的个体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千差万别,行为也具有动态易变性,制约了绿色农业发展。因此,本文依据意愿和认知的前期研究成果,并避免过去割裂意愿和行为的研究缺陷,遵循“意愿—行为”的逻辑一致性原则,在研究农户对绿色农业认知的影响因素体系前提下,对具有绿色农业发展意愿的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行为落实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实现“意愿与行为”的递进一致性,进而促进“三农”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生态行为与农户自觉行动的逻辑框架分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发展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但不同阶段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不一样的。在当前阶段,需要把握和树立生态文明观下的发展理念,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习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方法论,而这种发展思路和方法论在乡村振兴中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就在于微观行为主体农户绿色农业发展意愿和行为的把握和落实。所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观、价值观和财富观的指导下,深入探求微观行为主体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自觉性,激发农户的主体活力,分析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和行为就成为绿色发展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落地的现实问题。

(一)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内在逻辑分析

虽然理论界认为农户的绿色生态行为应该包括生活、生产等各个环节的绿色化行为,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发展阶段论,目前我国处于向“天人合一”阶段过渡的社会发展时期,“二元结构”体系仍存在于城乡之间,农户生活消费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远低于其生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农户绿色行为,应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用绿色化技术和措施,降低农业生产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维持、平衡当代和后代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与功能的有效供给,进而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绿色农业行为就是在有限不对称信息下,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农户独立决策的有限理性结果。一方面,农户发展绿色农业,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是中央政府、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博弈结果。首先,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掌握更多基层社会发展问题和资源信息的地方政府,会有冲动扭曲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在实施绿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地方政府目标为先的制度执行体系。其次,还存在农户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对于个体农户来说,无法把社会和环境收益纳入私人收益体系,因此,从理性行为人的角度而言,在绿色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农户具有强烈的冲动突破各级政府对其行为的约束,行为抉择上倾向于追求农产品的高产和短期效益,进而就会降低绿色农业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农户发展绿色农业、主动实施绿色行为是感性基础上的有限理性决策。根据行为经济学他涉偏好理论,农户首要考虑农户个体特征、自身社会地位等因素,其次才会考虑绿色农业行为带来的预期收益、成本和风险,还会考虑他人选择结果、面临的生产组织环境等一系列市场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会考虑社会公平等感性因素。

综上分析,农户发展绿色农业,自觉实施绿色农业行为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层次决策系统,意愿是否能够转化为主动性的行为取决于绿色农业认知视角下多元化的因素体系。基于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发展绿色农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引导和促进农民实施绿色农业。

(二)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研究假说提出

按照上述逻辑机理推导,构建激发农户发展绿色农业主体活力的研究假说体系:一是根据他涉偏好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农户行为决策是在个体意愿的基础上,考虑更宽范围决策依据的结果。二是影响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因素是一个由内部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组成的复杂体系,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和面临的风险环境因素,如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信息技术可得性变量、政策制度变量等。具体如下:

1.农户个体特征分析。

经济学自我利益最大化假设表明,追求理性决策的农户在主动实施绿色农业行为的过程中,一般会受到自身禀赋条件如性别、身份、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的影响,即农户有限理性的决策因素体系从不同路径和角度揭示农户决策取向。

(1)性别。

心理学的有关研究认为男性更愿意从公正角度出发接受新事物,但女性较保守,注重细节,这些心理层面的情感设定会影响农户的意愿和行为,因此,本研究假设男性对农户绿色农业认知及自觉性产生正向影响。

(2)农户身份。

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是综合农户个体理性与社会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通过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的引入可以改变农户的社会偏好。因此,假设村干部、党员身份会对绿色农业认知和发展绿色农业自觉性产生正向影响。

(3)年龄和健康程度。

年龄和健康程度上的差异会使劳动力存在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其在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辨析不同年龄层以及健康程度的农户对绿色农业的态度和行为,假设年龄、健康程度对认知具有一定影响,但关系不明晰。

(4)文化程度。

文化层次的高低会改变农户收集信息的成本、创新能力和创收能力,进而改变农户决策因素。通常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考虑经济因素以外的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因此,假定文化程度对农户绿色农业认知产生正向影响。

(5)关注环境。

农户的绿色化生产决策除受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关心社会公益事务情感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的假定下,农户对生活、生产环境的了解程度,将会进入农户个体决策框架中:农户越关注环境,可能就越会保护环境,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可能导致行为和意愿的悖离。因此,假设农户对环境关注会提高农户认知水平,但对是否主动采用绿色农业行为影响为中性。

2.家庭经营特征。

我国尚处于“大国小农”的农业发展阶段,个体农户会充分考虑家庭经营风险、预期收益等因素,以决定其是否发展绿色农业。而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不同风险预期条件下,农户发展绿色农业意愿和行为倾向是不同的。因此,家庭人口、耕地规模、土地流转以及兼业化程度等经营特征,将会改变个体农户的收益水平和收益的确定性,进而影响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行为。

(1）家庭人口。

如果一个家庭具有较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具有较多的农业劳动力,那么农户规避损失的能力就会大幅上升,发展绿色农业可能给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家庭资产的比重就会较低。因此,假设家庭从事农业的人口多会产生正向影响,会促使农户主动发展绿色农业。

(3）耕地规模。

较之耕地细碎化的农户来说,具有大规模的耕地会提高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使得农户预期收益上升且收益的确定效应较大。因此,假设耕地规模与农户发展绿色农业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3）土地流转。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会形成两种后果:一是失地农户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一是加入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在土地流转之后,农户的就业类型是单一且明晰的,城市就业利于农户农产品质量的消费升级和扩展其视野,而加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由于这些经营者具有发展适合规模经营的绿色农业动机和条件。因而本研究假设土地流转会对农户的绿色农业认知和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4）兼业化程度。

目前,我国农户收入来源复杂,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如果一个农村家庭兼业化程度高,其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领域,那么在当前农业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的情景下,农户发展绿色农业、采纳生态行为就会产生参照依赖——周边农户或农业从业者的绿色农业行为会影响他的决策,同时由于当前阶段发展传统农业,农户为了获得更稳定的农业收益,会进一步压制绿色农业意愿。因此,假设兼业化对农户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3.外部因素。

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将会塑造新的决策情境框架,改变农户的预期收益和预估损失水平,进而改变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和行为。根据博弈论中信息的差异化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分析,有限理性的农户行为会产生差异。为此,本研究从技术和信息的可得性、市场价格的变动性以及政府制度的稳定性等角度,分析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影响因素。

(1)信息、技术可得性。

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和对信息掌握得越充分,对其技术的可获得性就越高,农户就会克服理性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预期的确定性收益水平,即农户若明确知道自身能够获得超过传统农业的收益水平,就会自觉发展绿色农业。因此,假设信息、技术可得性与农户意愿成正比,掌握信息和有机肥的施用技术能够促进农户主动发展绿色农业。

(2)农产品的质量意识。

农产品质量品质的市场需求,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分析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意识,将会利于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以及农户的预期收益。因此,假设农产品的质量意识对农户绿色农业的认知以及对农户发展绿色农业有正向影响。

(3)农业支持体系的实施情况。

目前,政府对绿色农业发展支持政策,以及对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都会影响农户对发展绿色农业收益和成本的判断。本研究假设补贴、技术支持等政策实施会提高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同,促使农户发展绿色农业。

二、激发农户自觉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特征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和最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人口众多,其经济总量虽位居全国前列,但人均GDP处于我国中等位置,即河南农业较发达但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选取河南省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为进一步保证样本的均匀性和代表性,2018年暑期笔者对河南省18个地市进行全省综合性农业调研,调研对象是随机抽样。然后在所有问卷数据整理后,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按照河南省18个地市(包括济源),并结合人口数量,从2万份问卷中随机抽取了3303份问卷,符合统计推断的随机性要求。实地调研数据显示:

第一,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度有限。通过实地调研显示,受访者年龄普遍在30～50岁,占61.85%,其中4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较高,达到65.03%;与此相对应的是受访者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占到69.76%,高中以下占到95.24%,基本处于义务教育水平,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同时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健康水平处于中等以上的占到93.39%,适宜从事劳动工作。这种乡村农业劳动主体的基本特征,构成了目前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认知基础和素质能力,即能够接触和初步了解绿色行为或相关的生产行为概念,但深度认知基本无法企及。

第二,就环境认知领域而言,农户对其生活和生产环境满意度基本属于一般程度,并且认为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人数占比高达88.88%,同时重视农产品质量问题的人数占比达97.15%,而不使用化肥和农业无害化处理的人数占比分别为11.18%和26.18%,其他绿色农业行为占比则更低。这表明绿色农业虽然已获得绝大多数农户认同和理解,但是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户占比却很低,即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存在事实上的悖离。

(二)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证分析

第一,模型设定和计量检验。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和文献分析,设计了农户绿色农业认知模型(模型一)和基于绿色农业认知视角下农户绿色行为实施模型(模型二)。

1.获取农户的认知自觉,是激发农户主体行为自觉性的基础和前提。鉴于当前理论界对绿色农业的内涵和特征缺乏完整统一的认识,所以选择以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进步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即相较于本世纪初和2010年左右农业发展水平,农户对当前农业的绿色化程度作出的五量级评价为被解释变量。根据美国学者班杜拉的三元交互论,即人、行为和环境之间存在两两之间的交互决定关系,行为主体特征诱发决定环境,环境激发人的认知,进而决定人的行为,所以按照行为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结合当前农户行为现实,实证研究农户绿色农业认知和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以及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即农户绿色农业认知模型(模型一)。

2.激发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自觉性的逻辑分析。将农户的主体自觉融入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过程:在明晰发展绿色农业、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下,根据绿色农业的发展任务和内容,寻求和定位分析农户这一行为主体自觉性的行动策略。因此以模型一中农户的绿色农业认知为基础,以农户当前实施的具体绿色农业行为作为核心观察对象,以农户绿色农业认知为解释变量,以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和外部因素为控制变量,构建基于绿色农业认知视角下农户绿色行为实施模型(模型二)。

3.根据上述分析,影响农户绿色农业认知及发展绿色农业行为的随机因素众多,为更好地分析随机因素作用,本研究设计的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模型1

X1i、X2i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向量;n为变量个数;α,β为方程系数;ui,vi为残差项,分布均服从古典假设。Z∗i是农户绿色农业认知的潜在指示变量,当Z∗i>0,则Zi=1,表示第i个农户愿意进行绿色农业生产。若Zi≦0时,则Zi=0,表示该农户不愿意进行绿色农业生产。Y∗i为绿色农业生产的潜在变量,当Z∗i>0,且仅当Zi=1时,则Yi=Y∗i,Yi为第i个农户行为。

4.计量检验。运用stata15.1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有序logit模型和logistic回归估计,结果显示wald检验分别为796.56和246.97,在5%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所以模型总体设计是合理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绿色农业认知模型回归结果

表2:绿色农业行为实施模型回归结果

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对模型一农户绿色农业认知来说,通过显著性检验(5%、10%)的解释变量是农户对环境满意度的认知,以及性别、社会地位、政治身份、耕地面积、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质量意识、支持体系建设。对模型二农户实施绿色行为情况进行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5%)的解释变量是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水平,以及性别、社会地位、政治身份、耕地面积、土地流转、兼业化程度、非农技术培训、质量意识、支持体系建设等。因此根据运行结果分析如下:

第一,就农户个体特征而言,在绿色农业认知方面和具体实施绿色农业行为上,性别和社会地位、政治身份都会产生影响。在对绿色农业认知方面,性别的作用方向为正,充分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中,男性仍居主动地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决定了男性对绿色农业认知水平的判断更多来自于外界知识和判断,所以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对目前绿色农业的评判会更客观,了解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就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而言,由于现阶段细碎化的家庭经营模式导致绿色农业效益不及传统模式下的农业生产效益,因此为保障家庭收益水平,男性采纳运用绿色农业行为要低于其认知水平,符合有限理性经纪人的假设。在社会地位上,两阶段显示的方向均为正,表明村干部身份有利于提高农户绿色农业认知水平和实际采纳绿色行为,究其原因在于,村干部的身份会改变农户的社会偏好,提高其接受理解新事物的能力,并且在实际运用绿色农业行为的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其示范带动作用,所以更愿意充分去认知绿色农业,并积极采纳绿色农业行为,这与预期保持一致。同时,政治身份有利于提高农户应用绿色农业行为,但对绿色农业的认知了解水平低于行为发生率。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普及,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包括党员对绿色农业等外界新兴事物的好奇心和认知能力,所以有利于帮助党员身份的农户对绿色农业进行判断和分析,但是由于当前农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基本处于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农村党员也不例外,就导致其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和理解仍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这种较低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党员对绿色农业认知水平的影响程度与普通农户区别不大。

对环境满意度的关注和评价在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上存在不可动摇的影响力,这充分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农户对生活生产环境越来越关注,在决策过程中会充分考虑社会公益事务,因此在当前我国进入小康奋战阶段,农户对生活、生产环境的了解程度越高,就越会提高其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和行为。这与预期保持了一致。

年龄、健康状况在农户对绿色农业认知和行为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不是决定农户是否了解绿色农业、愿意实际推动绿色农业的影响因素。即健康与否、年龄上的差异,不会对农户发展绿色农业产生影响,因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主体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口,基本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外出打工经验,这些经历丰富了这批劳动力的思想,提高了其对农业生产和环境认知的基本素养,以及接受外界新事物的能力,同时样本特征显示受访者年龄和健康状况差别不大,过于集中,所以这与预期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无法验证其对绿色农业发展的态度和行为。此外,文化程度也没有获得实证印证,具体原因在于目前农民的文化程度基本处于初中水平,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较小,无法体现该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

第二,就家庭经营特征而言,耕地面积会对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和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原因在于,耕地面积越大,农户规模经营效益就越高,因此在耕地面积较大的前提下,农户抗风险能力越强,发展和从事绿色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就越高,所以农户愿意发展和主动实施绿色农业行为。但是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绿色农业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就农户绿色农业认知而言,兼业化程度不影响农户对当前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和自身意愿的主观判断,即农户主要收入是来自于农业还是非农业,不影响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和分析。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兼业化程度会产生影响,即非农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缺乏主动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和行为,原因在于兼业化会导致该类农户产生技术、发展路径依赖,在周边缺乏发展绿色农业的实际环境中,这类农户也不会主动采取行为去发展绿色农业。

土地流转会提高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和判断水平,提高发展绿色农业的主动性。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流入方基本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提高自身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普遍种养绿色农产品,发展具有高市场竞争力的“地理标志”性绿色农产品,而作为流出方的农户要么进入城市,进一步接受了环境保护理念,要么进入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绿色农业生产,所以土地流转比例决定了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以及发展绿色农业的主动性。

家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没有获得实证印证,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基本为农村核心劳动力,尤其是对四五十岁的劳动力来说,农业生产是其副业,家庭收益更倾向于其他领域,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是不稳定的和周期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每家农户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时间长度差异不大,所以对因变量缺乏影响力。

第三,就外部经营因素而言,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易得性,与农户绿色农业的认知和发展绿色农业的主动性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农业培训与指导能够提高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但是会降低农户实施绿色农业的行为发生,而非农技术培训虽然不能够提高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但利于农户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这充分说明,随着农业技术培训的不断拓展,农户对绿色农业的信息和技术掌握得越来越充分,进而就能够帮助农户在主动发展绿色农业的决策过程中,更容易清晰判断自身收益水平和面临的风险,但由于现阶段农产品“柠檬”市场的存在,农户主动实施绿色农业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非农培训在于帮助农户转移就业领域,不能增加农户的绿色农业知识,但利于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培训虽然不会提高农户的绿色农业认知水平,但利于农户实施绿色农业行为。

质量意识、政策类的支持,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产生保持一致,究其原因在于农户作为消费者,了解和掌握现阶段的消费习惯和农产品品质要求,为满足市场需求,农户就愿意了解绿色农业知识。同时,政府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能够满足农户发展绿色农业所需的技术、信息和资金支持,拓展了农户认知绿色农业的官方可信任渠道,有利于农户开展绿色农业项目。但由于现阶段发展绿色农业成本仍高于普通传统农业,收益差异不大,加之政府支持体系的精准性和到位率不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实社会中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主动性。

总之,就农户实施绿色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而言,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水平会极大提高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可能性和主动性。这充分说明,随着农户对绿色农业的了解和熟悉,其发展绿色农业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幅降低,且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判断和评价将会利于农户采纳绿色行为,发展绿色农业。

通过实证对理论逻辑框架的验证,将农户的自觉性融入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绿色农业发展战略的目标导向和任务分配,明晰定位农户主体行动策略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影响因素的深度应用,激发农户自觉实施绿色农业行为,培育和形成农户自觉性行为的可持续性。

三、激励农户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策略分析

(一)结论

通过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意愿与行为的理论与实证探析,发现目前农户虽然对绿色农业存在一定的认知和判断,但是由于一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农户实际采纳实施绿色农业的行为仍未达到政府希望的理想水平。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影响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判断和采纳具体绿色行为的因素不完全一致,且存在程度差异。尽管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发展绿色农业,但是受限于当前的社会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群众虽然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有提高,但与绿色产品标准仍存在差距,而且在当前“大国小农”的国情下,土地的细碎化难以满足绿色农业发展的规模要求。因此,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有限信息下,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采纳绿色农业行为的比例仍不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以及发展意愿和行为的不一致性。

第二,农户对环境的关注度以及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意识,将会对农户是否进行绿色农业生产产生决定性影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农业供给侧进行不断革新和进步,同时也将提高农户作为农产品的供应者的产品质量意识。

(二)加速农户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培育策略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适应国内外复杂形势变化对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此,需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论,对“三农”的核心主体农民精准施策、夯实农业基础,激发乡村振兴的发展活力。

第一,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政府多维度引领和充实农业绿色发展内容。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政府对绿色农业发展的需求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政府必须承担科学引领绿色农业发展的动力基础工作,丰富提高对绿色农业发展的支持范围和力度。(1)教育支撑。加强文化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提高农户的素养和知识水平,为绿色农业信息和技术的推广创造教育基础。(2)政策支持。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绿色农业技术的革新,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做基础性的农业科研或应用性的农技推广工作,因而,建立完善的农技领域科技人才支撑政策,激发绿色农业发展动能,以引领农业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第二,激发农户主动参与绿色农业的意识和行为。(1)意识驱动。逐步优化农户行为选择的决策情境,不断提升人民产品质量意识,促使农户主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实现绿色农业发展落地落实。(2)示范带动。推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帮助农户进一步转变意识,主动参与绿色农业发展。

第三,强化规范农户与社会各类组织的合作,建立共赢的“三农”技术培训推广体系。通过厘清“三农”技术革新领域各类组织的功能定位,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宣传和组织作用,引导和解决农户对绿色农业认知的障碍和困难,在此前提下,鼓励社会异质性成员积极参与绿色农业发展信息和技术推广,推动农业投入品、智慧农业等领域绿色自主创新技术的低成本应用和发展,实现绿色农业收益的稳定增长。

总之,根据习总书记指出的,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为此在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优化政府发展绿色农业的统筹规划理念和制度创新,在为绿色农业发展创造良好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各类组织与政府、农户建立绿色农业发展的合作共赢体系,激发、培育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首创精神和心理自觉性,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反馈工作体系,实现农户和政府的良性互动,降低绿色农业发展的交易成本,落实习总书记“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在乡村振兴中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三农”可持续发展。

注释：

1.张永强,蒲晨曦,等:《化肥投入效率测度及归因:来自20个玉米生产省份的面板证据》,《资源科学》,2018年第7期｡

2.宋言奇:《发达地区农民环境意识调查分析:以苏州市714个样本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期｡

3.赵佳佳,刘天军,等:《风险态度影响苹果安全生产行为吗——基于苹果主产区的农户实验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4期｡

5.张云华,彭超,等:《氮元素施用与农户粮食生产效率: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6.马骥:《我国农户秸秆就地焚烧的原因:成本收益比较与约束条件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2期｡

7.陈欢,周宏,等:《信息传递对农户施药行为及水稻产量的影响: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12期｡

8.丁焕峰,孙小哲:《禁烧政策真的有效吗——基于农户与政府秸秆露天焚烧问题的演化博弈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10期｡

10.余威震,罗小锋,等:《绿色认知视角下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资源科学》,2017年第8期｡

栗滢超,刘向华.乡村振兴下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影响因素探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04):36-43.

基金: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流转农地生态风险评价与防控机制研究”(2018GGJS034)阶段性成果;2019年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研究”(192400410078)阶段性成果